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三國末期，西晉最終統一全國，但是西晉國祚不長，晉惠帝即位後，受“八王之亂”影響，北方戰亂不休，諸胡紛紛內遷，西晉很快四分五裂，司馬氏宗室基本團滅，北方士族也遭受重創，許多士族死於戰亂，跟隨晉宗室“五馬渡江”的北方士族力量並不十分強大，而東晉之所以能偏安東南百餘年，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江東士族選擇了與東晉皇室和以琅琊王氏為首的北方士族合作。可以說，東晉建立之初，以吳郡顧氏為首的江東士族的戰略選擇，不僅關乎個人及其家族的興衰，而且還深刻地影響了東晉政局的變化。本文打算分析在“太康之英”陸機兄弟被殺後，以吳郡顧榮為首的江東士族在應對西晉末年江東陳敏之亂、司馬睿晉室南渡時作出的戰略抉擇，分析吳郡顧氏對東晉初期的政局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和作用。

西晉初年吳郡顧榮北上出仕的不利遭遇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晉六路大軍伐吳，以摧枯拉朽之勢，僅用5個月時間，就滅亡東吳政權，完成了國家形式上的統一。西晉統一江南之後，自恃正統的北方中州士族大多看不起江東士族，稱其為“亡國之餘”。感覺自身利益受到損害的江東士族對北方士族很是不滿，往往採取與西晉朝廷不合作的態度， 被武力征服的江東吳地仍存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

《晉書》卷二八《五行志》載：“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有曰：“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這些民謠反應了西晉滅吳之初，吳人渴望孫吳政權重新復起的心態。

在這種心態的薰陶下，在西晉初期，江南吳地武裝叛亂此起彼伏。如《晉書》卷三《武帝紀》載：“（太康三年）九月，東夷二十九國歸化，獻其方物。吳故將莞恭、帛奉舉兵反，攻害建鄴令，遂圍揚州，徐州刺史嵇喜討平之。”另同卷載：“（太康三年）冬十月，南康平固縣吏李豐反，聚眾攻郡縣，自號將軍。”

此時的江東士族，號稱有“顧、陸、朱、張”四大家族，位居首位的就是吳郡顧氏，在孫吳時期，顧氏就是孫吳政權的重要力量，

面對吳人大規模的武裝反抗以及南方士族背後暗地容默許支持，為了籠絡江南士族與朝廷合作，晉武帝司馬炎不得不採納華譚等人的建議，“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闔閭，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斂，將順鹹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為人臣者也。”除了對吳地輕徭薄賦，還積極吸收江南名士入朝為官。如“吳之舊望隨才擢敘。”

於是，在日後以“鶴唳華亭”典故聞名於世的吳郡陸機兄弟的引領下，顧榮也與他們同時入洛，並深得當朝名士、太常張華的青睞。“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薦之諸公。”。雖然文才不如“太康之英”陸機兄弟，但顧榮“清望”卓著，並獲得“江南望士”的佳譽。

顧榮蘇州石刻像

但是，在西晉當權的北方士族沒有深刻地認識到籠絡江東名士鞏固政權的必要性，大都抱著鄙視南人的心態，稱其為“亡國之餘”，使得北上出仕的江東名士仕途坎坷，這其中以陸機兄弟的遭遇最為典型。儘管顧榮為人寬厚，處境相對好些，但隨著“八王之亂”使得晉室內亂不斷加劇，儘管南人小心謹慎，但也時刻有性命之憂。顧榮先後在趙王司馬倫和齊王司馬冏幕府下為官，處境極為艱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至“恆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

特別是看到江東士族領袖陸機陸雲兄弟因“河橋兵敗”被殺的悲慘下場，信奉“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的理念，許多江南士族官員紛紛選擇離開北方是非之地，返回故鄉。這其中以文學家張翰最為典型。《晉書·張翰傳》記載，西晉文學家張翰為人縱任不拘，不願捲入“八王之亂”，藉口秋風起，思念家鄉吳中的菰菜、蓴羹、鱸魚膾，說：“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裡以要名爵乎！”，於是辭官回鄉。顧榮再三考慮之下，也決定離開是非之地，《晉書·顧榮傳》記載，晉惠帝前往長安，徵召顧榮為散騎常侍，顧榮“以世亂不應，遂還吳”。

