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初年，已四十出头的任辰旦终于如愿考上了进士。任辰旦觉得自己还不算老，还可以为百姓的福祉贡献一份力量。某天，在家待命的他终于盼来了朝廷公文：前往上海做知县。得知这个消息后，任辰旦还算镇定，可他的家人急了。
原来，上海县是当时的“问题县”，因为江南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故而朝廷在此地的赋税偏重，当地官员既要安抚民情，又要完成朝廷的征税任务，所以收税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前面九任县官因此而落马。故而说到去江南做官，尤其是上海县，大家都避而远之。
正在家人乱成一锅粥时，任辰旦已经收拾好了行李。大家难掩沮丧之情，纷纷劝说任辰旦不可出任上海知县，按前九任的下场，轻则下狱，重则掉脑袋，没一个平安回来的。而任辰旦则是对家人微微一笑，摇了摇头，表示心意已决。
来到上海县，任辰旦一改官员“摆架子，说大话”的陋习，对下属和百姓十分客气。很快这位任大人亲民的形象便在上海县传开了，此来任辰旦迅速消除了大家对他的陌生感。
紧接着，他令人将县衙里杂乱的文书资料全做重新整理，连夜将近几年的档案全部阅览，在走访各地农户后发现，当地征税之所以如此困难，是因为田亩、人丁、户籍等数据年年都在变化，若遇到旱涝天灾时浮动更大，而前几任县令因为懒政怠慢，非但不愿清查实际情况，而且还以近年最高的统计数据进行征税，百姓超额交纳税赋，自然消极抵抗。
觉察问题后的任辰旦立马组织人手勘测土地、田亩，为保证数据准确，他带头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测量。没过多久，上海县一份全新的实际数据出炉，任辰旦将这份全新的数据加以整理，快马加鞭报送朝廷，请求据实征税，随即被中央批准。此后上海县不合理赋税被削减，百姓负担大为减轻，百姓们交税由被动变成主动。民众一时间欢呼雀跃，官民关系极为融洽。
除了解决赋税这一难题，任辰旦还大肆整顿当地官风，要求县衙对民众的诉求必须加以回应，严禁推诿，对于前任知县留下来的悬案予以重新审理和判决。已经四十多岁的任辰旦还亲自带头兴修水利，百姓无不感恩戴德。
远在京城的康熙皇帝听到任辰旦治理上海县的事后，大为感叹，下令重赏。而任辰旦也从上海县令的位置上平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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