（一）
常言道，人人心中皆有一把正義的尺度，此尺度即為內心的正義感。正義感就如同是一種與生俱來的道德情感，憑此，人們可辨別世間之黑白對錯，是非善惡，甚至於法律之良莠。法律只有與正義感相契合，方為正義之法律。
法律之實效來源於人們自覺自願地遵守，發自內心地信仰。一部法律即使再完美，如果得不到遵守，亦如同一紙空文。
人們之所以能夠自覺自願地遵守法律，信仰法律，恰恰是因為法律與民眾心中之正義感相契合。於民眾而言，法律不僅僅是外在的行為規範，更是內心的道德準則。人們不是受強迫而服從法律，而是自覺自願地與法律保持一致，因為法律不過是人們心中正義感之自然流露。
正義感先於法律而存在，正義感先驗地存在於人們心中。以分蛋糕為例：一位母親給7週歲到11週歲的4個孩子分蛋糕，分給老大和老二的蛋糕分量恰好相同，老大老二都很滿意。然而，在分第三塊蛋糕時，由於不小心，將蛋糕切得太大了，老三內心竊喜。這時，老大和老二提出抗議，認為他們吃了虧，要求母親分給他們的蛋糕應當和老三一樣大。母親已經失去了公正性，在切第四塊蛋糕時切得更小了，老四立刻提出抗議，其他3個孩子也抗議老四分得的份額太小。是什麼令孩子們情緒波動，提出抗議的呢？是他們心中存在著的那種要求公平對待的正義感。這種正義感不是孩子們後天習得的，而是在受到了不公平對待後心中油然而生的。正義感先驗地存在於孩子們的心中。
（二）
正義感被視為是一種超越法律的情感，此種情感類似於人的良心，被認為是用來評判世間是非的最終依靠之物。法律或有不善，但正義感永遠正確。
正義感作為一種主觀的情感，正如馬克思·韋伯所說的，“正因為主要是情感作用，‘正義感’幾乎不足以保持一個穩定的規範體系，毋寧說它構成了非理性裁判的諸多來源之一。”
羅斯科·龐德認為：“每個人的良心是緊要關頭時對是非的最後仲裁者。可是由於所有的人的良心並不都是開明的，所以法律才適於促使人們去考慮，告訴他們其他人對這一點和那一點是怎樣考慮的，並對那些在自己的良心上猶豫不定的人提供指導。”
由於人的良心或正義感都是主觀的，甚至是超越法律的，所以也是難以確定、晦暗不明。正義感雖然永遠正確，良心雖然是緊要關頭判斷是非的最終仲裁者，但是，卻無法給人們的行為提供一個完整的規範體系。
法律，作為調控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手段，不能抹殺掉了人們心中的正義情感，法律規定的內容不能違揹人的良知。當人們內心的正義情感借法律條文外化成具體的行為規範時，法律即為具體化之正義。
（三）
法官在裁判案件時，嚴格依法作出的裁判，一般而言，即是公正的裁判，也是符合正義感的判決。依法裁判是法官的法律義務，法官不得將自己的主觀情感凌駕於法律之上，不得以個人的價值判斷來取代法律的規定。然而，法官在裁判案件時，亦會受到個人正義感的影響，有時甚至在正義感的觸動下來進行審判。
法官在對案件作出裁判前，會受到自己的價值觀念、教育背景、個人喜好、知識結構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影響直接決定著法官思維和裁判結果的作出。法官的正義情感亦常常與個人所具有的偏好彼此交織在一起。
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可能會因為個人的各種主觀偏見、喜怒、愛惡而對個別證人、律師或當事人表示同情或者憎惡。彼得斯法官說，“偏見，它可以被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所左右和控制——比如說牙痛、風溼痛、中風、消化不良，甚或可以是通常用來防治消化不良症的一切措施。”彼得斯法官強調：“多麼可笑啊，當瑣事可能影響到法律的可靠實施的時候，它們就不再是瑣事了。”
法官的裁判結果並非是純粹邏輯推理的產物，法官亦非邏輯的機器，只需機械地將某條明確的法律規則（不存在任何感覺）適用於特定“事實”（不存在任何疑點）。法官的正義感，雖然促使法官將正義之實現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但是，法官與生俱來的各種偏見、前見也影響著裁判結果的作出，偏見、前見與正義感，都是法官內心中的一種主觀情感，它們往往不可分割地混雜在一起。
法官也是人，也具有普通人的情感、利益、偏好，法官的偏見、前見不可避免，且構成了法官裁判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思維部分。法官的各種主觀情感影響著裁判結果的作出。
如果說正義感是不會犯錯的，那麼各種偏見卻可能使正義感誤入歧途。正確的做法就是，承認各種偏見的存在，並將其約束在合理的範圍之內，不讓它們影響到法官公正判決的作出。正如弗蘭克法官所說：“坦白地承認這種偏見的存在，這是一種智慧。有良知的法官將會盡可能地使自己意識到其人格中的各種偏見，並依靠這種自知之明來抵消它們的影響。……意識的陽光對偏見有一種殺菌的效果。坦率地承認自己是一個人，依靠自知之明，法官就可以並且肯定能夠防止這類偏見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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