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眾所周知,在我國的封建歷史中,明朝算的上是一個宦官專權現象比較嚴重的朝代。自明成祖執政時期開始,明朝大多數的統治者就逐漸開始重用宦官,從而導致宦官專權現象接二連三的出現,與明太祖執政時期那嚴防宦官參政的情景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難道後世的明朝統治者都從未借鑑過宦官之禍的教訓,這才縱容宦官專權嗎?其實不然。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下明朝歷史的話,相信大家不難發現,在明朝宦官專權的背後,其實隱藏的是明朝歷代統治者鞏固皇權的初衷。
洪武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384年,明太宗朱元璋在宮門中設立了一塊刻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字樣的鐵牌,而後又下發了一道詔書,“敕諸司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來”,儼然是要從根本上去杜絕“宦官專權”的事情發生。——《明史·職官三》
可是在到了永樂年間以後,明太祖所制定的這個規矩卻好似成了一紙空談,“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赫然從明成祖朱棣執政時期開始,明朝宦官所具有的職權就已經不再僅僅只是侷限於端茶倒水、侍奉當朝統治者生活起居等方面。——《明史·宦官一》
而是逐漸開始滲透到了政治、軍事、民生甚至是外交、情報體系等多個政治層面。
再往後就更不用說了,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等諸多有名的專權大宦官一個接一個的出現,且各個權傾朝野、獨攬大權,對明朝的政治體系造成了極大的影響,跟明太祖朱元璋執政時期的嚴防宦官參政情景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就拿魏忠賢來說吧,明熹宗執政時期的大宦官魏忠賢,即便是時任左副都御使的楊漣彈劾其二十四大罪,且事事有據,但明熹宗卻依舊一如既往的重用魏忠賢,哪怕是明知魏忠賢的權勢已經達到了一種“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的程度也不例外。——《明史·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這就有意思了,明朝的宦官作為統治者的“家奴”,卻能借助統治者的信任而達到獨攬朝政、擅政專權的程度,難道只是因為宦官受寵就能讓明朝皇帝不懲治他們嗎?還是說明朝的統治者從來都沒有重視過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祖訓,這才縱容宦官專權的?
自然不是!
畢竟在封建時期統治者的思想意識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早已根深蒂固,這句話同樣也適用於明朝統治者的身上。更別提在這些統治者的眼中,“臥榻之下,豈容他人酣睡”,這種明目張膽侵犯皇權的行為自然不會是統治者所願意看到的。
就像明朝另外一個大宦官劉瑾,不就是因為得勢專權後作威作福,魚肉百姓,且不得民心,從而被明武宗問罪處以“凌遲”了嗎?
那麼問題來了,在明朝接二連三出現“宦官專權”現象的情況下,明朝大多數的統治者,為何依然會選擇一如既往的重視且重用宦官,即便是打擊,也只是以抑制為主,而不是徹底廢除其參政的權力呢?
很明顯,明朝歷代統治者之所以會如此重視宦官,定然是別有一番深意的,也就是筆者所說的借宦官實現“鞏固皇權”的目的。
一、明成祖借宦官穩定政局
就好比筆者曾在前文中所提到過的明成祖朱棣,雖然這個時期並未出現宦官專權的現象,但卻是最容易看出明朝歷代統治者重用宦官初衷的一個時期。
至於明成祖為何要重用宦官,其實咱們可以從明成祖登基之時的政治背景開始說起。
公元1402年,隨著建文帝強勢削藩而導致的“靖難之役”的結束,明成祖朱棣以一個“藩王”的身份推翻了建文帝朱允炆的統治,成了明朝的第三位統治者。
與此同時,由於靖難之役剛剛結束,百廢待興,自然也就有著大把的事務等著明成祖去處理,而由於時間太過於倉促,重新招納賢良之臣的話,時間上也來不及,所以朝中大臣有大部分都是建文帝執政時期的“舊臣”。
可問題也正是出在了這裡,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朝中開始廣為流傳“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遁去”的流言,發展到後來甚至還形成了一種“諸舊臣多從者”的局面。——《明史·列傳第五十七》
