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能二戰後崛起，併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超級大國，得益該國的政策和蘇聯人精神。但蘇聯政權到了戈爾巴喬夫手裡，蘇聯自豪感沒了，蘇聯人曾經引以為傲的輝煌被戈爾喬夫毀掉了。而毀掉蘇聯人自信恰恰就是戈爾巴喬夫所謂的“新思維”改革。

矛盾累積

任何一個國家的改革都是經過頂層設計，慎重實施的，而目標只有一個：國家向好。而蘇聯為什麼要改革？主要還是勃列日涅夫執政所造成僵化而引發的。

勃列日涅夫是一員“福將”，之所以稱他是福將，主要因為他當領導人，沾了大光。在前兩任領導帶領下，他得到蘇聯累積發展的結果。

蘇聯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時，也就是勃列日涅夫執政中後期，蘇聯到了最為強盛時期，可以稱此階段為蘇聯盛世。當時的蘇聯社會穩定，發展速度很快，不僅在經濟速度超越了美國，甚至與美國的經濟縮小差距。而軍事方面更與美國不相上下，甚至有超越美國之勢。

勃列日涅夫正是“躺著”讓蘇聯進入盛世時代，蘇聯龐大石油資源，讓蘇聯很富有，勃列日涅及蘇聯領導層，卻出現了懈怠，甚至不思進取，認為蘇聯已經無憂了。於是蘇聯出現幹部老化，思想僵化，領導腐化的嚴重問題，已經起起蘇聯民眾的不滿。

蘇聯盛世使蘇聯發展停滯了，人心散了。什麼“無私奉獻”、“為國奮鬥”等蘇聯精神也在淡化，官僚機構官僚主義比較嚴重，官員沒有責任感，散漫懈怠，蘇聯內部已經失去了發展的動力，就連經濟增速也在此後降了下來。

對於蘇聯現狀，勃列日涅夫並沒有意識到，而是依然我行我素，甚至打獵喝酒享受。當時蘇聯人對勃列日涅夫很不滿，經常用一些笑話取笑他。

比如，一名外國記者到蘇聯一個工廠車間參謀，當時廠房高大，機器聲音嘈雜，一派繁忙的生產景象。記者問機床工人收入多少，工人說25盧布，記者很奇怪如此少工資怎麼生活呢？工人笑著說，上面象徵性的發，我們象徵性的幹。可見民眾與蘇聯權貴們已經貌合神離。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終於病逝，接任人的是蘇聯克格勃負責人安德羅波夫，此人被認為是一個很有能力的領導人，他接任後，徵求蘇聯群眾對改變現狀的意見，採取打擊腐敗的措施，並加強幹部隊伍建設，還要求有關部門拿出經濟改革方案。

但安德波夫卻只執政一年也因病去世了。隨後蘇聯“病人”契爾年科繼位，但契爾年科就是病殃子，這也是蘇聯折衷的辦法。契爾年科1985年3月就去世了，之後在選舉中，選中了只有54歲的戈爾巴喬夫。

年輕的戈爾巴喬夫成為蘇聯領導人後，的確給蘇聯人帶來一種新希望，無論其形象還是其履歷，蘇聯認為戈爾巴喬夫一定會蘇聯人帶出這種僵化的體制。

加速戰略

戈爾巴喬夫上任後，先從禁酒開始，小試牛刀，但沒想到禁酒並不順利，還遭到一些人的反對。當時蘇共認為戈爾巴喬夫的禁酒令，讓蘇聯經濟倒退。其實這個小改革已經釋放出一種信號，蘇聯急需改革，但需要慢慢來，要在綜合衡量的基礎上才能實施。不過戈爾巴喬夫等不急了。

在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會上提出經濟社會發展的“加速戰略”，這個改革措施，主要是在蘇聯工業發展上，實現蘇聯工業快速增長，用工業增長帶動其他行業。但這項改革，卻沒周密部署，不考慮成本，只考慮增長的速度，又回到勃列日涅夫發展重工來的老路上。

戈爾巴喬夫的“加速戰略”失敗後，他的改革“新思維”也慢慢成型，他在6年內提出了“改革”、“公開性”、“民主化”、“多元化”的改革目標，甚至提出與西方價值觀相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說法。

