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新民說修訂再版了梁治平先生的三本經典著作，分別是《法辨：法律文化論集》《清代習慣法》《禮教與法律：法律移植時代的文化衝突》。梁治平先生在不放棄學術立場的前提下，關注社會現實問題，從歷史、法律史維度入手，聯繫古今中外的法律傳統和法律現象，用深入歷史文化中的方式反觀當下的法律文化與社會百態。應當說，讀他的著作，能夠幫助我們認識“更深層次”的中國。
《法辯》自序
梁治平 文
我取的基本立場，簡單說就是“用法律去闡明文化，用文化去闡明法律”。這是一個很寬泛的原則，因為文化的概念本身就極有彈性。就更具體一層的方法來說，或如一位學界前輩所言，我的研究主要是“社會學”的。這裡我還可以補充一句，我的研究也是“歷史的”和“比較的”，唯獨不是思辨的。
我無意建構體系，也不願被“理論”束縛了手腳。我需要一項原則作理論的支點，於是就把“法律文化”作了自己研究的對象。更確切地說，我不是在研究“法律文化學”，而是研究法律文化的個案，研究可以歸在這個大題目下面的種種具體問題。這是我興趣所在。雖然這樣做的結果，不可避免要給人以內容上龐雜的印象。不過，內容的龐雜未必就是主題的散亂。
事實上，就這本集子所收的文章來講，主題是相當集中的。編排此書目錄所以大費躊躇，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按時間順序編排文章的辦法最簡單，但顯然不合適。最後以（1）概說；（2）中國法；（3）西方法；（4）比較中、西法四目作大致的分類，實在也是勉強為之。實際上，這些文章不但是以同一種方法討論著同一個大問題，而且是透著同一種關切的。在我來說，所以要寫下這樣一組文字，不純是為了滿足學術上的好奇心，也是為了對今天嚴峻的現實作出一種回應。
中國古代法經歷了數千年的發展，終於在最近的一百年裡消沉歇絕，為所謂“泰西”法制取而代之。但是另一方面，淵源久遠的文化傳習，尤其是其中關乎民族心態、價值取向和行為模式的種種因素，又作為與新制度相抗衡的力量頑強地延續下來。由此造成的社會脫節與文化斷裂，轉而成為民族振興的障礙。這一點，經常成為熱衷於“觀念現代化”的人們的話題。
中國的進入現代社會，固然是以學習西方開始，但是中國現代化的完成，又必定是以更新固有傳統結束。任何一種外來文化，都只有植根於傳統才能夠成活，而一種在吸收、融合外來文化過程中創新傳統的能力，恰又是一種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表現。在這意義上說，上面談到的社會脫節、文化斷裂等現象，已經是一種“文化整體性危機”的徵兆了。這樣講並不過分。
辛亥革命至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們的文化卻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缺乏說服力。在一班先進青年的眼中，傳統不但是舊的，而且是惡的。揭露與批判傳統，竟成為“五四”以來知識分子的一種“傳統”，這種情形不能不引起我們極大的憂慮。因為事實上，這種對於傳統的批判態度，首先是來自他們的敏感：他們痛切地感受到這樣一種事實的存在，
即在這百餘年的社會動盪與文化變遷中間，健康而富有活力的傳統已然失落，泛起的只是數千年文化積澱中的沉渣。至少，這一點在今天尤為顯明。
當然，問題也不像人們通常以為的那樣簡單。對於傳統，無論我們所採取的態度是批判的還是創新的，弄清楚傳統及其由來總是必要的前提，而這需要我們以冷靜的做學問的態度去看待歷史和現實。這裡，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認真研究。比如，就中國古代法律傳統這個大題目來說，我們要弄清的，就不但是中國古時的傳統，而且也包括西方自古代希臘、羅馬傳來的遺產。我們不但要問過去的和現在的法律實際上是怎樣的，而且要問它們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羅馬何以能借法律而征服世界？西方的法制憑什麼能夠取中國法而代之？反過來問，源遠流長、自成體系的中國傳統法制因為什麼竟遭消沉歇絕的命運？它不能夠傳世的原因究竟是什麼？這些是歷史問題，也是現實問題。因為歸根結蒂，中國人今天的生活環境是以往全部歷史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這層意義上說，欲知今日，不能不先知過去。未來亦是如此，既然它直接取決於我們今天的認識和努力，它就不能不帶有歷史的印記。
在我來說，過去、現在、未來的界限總是相對的。—切都是歷史，一切都是當代史。傳統之於我，“不僅僅是歷史上曾經存在的過去，同時也是歷史地存在的現在。因此，我們不但可以在以往的歷史中追尋傳統，而且可以在當下生活的折射裡發現傳統”（《古代法：文化差異與傳統》）。我談西方的法律傳統，講它過去的和現在的理論與實踐，既是要廓清其本來面目，也是想探尋中國現代法律制度後面原本應有的精神。
關於希臘法終於隱而不彰的悲劇命運的討論，實際是包含了對中國古代法歷史命運的反省；而就自然法乃至西方中古法律學說所作的討論，同時又未嘗不是對於中國法律傳統以及法學衰敗現狀的觀照與批判。在關於“中國法”的一組文章裡面，即便是最最單純的只講中國古代法律的文章（只有一篇），實際也隱含了與西方文明相比照的背景，透露出我對於過去與現代中國法與中國社會的基本思考。
促使我這樣做的，自然不是借古諷今的衝動，而是我對於中國近代歷史演變以及文化發展規律的特定認識。這些文章確實表明了某種現實的關切，但是引領著我深入歷史文化中去的，同時也可說是學術上的好奇心。也許可以說，嚴肅而平正的歷史研究是我關注現實的另一種方式。在我身上，這兩個方面並不矛盾。我從不曾為了現實的緣故去“修正”歷史。相反，在探究所有具體歷史問題的時候，我都為問題本身所吸引，幾乎是為學問而學問的。如果說這裡面依然隱含了重大的現實問題，那只是因為傳統不滅的緣故。
毋庸諱言，在這三年中間，我對於問題的看法也經歷了一個深化的過程。這一點，細心的讀者當不難發現。為H.J.Berman《法律與宗教》所寫的譯序《死亡與再生》一文，在時間上最為晚出，其中所表達的思想自然也比較成熟，只是囿於篇幅和文章的形式，意見的表述未盡系統。這種情況，在那些借“書評”之名寫下的文章裡面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這或許是一種缺憾。此外，這本集子裡關於中國法的討論，基本上只集中於“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而於中國古代法“不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卻沒有正面展開，當然更不可能在此基礎上就中國古代法作全面而系統的總結和評判。完成這項工作需要寫成一本專著，而這正是我現在在做並且已接近於完成的一件事情。這是可以順便加以說明的。
1988年5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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