什麼意思,這不是明擺著質疑明成祖朱棣這個皇帝之位的“正統性”及“合法性”嗎?畢竟明成祖這個皇位並非通過常規手段而來,而是實打實的通過武裝政變奪過來的。
換言之,也就相當於這些“舊臣”是在質疑明成祖朱棣,質疑其作為一個皇帝的權威性,面對這種形勢,大家說明成祖朱棣還怎麼敢放心的把政治事務交給這些質疑他的大臣去辦。
從而也就形成了一種君臣之間相互猜忌的局面。
但是呢,這些“官僚階層”又是封建政權立足的根基之一,沒有的話還真的不行,總不能讓皇帝一個人去處理全國的政治事務吧?或者說讓皇帝一個人去打仗?這明顯就說不過去,所以明成祖只能是找人去代替或者是想方設法的去控制官僚階層。
因此,明成祖登基稱帝后的第一步,就是要牢牢的把“軍權”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於永樂元年,也就是公元1403年,“始命內臣出鎮及監京營軍”。畢竟他不信任朝中那些舊臣,只能是違背祖訓,借親信宦官去監察軍營官兵的方式,來實現自己控制“軍權”的統治需求。同時也能起到預防明朝軍隊犯上作亂之效。——《明史·成祖二》
同時,明成祖還重用自他還是“燕王”時就跟隨於他且一直忠心耿耿的宦官“鄭和”,於永樂三年開始,派遣他先後七次“帥舟師使西洋諸國”,對明朝的外交、海外貿易、以及宗教文化等諸多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明史·成祖二》
可是,類似鄭和這樣的心腹宦官畢竟是少數,終究還得從根本上去解決問題才行,故而明成祖又於永樂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
始設東廠,命中官剌事”,成立了一個直屬皇帝管轄的“特務機構”,以一種比較強勢的手段來監督朝中官員及百姓的言行,從而藉以達到他控制官員,讓官員忠心於他的目的。——《明史·成祖三》也就是說,明成祖之所以會重用宦官,其實是為了藉助宦官來穩定政權,實現他鞏固皇權的初衷,同時也能間接的促進他推行君主專制中央集權體系的發展和完善進程。
二、宣德年間借司禮監壓制內閣
有了明成祖這樣一個表現良好的開頭,後世的明朝統治者自然也有樣學樣,順其自然的就開始了對宦官的重視,而且隨著時間的變遷,在明朝政治體系的不斷完善之下,後世的明朝統治者對於宦官的應用手段也是五花八門,但均萬變不離其宗,始終都是為“鞏固皇權”所設。
就好比宣德年間,隨著內閣制度的不斷完善,原本只是輔佐統治者處理政治事務的內閣大學士,卻逐漸完成了從“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到“雖居內閣,官必以尚書為尊”的轉變,也就是完成了一個從“沒有什麼實權”到“位高權重”的轉變,權力亦是水漲船高,開始了逐漸膨脹。——《明史·職官一》
赫然是繼明太祖朱元璋“罷中書省,廢丞相等官,更定六部官秩”之後,明朝又再次出現了權力堪比丞相的官職,集“議政權”和“決策權”於一身,而且還不止一個。
如此一來,豈不是明太祖朱元璋為推行中央集權所作出的努力就白費了嗎,勢必就會對皇權造成一定的影響。——《明史·太祖二》
就好比明太祖廢丞相事件的原因,不正是因為當時的丞相胡惟庸擅權專制才導致的嗎。
那麼宣德年間的明朝統治者又是怎麼改革的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必然不能再像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丞相那樣廢除內閣。
- 一來今時不同往日,明朝的政治體系已經逐步完善,如果再廢除內閣的話豈不是又回到原點了嗎,十分不利於明朝政權的鞏固。
- 二來經過明朝幾代帝王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內閣所牽涉的官員及相關政治事務已經極為廣泛,與六部、都察院等行政機構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貿貿然就廢除的話,勢必會在短時間內造成一定的動盪,甚至說的再嚴重點,還極有可能會造成政治體系的癱瘓。反而得不償失。
所以,明宣宗同樣把目光瞄在了宦官的身上,通過設立“內書堂”的辦法,想方設法的培訓了一批“司禮監秉筆太監”,然後讓這些太監配合司禮監掌印太監,通過“掌印掌理內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筆、隨堂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硃”形式來提升“司禮監”的政治地位,從而達到壓制內閣的效果。——《明史·職官三》
大家想啊,內閣處理政治事務的手段,一般就是通過將所批奏章的解決方案擬定為“票擬”,然後由皇帝審批後加以執行,可是明宣宗時期的內閣在有了“決策權”以後,也就相當於同樣有了審批這些“票擬”的權力。
完全可以不通過皇帝就自行審批“票擬”,好比當時輔佐明宣宗的“內閣首輔楊士奇”,身為顧命首輔的他就擁有著這樣的權力。長此以往,如果是賢臣還好說,最起碼是忠於明朝的,但萬一是個“奸佞之臣”,豈不是就代表著皇權旁落,權臣專權了嗎?
