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前後，蘇聯在軍事理論戰線上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錯誤軍事理論的鬥爭。批判的對象之一，是蘇聯前工農紅軍總部參謀長、伏龍芝軍事學院教授斯韋欽。批判的重點問題，是他在《戰略學》一書中關於消耗戰略的論述。結果引發一些舊軍官出身的軍事專家和教授被逮捕，斯韋欽遭到流放。只是一個單純的軍事理論，怎麼會引發如此規模的震動呢？
1926年初，伏龍芝軍事學院組織了一個“殲滅戰略和消耗戰略”的辯論會。同年，斯韋欽的《戰略學》一書出版，書中他認為，“把殲滅和消耗理解為武裝鬥爭同時並存的兩個因素，是錯誤的。”因此辯論中很多人認為斯韋欽理論是在一場戰爭中不可能同時採取消耗戰略和殲滅戰略。也有的認為他反對所有的殲滅性作戰。。經過這次辯論，斯韋欽對《戰略學》一書作了修改，於1927年出了第二版。其中分別論述了殲滅戰略和消耗戰略的問題。
問題本來告一段落，但在1929年蘇聯出現了肅反擴大化的傾向。一些舊軍官出身的軍事專家和教授被逮捕，斯韋欽也牽連在內，遭到流放。雖然不久得到平反，但外界對斯韋欽的批判不但沒有停止，而且調子越來越高。有的把他關於消耗戰略的論述斥責為軍事科學戰線上的反動理論；有的則咒罵斯韋欽是披著蘇維埃戰略家偽裝的階級敵人。
實際上，消耗戰略不是斯韋欽的發明。最早在蘇聯提出這一理論的，就是伏龍芝本人。在1924年他指出：“當裝備優良的敵對雙方發生衝突時，一次突擊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戰爭將是一場長期的、殘酷的競賽，交戰雙方的全部經濟和政治基礎都要在這一場競賽中受到考驗。用戰略的字眼來說，這就是閃電式的、實施決定性突擊的戰略變成了消耗戰略。”但是伏龍芝在死後，伏龍芝確定的“通過持久作戰，消滅進犯之敵”的戰略方針，就變成了伏羅希洛夫的“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速決進攻戰略”。
特別是1928年蘇聯遠東特別集團軍從3個方向進攻我國東北的邊境城市，打敗了張學良的國民黨軍隊，第一次嚐到了禦敵於國門之外的甜頭，顯示了蘇軍戰鬥力的提高。這些都為蘇聯實行新的戰略方針提供了依據。蘇軍要推行這樣的戰略，自然要對消耗戰略的理論進行批判，以求得統一思想，於是斯韋欽的《戰略學》就成了理想的靶子。因此對斯韋欽的大批判就是聲勢越來越大。
但蘇軍這種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速決、進攻戰略，在後來的戰爭實踐中情況並不理想。蘇聯和日本的衝突，是在蒙古，並不能在日本領土上作戰。蘇聯和德國瓜分波蘭，對手已經完全崩潰。蘇芬戰爭倒是在芬蘭領土作戰，但蘇軍僅人員傷亡即達萬，相當於芬軍傷亡數的3倍。這已初步說明，企圖在戰略上採取速決、進攻的殲滅戰，並不是一廂情願的事。
至於反對納粹德國侵略的衛國戰爭就更相反了。按照原定方針，蘇軍應該很快實施反擊，越過新的邊界打到德軍佔領下的波蘭境內，在較短的時間內打敗敵人。戰爭的進程和結局是眾所周知的。蘇軍不但沒有能夠在戰爭初期就打出去，而且不得不進行防禦作戰並實行戰略退卻，一度喪失大片國土和許多重要的經濟地區。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奮戰，才逐步制止了德寇的進攻，然後轉入戰略反攻和戰略進攻。
為什麼原定的戰略方針竟然與戰爭的實際情況背道而馳，而當初所批判的消耗戰略，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證明是可行的呢？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採取速決、進攻的戰略還是持久、防禦的戰略，決定於許多因素。戰略防禦與戰役戰鬥的進攻，戰略消耗與戰役戰鬥的開滅，以至戰略防禦與戰略進攻，戰略消耗與戰略殲滅，它們之間的關係都是辯證的，是可以轉化的。而這對於蘇軍中有些人來說卻不盡然，單純成了扣帽子的工具。
在和平時期對未來戰爭戰略問題的討論，是涉及戰略方針的重大決策問題，應該嚴肅慎重地對待，實事求是地探討。對不同的學術觀點，不能以政治鬥爭的手段，輕易予以否定。就是在總的方針已確定的前提下，如何貫徹執行，也仍然有許多學術問題需要探討。這方面，蘇聯的教訓值得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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