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交往，源远流长。正史外国传中，多有记述。至遣隋使、遣唐使，更使得文化、经济交流越来越深入。据说，要看真正的唐风建筑，往京都是最好的。明朝倭寇之患，一大原因是海禁政策之下、十年一次的勘合朝贡无法满足人们扩大贸易的需求。正常之路难行，旁门左道便生。平定倭寇之后，明朝对日本的贸易，有所增长。
然而，时过境迁，尽管德川家康建立幕府之后，对中日商贸持支持态度，但从他儿子德川秀忠开始，却频繁颁布禁海令，终使一个被海包围的国家，禁足于狭陆之中，敢行海外者死。
不过，从这时到1850年代的两百多年间，清朝与荷兰，仍是获准与日本贸易的两个国家，但规模已缩小很多。日本处于逆差的地位。1854年日美签订亲和条约之后，列强纷至沓来，日本与西洋贸易兴盛，反而与传统的贸易伙伴，却难有畅通交流，不得不借荷兰之名，行有限的贸易。
于是，开通日本与清朝的商路，就成为十分急迫的问题。
一、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海外贸易，哪怕常有狂风暴雨，很多水手葬身鱼腹，但仍获利丰厚。明朝时候，中国往日本卖生丝，日本往中国卖武士刀，其利均在六至十倍。
德川幕府此时内忧外患，既要防洋人对主权的觊觎，更要防尊王攘夷派对自己的冲击。他们府库空虚，急需用钱，因此，重开与中国的商路，不再借荷兰人之手，便成当务之急。
185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有藩主大名及幕府大臣上书，要求派人前往中国考察，既摸清楚租界之内洋人如何行事，更为恢复两中贸易探路。
幕府最终接受了意见，开始谋划西行。
他们本来想租船前往，但长崎的荷兰船要价太高。270吨的小船，每月租金1300元洋银；600吨的，则要3000元。
最终，德川幕府决定自行购买一艘船前往上海。
他们看上了英国商船亚·米斯特斯号。这是一艘早就往返于长崎与上海之间的船舶，船长是英国人，熟悉此间水路，前往上海，熟门熟路。
买船价格不低，但幕府从长远考虑，认为之后可用此船行走商路，很快就能回本。
因此，他们以日本银币三万两（美元34000元）购下此船。主政长崎的奉行高桥和贯希望此船能用千年，因此将之取名为千岁丸。
（长崎出岛，荷兰人驻地 图源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不过，此名后来被乘千岁丸前往上海的日本人所嘲讽，眼界开阔者认为，这种名字，反映出幕府官员的脑袋，还停留在千年以前，俗不可耐。
此船不说千岁，连两年都没用上。1863年2月，也就是回去半年后，即与英国船维多利亚号交换，重新成了英国船。
当然，这是后话。
有了千岁丸，他们终于踏上了不让中间商赚差价，力求直接进行中日贸易的征途。
二、千岁丸的使命
千岁丸载着十几个外国人和53名日本官员及随从等，满运刀具、煤炭、人参、五倍子等日本传统物产，航行
7天，于1862年6月3日抵达上海。
此时清朝和日本并没有通商条约，所以日方货物，全以荷兰人的名义通关，他们的驻扎之处，也在上海的荷兰洋行。
此行，他们的目的并不止是单纯做生意，还要了解上海乃至中国的社情民风，正在激烈进行着的太平天国战争，外国人在上海的行事方式……
因为贸易从来不仅是做生意那么简单，它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与促进，他们还想从中国与洋人的交往中，学到经验，记住教训。
冯国瑜先生在《千岁丸：日本锁国两百年后使清第一船》中，转述了唐通事（翻译）蔡善太郎回国后所写的报告中的内容，主要有——
中国货币各类，通用场所及汇率；
银价的各种差异；官秤与市秤的差异；
鸦片和烟草输入量；
关税；
洋人雇佣中国人、洋人在中国纳妾所生子女，如何处理？
外国人公墓如何运行？
上海官府与洋人行文，是何格式？
西洋军队如何在租界行动？
中国怎样学习西洋炮术？
与太平军交战状况；
中国各港口名称；
中国与东亚其它国家的交往；
上海户数、人口、长江水文数据……
从此记载来看，我们知道，随千岁丸而来的日本人，想要了解的是全方位的，你甚至可以说，有些涉及到了情报搜集。
当然，对日本人而言，这些都是恢复贸易前所要搞清楚的。