而明朝統治者提升“司禮監”的權力以後,賦予了司禮監秉筆太監審批“票擬”以及“擇其輕重”提交給皇帝審批的權限,其實也就相當於無形中又剝奪了內閣的“決策權”,只給內閣保留了“議政權”,既然沒法決策,那內閣想要專權的想法自然也就無從談起了。
其次,“司禮監”又只有決策權,而且還是那種除非皇帝下詔,否則宦官就無法決策的那種,也就相當於最高決策權其實又回到了皇帝的手上,反而又跟明太祖廢除丞相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而且要更加的完善。
因此,宣德年間雖然是借宦官來壓制內閣,但說白了其實還是為了實現明朝統治者壓制官僚集團,預防皇權旁落的目的。
另外,自宣德年間以後,成化年間明憲宗所設立的由御馬監宦官汪直所統轄的“西廠”,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壓制東廠及內閣;以及明熹宗執政時期的“魏忠賢專權”,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控制日益激烈的東林黨爭,同時還間接達到了緩解“國庫空虛”困局,彌補邊防缺餉情景的功效,間接的也就遏制住了清朝官兵的入關進程。
這種種的案例也都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向我們表明,明朝統治者對宦官的重用方式雖不盡相同,但結局基本都是有著殊途同歸的效果的,均是為了滿足明朝統治者鞏固皇權的初衷所設。
結束語
至於宦官專權的結局,其實也僅僅只是明朝統治者在實現“鞏固皇權”的初衷之時,所不可避免的弊端罷了。
畢竟從上面這些案例中不難看出,明朝歷代統治者對於宦官的應用,大多數都是用在了對官僚集團以及政治機構的管理和制衡上面。而既然要壓制,那麼就要比所賦予的官僚集團或政治機構的權力更大才行,否則人微言輕,說的話又有誰會聽呢?
所以也就出現了因宦官所獲得的權力過大,從而導致權力失衡,宦官專權的情景也就這麼順其自然的出現了。
但相比於官僚集團權力過大所可能造成的皇權旁落的嚴重後果,最起碼宦官在專權後對皇權所產生的影響並不大,或者可以說是宦官狐假虎威,是借皇帝的名號在代行皇權,這兩者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
就好比明朝嘉靖年間,明世宗自登基伊始就開始大刀闊斧的實施改革,“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屍示戒”,對宦官勢力大為打擊,使得日益驕橫的宦官集團在明世宗執政時期人人自危,各個安分守己,恪守自己的本分,並無過分逾越之舉。——《明史·宦官一》
繼而也就形成了一種“
故內臣之勢,惟世宗朝少殺雲”的局面,終其一任,更是幾乎沒有出現過宦官專權的現象,這也就從側面向我們證明了宦官專權之後的可控性屬實是要高於權臣擅權的。——《明史·宦官一》畢竟明世宗在整頓內閣之時,先通過“大禮議”挑選到了可用之臣“張璁”,然後又是聽“張璁”建議提升內閣權力,使其更加完善,而後逐漸達到一種“壓制六卿”的程度,使內閣位列六部之上。
最後更是重用“張璁”,使其打破了原本內閣大學士同級而處的格局,形成了一種“孚敬還內閣,事取獨裁,時不敢有所評議”的場景。——《明史·列傳第八十一》
歷時多年,明世宗才在歷盡曲折之後,達到了憑藉控制“張璁”一人就能實現控制“內閣”及群臣百官的效果。很顯然,與明世宗整頓“內閣”的這般曲折相比,控制宦官要輕鬆的多不是嗎?
既然如此,如果你是明朝的統治者,你又會怎麼選擇呢?是選擇任由官僚集團的權力迅速膨脹,自己卻很難壓制,甚至是無可奈何;還是選擇以宦官專權為代價,從而換取官僚集團的被壓制呢?相信有很多人都會選擇後者吧!
明朝的統治者也是這麼想的。
所以,這才有了終明一代,雖然接二連三的出現宦官專權事件,但明朝大多數的統治者卻依舊選擇重用宦官的現象發生,屬實是因為宦官對明朝歷代統治者鞏固皇權這方面具有著極為特殊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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