隨後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多元化”開始氾濫，他甚至把“民主化”、“多黨制”作為政治改革的目標，對西方國家妥協退讓，這就是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但他的新思維卻把蘇聯人的思想搞亂，社會出現動亂，民族矛盾突出，最後蘇聯丟掉了執政權而走向解體。

本來戈爾巴喬夫“加速戰略”可以慢慢實施，但戈爾巴喬夫太著急了，他於第二年在蘇共全會再次提出了“蘇聯經濟社會發展方針”，能看出戈爾巴喬夫等人急於求成的心態，喜歡制定宏大的目標和規劃，卻沒有進行艱苦細緻和實實在在的改革，幾年後隨著改革引發的內部鬥爭，這些最初制定的目標都成一紙空文。

在農業領域，戈爾巴喬夫曾試圖進行租賃或者承包，1987年，蘇聯允許個體農場經營合法化，並通過《關於根本改革經濟管理的基本原則》。還通過了《國營企業法》，1987年底，蘇聯還出臺關於計劃、價格、財政、金融、信貸、技術、經貿等改革文件，這些文件初衷是權力下放，讓企業自負盈虧、自治企業、自籌資料，自行核算。

1988年5月，蘇聯通過了《合作社法》，1989年又通過《租賃法》，但這些改革措施有頭無尾，因為戈爾巴喬夫重心已經放在政治領域改革，經濟領域出現放任自流的做法，這就導致蘇聯經濟出現問題，管理上失控，商品緊缺，還導致了盧布貶值和通貨膨脹。

戈爾巴喬夫學的是法律專業，雖然在地方工作略懂些農業，但對整個國家的經濟來說，他是“門外漢”。不過戈爾巴喬夫有過人之處，他能說會道，特別是政治方面的，但光說不練就成了空談。而且戈爾巴喬夫執政沒有什麼風格，有人說他飄忽不定，忽左忽右，甚至捨本求末。在國家治理上沒有管理技巧，甚至哪裡出問題就治哪裡，就如前文我們所說，戈爾巴喬夫上任之初進行的禁灑改革，實際就是一個例子，因此這項政策不得人心，蘇聯人哪能離了酒，造成的財政損失很大。

戈爾巴喬夫喜歡面對鏡頭展現自己，在他眼裡，他認為只要各方面利益照顧到了，一切都能做到。就如雷日科夫在其回憶錄中這樣評價戈爾巴喬夫：“在一個月前講要優先發展機械製造業，現在又突然冒出了一連串兒需要優先發展的部門……短短的幾個月，國民經濟優先發展方向的清單不知填寫過多少次。”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經濟學部成員奧·季·博戈莫洛夫也曾經歷過戈爾巴喬夫時代，他說：“當時我已經提出了改革不能從各行各業同時開始，總得有個起點。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經驗對我們有啟示意義。首先應該把市場機制引進到農村和城市關係中，把農村和城市的經驗結合起來。但戈爾巴喬夫聽不進不同意見，當時蘇聯急躁冒進的思想已經在領導層佔了有利地位。”

戈爾巴喬夫執政第二年，蘇聯制定的計劃和指標就沒有按時完成，比如計劃1986年到1990年讓國民收入年增長3.5－4%的目標泡湯了。1986年至1988年僅增長2.8%，低於改革前速度，不升反降。但戈爾巴喬夫不找自身原因，卻把經濟改革目標沒實現的原因歸結在政治體制上來。但經濟改革現狀也為隨後而來的激進自由化改革埋下隱患。

推卸責任

由蘇聯經濟改革沒有成功，導致老問題沒解決，大量新問題出現，而消費市場供應出現短缺，為了保持住自己的支持率和形象，戈爾巴喬夫隨即又把改革的放在政治上。戈爾巴喬夫很聰明，他把經濟改革不成功的責任推到政治領域，認為經濟改革不力，就是蘇共內部保守力量強大。這就給他進一步推進新思維、民主化、多元化找到了藉口。