说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不明了清朝与太平军的态势，费尽心力跟清朝谈妥了贸易协议，要执行时，却发现，太平天国已推翻了清朝，那之前的不就全做了无用功吗？
而对于清朝人而言，也不觉得这种聊天有什么好警惕的。
比如下面一段发生在日本医生尾本公同的随从峰源藏与儒生管庆楳之间的笔谈——语言不通，但汉字可通——
峰：上海现兵几人？
管：松江提督标下所管三十七营，每营千余或七八百不等。而上海额设两营，其余抚台所统勇士一万余人……上年十二月时，新抚台（李鸿章）尚未到上海，所有兵勇均在安庆地方，离此有七百余里，是以请借英法二国助守城也。
（高杉晋作）
除了从与中国人的交谈中了解只在书里见过的华夏，一些日本人还想尽可能的多买一些书回去。让随员之一的长州藩士高杉晋作最为想不通的是，传到东瀛后，使日本人眼界大开的《海国图志》，竟然跑遍上海都买不到……
三、千岁丸事件的影响
千岁丸上海行，是两百余年来，中日两国官方最为正式的交往。它既使一些中国人解开了心中的疑惑，更让日本
人的中国观，从古籍以及《唐人风说书》——往返日本的清朝商人递交给幕府的中国情况——中的只言片语，活生生地拉近到了眼前。
首先，他们看到上海20余年间，竟然发展成为远东最为富庶的城市，到处高楼洋房，突然醍醐灌顶。
尽管德川幕府被迫开国，跟洋人打得火热，但像高杉晋作等人，其实都是攘夷派，他们希望推倒幕府，重竖天皇权威，在天皇的领导下，把洋人赶进太平洋。
但上海的发展使他们看到，攘夷根本是不可能的，主动平等而非被迫开国，才是正道。
回去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改原来的立场，致力于藩政改革，引入西洋技术和学术，不再盲目排外。
从这个方面而言，几年后的戊辰战争，以叛国为名推倒幕府，却又飞快地拥抱西洋，并非没有原因的。
其次，很多日本人交到了中国朋友。
正使根立助七郎的随从，年方18岁的纳富介次郎就记载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他说，有个穿着破烂的书生，拿着一个木制砚台漆套，要卖给他。两人聊天过程中，得知这位书生乃从外地逃难至此，与老母相依为命，现在已经没钱吃饭，不得不把砚台卖掉。
介次郎十分同情他，高价买下。
让他完全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书生又来了，带着块水晶印材，但不是要卖给他，而说，昨日你花那么多钱买下我的砚台，实际它根本不值那么多，所以，今天我把这印材送你，两个一起，就差不多了……
尽管他不愿收，但书生仍将印材留下走了。
回国后，介次郎记忆犹新，在游记中写到——
他的正直真让人钦佩。
再次，他们看到了洋人在中国的跋扈。
据纳富介次郎记载，有次儒生施谓南到荷兰商馆与他聊天，突然见到了荷兰人进来，施谓南突然变得战战兢兢，不断打拱，眼不敢抬。
介次郎觉得很奇怪，有必要怕成这样吗？
施谓南告诉他，刚才荷兰人瞪了我一眼，他大概是不喜欢我经常到这里来……
这种亲眼所见，联系到洋人在日本的所作所为，介次郎等人不由得更觉需先保民族之独立，才能使跟列强的经贸易往来，在平等中进行。
第四，30多年后甲午战争其实已有预演。
日本以小中华自视，诗文之中，神州二字不绝于目。天皇多次在攘夷诏书里，有神州将倾之语。他们的高傲，其实跟中原王朝是一样的。
（日本武士）
一次，施谓南至馆，日人请他题扇，他的诗里，有蛮王纳贡一词。
日本正使的另一随从林三郎狂怒，扔扇大吼——
我神国天皇万古一系，万邦莫比，你岂能将他与北虏王相提并论？你这个可恨的腐朽儒生实在是失礼。
施谓南真要辩起来，还是能辩赢的，但他大人有大量，不跟林三郎一般见识，重新写诗，免了一段争论。
然而，从林三郎的表现，已隐然埋下二虎相争的忧患。
总体而言，千岁丸的来访，对于清朝而言，无关轻重，出面接待的，不过是上海道台吴煦等人。
但于日本，却是攘夷到开国的一个重要节点。高杉晋作等数名随从人员，成为后来的风云人物，深刻改变了日本的历史。
明治维新的第四个年头（1871），清朝与日本签订修好条约。这个条约对清朝很重要，因为它是众多不平等条约后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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