縱觀顧榮等江東士人北上出仕西晉朝廷的心理歷程，存在一個起伏變化的過程，從起先的排斥，到後來的觀望與試探，最後到失望，其主要癥結在於地域意識的差異性。這一點在接下來的兩晉之間的各種變故體現得很明顯。

吳郡顧氏在西晉末年“陳敏之亂”中“先從後圖”表現的內在原因

顧榮南歸故土後，顧榮實際成為了江東士族的領袖人物，而此時的西晉局勢已然十分惡化，東海王司馬越無力有效掌控西晉政局，位於長江中上游的巴蜀和荊楚地區也陷入了動亂，此時的江東地區也並非是一片淨土。為了有效維護江東地區的安定和維護江東士族家族的利益，以顧榮為首的江東士族亟需一個比較強大的軍事勢力作為依靠根基。陳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登上了江東的歷史舞臺。而顧榮在對待陳敏的反覆態度上也可以看出，江東士族企圖獨善其身的打算不得不破滅。

八王之亂

陳敏之亂髮生在永興二年（公元305年），陳敏利用掌握漕運的機會，並在鎮壓流民動亂過程中掌握了一定的軍事力量，並在歷陽起兵，自稱大司馬、楚公。陳敏希望在江東立足，就需要拉攏江東士族。

《晉書·顧榮傳》記載：“屬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楊內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為列郡，收禮豪傑，有孫氏鼎峙之計。”

那麼，以顧榮為首的江東士族對待陳敏之亂的態度是怎樣的？從《晉書》的記載看，大致是說顧榮等江東士族先“偽從之”，但是“素有圖敏之心”，因此“先受敏官，潛謀圖之”。但是，從史料來推斷，顧榮等江東士族與陳敏之間無疑是有短暫的合作，後來由於形勢的變化轉而放棄支持陳敏的割據行為，轉而與其決裂。不然難以解釋陳敏能輕易統治江東一年多時間卻沒有遭遇反抗。顧榮等江東士族之所以與陳敏決裂，原因在於以下幾點：

一是陳敏據有江東之後並沒有優待江東士族，反而大肆殺戮。

二是受北方西晉軍隊南下的威懾影響。此時的東海王司馬越取得了短暫的朝政控制權，面對北方胡人的內遷，司馬越也逐漸意識到經營南方的重要性，於是派陶侃、劉弘等人兵分兩路進攻陳敏，陳敏處於軍事危機之中，時任司馬越祭酒的華譚寫信給顧榮，發出了警告：

“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唐邑；徵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陽，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

在華譚的威脅之下，如果顧榮等人不及時反戈一擊，到時候朝廷大軍順流東下，掃平江東，顧榮等江東士族的利益將會受到損害。顧榮權衡利弊，決定策動江東士族反對陳敏。

三是陳敏與顧榮等江東士族在社會階層方面的差異巨大。

總的來看，顧榮等江東士族最終拋棄了割據的想法，反對“陳敏之亂”，主要是取決於形勢的變化，出發點都是為了維護江東士族的切身利益，一旦戰火延綿至江東，江東塗炭，這是顧榮所不願意看到的。顧榮等江東士族的這一決策，深刻地影響了司馬氏東晉政權的建立。在永興三年，“五胡亂華”已經拉開序幕，西晉政權在中原一帶的統治已經搖搖欲墜，此時執政的東海王司馬越不得不未雨綢繆，做好向南遷移的準備，派兵南下消滅陳敏割據勢力就是例證。此時的荊楚地區已被流民所佔據，並不太平，而江東一帶卻是比較合適的緩衝地帶。在這樣的情況下，放任陳敏割據江東，對晉朝政權的南遷計劃十分不利。在西晉政權的軟硬兼施之下，顧榮等江東士族反戈一擊，與西晉朝廷合力消滅了陳敏勢力，為後來的司馬睿南下進入建鄴掃清了障礙。