1988年6月，蘇聯召開會議，正式確定了全面進行政治改革的任務，這才拉開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大幕。但會上有很多代表提出應該解決當前日益緊迫的經濟形勢，但戈爾巴喬夫不聽，他堅持認為，政治問題不解決，經濟改革必將失敗。據此，戈爾巴喬夫還把赫魯曉夫當年改革的事拿來說話，戈爾巴喬夫認為六十年代赫魯曉夫經濟改革半途而廢，原因就是官僚體制上，是官僚保持扼殺了改革。

戈爾巴喬夫說法得到改革派的認可。對於蘇聯出現的變化，就連西方國家都認為，戈爾巴喬夫戰勝了保持力量。但問題實質卻是戈爾巴喬夫想避開難辦的經濟改革，而選擇政治改革，藉此把一批不聽話官員清除。戈爾巴喬夫還想通過政治改革，換取西方的支持。但戈爾巴喬夫卻不清楚，政治改革比經濟改革還要難，甚至是一顆定時炸彈，一碰就再無回頭之路。

對於戈爾巴喬夫改革，蘇聯甚至進行激烈的鬥爭，主要是計劃與市場，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等問題爭執，但社會主義公有制受到猛烈的抨擊，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潮開始成為蘇聯社會的主流輿論。

一些人利用戈爾巴喬夫經濟改革的混亂，而掘得第一桶金成為暴富者，他們當然不希望失去既得的利益，因此在此期間對蘇聯自由化市場經濟進行推波助瀾，然後把自己竊取的財富合法化。當時蘇聯掌握國有資產的官僚集團的管理更是急切盼望蘇聯實施自由化市場經濟，然後他們可以藉機把國有資產納為己有。

倒向西方

一時間蘇聯國內湧現出自由化市場的呼聲，對於這個浪潮，戈爾巴喬夫先是反對，後來觀望，然後又在裡面“和稀泥”。到了1989年2月，戈爾巴喬夫說：“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主張在社會主義所有制基礎上發揮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潛力。”他又認為“關心社會主義，相信社會主義，忠於這一制度，不接受私有制，不接受人壓迫人的制度，因為所有這些寶貴的東西都與整整幾代蘇聯人血肉相連。”

不要以為戈爾巴喬夫捍衛國有經濟，其實他只是做表面文章，到了1990年8月戈爾巴喬夫就變味了，他認為以公有制束縛了人的勞動積極性為由，他甚至攻擊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是“經濟壟斷”，他認為改革“主要而又刻不容緩的任務”是取消公有制的“壟斷地位”。他主張在蘇聯推行公有企業非國有化、私有化。他認為計劃經濟沒有效率，以此為藉口，主張完全放棄國家宏觀調控。

為了把經濟私有化改革與他的政治改革合拍，戈爾巴喬夫領導層大力摧毀社會主義公有制，出臺了快速實現西方私有化的各項政策。

到了1989年，蘇聯經濟已經嚴重惡化，過高的通貨膨脹，高昂的物價，而且國內民眾失業率高，經濟面臨崩潰。即使蘇聯經濟惡化到如此程度，蘇聯高層還依然圍繞如何改，怎麼改的問題爭論不休，沒人真正關心民眾的生活。雷日科夫認為應該逐步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他曾說：“我們建議漸進地推行市場經濟。我們研究過中國的改革，希望我們也能逐步地推進。我計算後認為，這至少需要8年時間。”

對於雷日科夫的建議，戈爾巴喬夫並沒有理會，因為此時另一套方案已經出爐，這就是沙塔林的“500天計劃”，這套方案是戈爾巴喬夫主導的，後來亞夫林斯基和葉利欽提出修改意見。這個方案就是要與雷日科夫的方案進行對抗。

沙塔林的“500天計劃”主張在大規模私有化基礎上，從1990年11月1日至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內，分四個階段將蘇聯計劃經濟迅速過渡到市場經濟。這就是經濟學家運用醫學術語所稱的“休克療法”。這份方案還摻雜了西方經濟學家的意見以及美國情報部門。

當時西方國家承諾，只要蘇聯“500天計劃”成功後，將向蘇聯提供上千億美元的援助，逼著蘇聯進行激進的市場改革，實際上就是上蘇聯全面放開市場，讓蘇聯國有資產在私有化。這是一個釜底抽薪的損招。

