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臨淄太公湖北畔齊都文化城內，
除了齊文化之外還有一座關於東夷文明的博物館，
它講述的是距今有著6100-4000年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
走進臨淄大順博物館的展覽廳,
一種厚重的歷史感撲面而來,
一件件歷經歲月洗滌的陶器、
一個個精緻靚麗的配飾、
不免讓人對這個曾經的古國湧出無限的遐想。
圖騰是人類歷史上最早、最奇特文化現象之一，是最早的社會組織標誌，也是象徵後世信仰、禮制的萌芽。陶鬹是東夷先民們創造的一種集實用與觀賞為一體的高檔器具。（攝影徐建彬）
“大順博物館展陳藏品分為七大版塊：東夷文明展廳、古陶展廳、瓦當展廳、陶文展廳，魚鹽之利展廳、銅鏡展廳、兵器展廳，共計屬出藏品2000餘件。展出藏品始自距今約幾千年前的東夷文明。”大順博物館講解員姚瑛瑛介紹，圖騰是人類歷史上最早、最奇特文化現象之一，是最早的社會組織標誌，也是象徵後世信仰、禮制的萌芽。原始人相信萬物有靈，有時把某種動物或植物當成自己祖先或保護神，就有能獲得超人力量、勇氣和技能。種族，氏族等社會組織均以圖騰作為標誌。
龍山文化時期的鬹，鳥喙形流口。（攝影 徐建彬）
姚瑛瑛告訴記者，東夷人崇拜太陽和鳥，也是人類社會兩個崇拜。“你看這件陶鬹，它是東夷先民們創造的一種集實用與觀賞為一體的高檔器具，是夷人鳥崇拜的真實寫照。”據瞭解，陶鬹早期為圓腹短頸，勁在圓腹中間部，三足為實心，中期器腹漸扁，直徑後移，鳥喙形流口，晚期演變為空足。早期鬹的製作方法主要有手捏法、泥條盤築法和輪製法。
龍山文化的“罐”（攝影 徐建彬）
大汶口時期的“大口尊”（攝影 徐建彬）
“這個陶背壺是黃河中下游地區大汶口文化時期的特有器型，屬於汲水器類。背壺的造型基本是壺形，壺腹不是圓體，而是一側扁平一側圓鼓。肩下有耳穿，鼓腹下部有喙形或雞冠狀的凸紐。從背壺半圓形壺腹和肩下耳穿的造型安排來分析，是人們採水和出行時背在身上的水器。”姚瑛瑛告訴記者，在大汶口文化晚期，陶背壺的器型越來越小，甚至失去了實用功能，而且均出自墓中，成為了明器。
陶背壺是黃河中下游地區大汶口文化時期的特有器型，屬於汲水器類。是人們採水和出行時背在身上的水器。（攝影 徐建彬）
姚瑛瑛介紹，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時代文化。因首先發現於泰山南驛大汶口遺址而得名。是黃河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又一文化類型，以特點鮮明的陶器和陶器文字出現為主要特徵。而龍山文化，指黃河中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存，因首次發現于山東章丘龍山鎮而得名。農業發達，手工業達到了時代的頂峰，蛋殼陶等器物的發掘更是將原始製陶技術推向巔峰。龍山文化遺址發現之多、之密集，出上文物內涵之豐富多彩，價值之高，十分罕見。龍山文化時期已是階級和國家形成的文明時代了。
“龍山甗距今4600-4000年，陶甗為古代陶製炊器，相當於現在的蒸鍋。上部是無底甗，放食物;下部是鬲，放水;中部置箅，箅上有用來通蒸汽的洞孔，可以蒸食物。”姚瑛瑛說，這種大型炊具，對研究龍山文化晚期父系家族興起和製陶技術，有著重要的意義。
陶甗為古代陶製炊器，相當於現在的蒸鍋。
在瓦當展廳，記者見到了眾多時期的瓦當。不同時期的瓦房，卻有著不同的特點。
秦代時期的瓦房紋飾取材廣泛，有著動物、文字、雲紋等;蓮花紋當最為多見，文字瓦當幾乎絕跡。
從宋代開始，使用獸面紋、花卉紋、蟠龍紋裝飾瓦面。（攝影 徐建彬）