顧榮在迎接司馬睿和北方士族南渡方面表現積極，作用顯著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7月，東海王司馬越以琅琊王司馬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正式經營江東。不久之後，西晉覆滅，在琅琊王氏等北方士族的擁戴下，司馬睿渡江在建康即皇帝位。與西晉初期相比，此時的士族勢力對比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此時的司馬氏皇室和北方士族可謂是喪家之犬，南方士族在東晉時期稱得上是東道主，司馬氏和北方士族不得不極力拉攏南方士族，南方士族在朝堂上的地位大為提升。在東晉建立之初，司馬睿採納王導的計謀，由聲望卓著的王導聯絡江東士族，促成南北士族上層的聯合，重用以顧榮為首的江東士族，從而奠定了東晉立國的根基。

晉元帝司馬睿

東晉十六國形勢圖

《晉書》卷六《元帝紀》記載：“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以顧榮為軍司馬，賀循為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併為腹心股肱，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

《世說新語·言語》曾記載司馬睿與顧榮的一番對話：

“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亳無定處，九鼎遷洛邑。願陛下無以遷都為念”。

從上述對話可以看出，司馬睿對江東士族是否會誠心合作，並無絕對把握，而顧榮則從大局出發，明確表達了接受晉室南渡在江東建立新政權的合作態度。正是因為拉攏顧榮的需要，在東晉建立之初，司馬睿對顧榮等江東士族很是倚重。《晉書·顧榮傳》記載：“元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劃，皆以諮焉。榮既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 ，

而顧榮之所以順利地轉向與南渡而來的司馬氏家族緊密合作，主要有以下方面因素影響：

一是地域矛盾讓位於民族矛盾。西晉滅吳之後，江東士族在仕途方面頗受中州士族的歧視和排斥，顧榮本人也是這一地域矛盾的受害者，險些喪命於“八王之亂”，而江東士族的另一領袖人物陸機更是因與中州士族的矛盾被殺，應該承認的是，在晉室南渡之初，江東士族對東晉政權曾持排斥觀望態度，但是，面對北方胡人佔據主導地位，甚至還有趁機南下的趨勢，如果顧榮等江東士族不與東晉政權合作，那麼江東就無法安定，就有可能給北方胡人以可趁之機，在夷夏的民族大義面前，南北士族之間的矛盾不過是地域矛盾，就不得不讓位更為緊迫的民族矛盾，這樣才有可能避免北方戰火蔓延至江東地區，使得漢民族避免亡國滅種的危機。這一點陳寅恪先生也認為“為江東本身厲害計，江東士族也非與北方士族協力同心，以阻胡騎不可”，因此，顧榮從大局出發，拋卻了地域偏見歡迎司馬睿過江建國。

二是吳郡顧氏儒家傳統文化影響深厚。作為吳郡的名門望族，顧氏家族長期以儒家文化作為家族文化的重要內容，而儒家文化講究忠君愛國，司馬氏政權不但代表了正統君主，還代表著儒家學說的利益，從文化角度講，顧榮等江東士族與司馬氏政權合作有共同話題和利益。

三是為了東吳滅亡以來仕途受阻的江東士族們拓展前途。《晉書·顧榮傳》記載：

時南土之士未盡採用，榮又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為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

東吳滅亡後，中州士族歧視南方士子，即使是陸機兄弟、顧榮等人北上出仕，也是鬱郁不得志。司馬睿南渡稱帝后，亟需江東士族的合作，顧榮趁機大力推薦，使得許多才華沒有施展空間的士人得以進入仕途，而且仕途空間和處境明顯改善。司馬睿也通過大力提拔江東士族，贏得了他們背後的家族勢力的支持，“於是朝野皆服，中興基於此焉”，奠定了東晉立國的基礎。

結語

總的來看，在兩晉交際的歷史重大轉折點，以吳郡顧榮為代表的江東士族權衡利弊，慎重抉擇，果斷站到了反對試圖割據江東的陳敏之亂的對立面，拋卻地方割據自保的念頭，為避免胡人繼續南下，轉而支持南渡的司馬氏政權，在東晉建國之初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拯救漢民族和漢族文化於危難之際，“此兩方協定既成，南人與北人戮力同心，共禦外侮，而赤縣神州免於全部陸沉，東晉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決定矣。”顧榮等江東士族的作用與貢獻可謂大矣。

參考資料：《晉書》、《世說新語》、《三國志》、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王永平：《江東地域社會與兩晉社會階層升降——以顧榮入洛仕進之遭遇及其在東晉立國過程中的作用為中心》、許占鳳：《吳郡顧氏家族與兩晉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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