1990年，蘇聯高層與葉利欽圍繞用哪種經濟改革方案進行爭論，最後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達成原則協議，戈爾巴喬夫願意以“500天計劃”讓蘇聯快速向市場經濟過渡。

但雷日科夫反對“500天計劃”，認為這是全盤西化和私有化，對蘇聯不利。但此時戈爾巴喬夫不可能聽他的。

民眾返貧

1990年10月1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了由戈爾巴喬夫主持起草的《穩定國民經濟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這是一個蘇聯改革方案，也結束了蘇聯半年多的改革這爭。戈爾巴喬夫這份綱領性的方案，也是吸收了雷日科夫和沙塔林的方案，但大都用了沙塔林全面私有化的內容。目的還是推私有化。戈爾巴喬夫曾說：“必須向經濟非壟斷化、非國有化和私有化大踏步前進”。經濟改革方案的爭執後來轉化為政治鬥爭，私有化就加快了進程。

蘇聯自戈爾巴喬夫新思維改革後，其經濟形勢就開始惡化，經濟增長每月都在下降，到了1990年，甚至第一次出現負增長，1990至1991年，經濟下降達9.5%，而到1991年下降達到15%。經濟惡化的結果傳導民眾，使民眾生活困難。1991年蘇聯消費品零售價比1990增長了1.4倍。黑市價格超過了零售價的9倍。

其實從1989年，蘇聯的財政收入、社會勞動生產率、工業產品產量及消費產量的計劃就沒有完成，1990年，戈爾巴喬夫在會議承認：“消費市場的情況極為困難，經濟關係嚴重失調，交通運輸混亂，國家紀律顯著鬆弛，圍繞著所有權、自主權和職權範圍劃分問題的政治衝突有時具有極其尖銳的性質，犯罪持續增加——所有這一切都證明，目前危機仍在繼續深化……”

1990年前10個月，國民收入、工業產值和社會勞動生產率比1989年同期下降3%、0.8%、2%，經濟形勢惡化導致全國各地商店貨架是空的，民眾表示不滿。1989年，蘇聯甚至有500家企業舉行了罷工。

戈爾巴喬夫以為經濟改革中西方七國集團會援助，但西方國家援助是有條件，就是需要戈爾巴喬夫進行政治改革，而且經濟改革要符合西方要求，戈爾巴喬夫都答應了，在戈爾巴喬夫執政的6年裡，蘇聯外債從130億美元，增加到1130美元，接近10倍。

戈爾巴喬夫乞求七國集團進行經援，但西方國家找各種理由就是不給蘇聯貸款和資金支持。1991年在蘇聯解體前最糟糕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又懇請美英德等西方國進行緊急貸款和援助，但西方國以蘇聯國內政局不穩拒絕了戈爾巴喬夫。

當時有媒體稱：“戈爾巴喬夫時代給民眾印象，第一是蘇聯作為超級大國已經解體，第二是過高的通貨膨脹，讓80%人成為貧困者，百萬貧困的民眾流落街頭。”

普希金語言學院副教授德·尼·法捷耶夫回憶蘇聯解體自己經歷：“1990年、1991年開始發行各式各樣的票證，有藍色的、粉色的。當時我還小，記得排了大半天的長隊。結果輪到我的時候，前邊的婦女把最後半公斤香腸買走了，到我這兒什麼也沒有。我不停地哭，哭完以後，我發誓再也不去商店了。”

1991年12月，葉利欽與烏克蘭、白俄羅斯領導人在別洛韋日開會，簽署一份協議，宣佈蘇聯解體。這次會議召開前，外界以為戈爾巴喬夫不知情，其實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已經達成交易。因此當別洛韋日協議簽署後，葉利欽給戈爾巴喬夫打電話，戈爾巴喬夫依然要自己的待遇。

1991年12月25日，蘇聯宣告正式解體，那面鐮刀斧頭的國旗降下併成為歷史一幕。當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交接完後，回到辦公室取個人物品，辦公室主人已經成為葉利欽。何等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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