“中國古代文字，最先發現於陶器刻劃。莒縣陵陽河遺址和諸城前寨遺址都有發現刻在大口尊(大汶口文化時期)的刻劃圖紋。”姚瑛瑛說，現學者認為陶文可能比甲骨文更早而成為中國最早的文字，是漢字之父。齊地臨淄出土刻劃陶文多為戰國和漢代，分為燒前劃和燒後刻。其內容有地名、人名、立事等。
記者瞭解到，陶器在製作過程中，製作者或所有者出於標記或保證質量等需要，在陶器上用印模承擔印記作為憑信和約定，這就是抑印陶文。
目前，我國已知陶器上的抑印文字，是出現在西周陶損上的印文。臨淄發現的戰漢抑印陶文，多為官名、地名、工匠名、器物等。根據內容大體上可分為：官營製陶業陶文、民營製陶業陶文。
陶量，公量小，家量大。
公量由升至釜為四進位；釜至鍾為十進位。
即：4升=1豆16升=1區 64升=1釜 640升=1鍾
目前，公量之四進位制尚未見有寶物證據。
（攝影 徐建彬）
漁叉是古人叉魚的工具，
最早可能是由樹叉、獸角製成的。
人們在長期使用過程中，
慢慢將其發展成石質魚叉和骨制魚叉。
再後來，又出現了金屬魚叉。
（攝影 徐建彬）
權是宋代的一種計量用具，它的材質是石質。（攝影 徐建彬）
齊國東臨大海，佔有魚鹽之利，發展鹽業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利用最原始的自然之力利用鹽，無法說出準確的時間，至於靠海曬鹽，早有齊國“煮海為鹽”的記載。近來在山東壽光的雙王城遺址挖掘出商周時代的“古鹽場”，並出土大量的製鹽器物。這一切標誌著古老的中華民族曾有過一個“靠海吃海”、的原始文明階段。（攝影 徐建彬）
齊國戰漢時期，一種用陶製成的原始捕抓誘魚工具。當時人們用陶仿製成某些海里動物窩穴狀，上緣處留有穿繩孔，用繩繫好後，拋人水裡，在合適時間用繩把假窩拉出水面，獲捕各種窩居的爬形海洋動物（如：蟹、蝦等）。這種以假窩穴誘捕法，比用餌誘法要經濟多。（攝影 徐建彬）
據專家考證，早在兩萬年前，人類就會製作魚鉤。最早的魚鉤，應是用木刺、竹權、鳥爪子製成的。這些材料，經過遠古人類略加修整，就可做成簡單的魚鉤。現今我國考古發現最早的魚鉤實物，距今約8000年，骨質魚鉤，是由動物骨頭製成的。（攝影 徐建彬）
“中國古代銅鏡的製作和使用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傳統。而漢代又是中國古代銅鏡的第一個發展高峰時期。鏡範作為銅鏡的鑄範，是研究銅鏡製作技術最為重要的實物資料，而漢代鏡範惟有臨淄齊國故城內有所發現。”姚瑛瑛告訴記者銅鏡最早是用來祭祀的，在商代是一種禮器。在春秋戰國至秦一般都是王和貴族才能享用，到西漢末期銅鏡才慢慢走向民間，成為人們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
姚瑛瑛說，銅鏡製作精良，形態美觀，圖紋華麗，銘文豐富，是中國古代青銅藝術文化遺產中的瑰寶。隨著治鑄技術的提高，銅鏡製作業在兩漢時期得到了長足發展，到唐代則達到了全盛時期，並形成一種獨特新穎的風格，使我國銅鏡製作業達到了高峰。自宋代開始，中國銅鏡鑄造業已呈江河日下之勢。特別是明代中葉後，隨著玻璃的普遍應用，鋼鏡已無可挽回地走向尾聲，最終讓位於玻璃鏡。
該館的建成並公益性開放，必將為研究當時齊國政治、經濟、軍事、手工業及鑄造業發展的專家學者提供最好的實物研究、學術交流平臺，擴大齊文化在國內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並能“讓廣大市民更好的瞭解齊國的歷史文化。特別是作為愛國教育其地的紅色記憶廳(抗戰兵器)，更加提醒人們珍惜當前的生活來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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