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善甫先生，於丁丑臘八在昆明與世長辭，轉眼六載。記得與之告別回來，當我感到意識之中驟然出現了一個空白時，不禁再次想起了先生以畢生精力撰著的《大道之行》。
中國自古就有一些民間學者，雖未身居高位，生活別說優裕，甚而清貧拮据，卻矢志思考，殫精竭慮，在學術上有過重大建樹。某些時候，他們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思考，甚至比學院派學者更加獨到，也更為深刻。著名納西族學者周善甫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學人。先生本性情中人，善詩、書、畫，喜歌詠，甚至涉獵過小說、文史隨筆和散文的寫作；八十高齡重返麗江歸來，竟有《重上雲杉坪》那樣靈動而又極富才情的文字。但其一生，尤其晚年，作為一個思想者，更多地則是潛心於文化論著，有多種著作傳世。其中，撰著於翠湖西岸一間陋室的《大道之行》，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思考與我們正在經歷的中國現代化進程聯繫起來，把他的思考融入了一個世界性文化思考的重大課題，乃先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先生曾幾次說到，那是他畢生心血的結晶。幾年前初讀此書，已深感它的價值所在，此後多次重讀，更發現他作為一個思想先行者，其思考既深邃博大，又溫潤精憫，既震聾發聵，令人警醒，又切中時事，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現代化對周善甫這樣的老人，當然不是個陌生的話題。20世紀初，對於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現代化似乎一直是這樣一個命題：要想現代化，就必須與傳統決裂，向西方學習，走工業化之路。1914年生於麗江的周善甫先生，初時走的，正是這樣一條道路。早年他就讀於東陸大學，專攻理工，後曾為麗江的第一盞電燈、第一所幼稚園殫盡心智。經歷了大半個世紀的社會變遷之後，他的思索卻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吃驚地看到，事實上，《大道之行》所關注的，正是當代海內外華人學者傾心關注的現代化與文化中國的問題。該書前六章，“檢閱了自三代以迄明清以‘天下’自任的歷史業績，並以之確證了中華文化傳統的偉大與正確”；第七章則歷數中國“自和西方接觸以來的狼狽處境，和救亡圖存的努力與經驗”。第八章更是“於中、西文化的比較中，指出‘全盤西化’的失誤，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治國綱領的正確性”。（《大道之行·結語》）縱觀全書，其邏輯推演的某些細節，或許並不乏可商榷之處，但所觸及的問題，卻是全球文化研究者共同關心的重大課題。
當代一些文化學者，尤其是一些新儒學派學者，在論述現代化問題時指出，所謂現代化，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發祥於西歐，進而擴展到北美，甚至遠播世界各地的一個工業化、都市化、市場化和合理化運動。眾所周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認為現代化就是“西化”。20世紀50年代，有人開始察覺，現代化似乎帶有一種趨同化、同質化的傾向；到了70年代，大家逐漸感覺到，現代化並非一定要同質化，應該充分注意現代性中的傳統問題，由啟蒙所帶動的現代化不僅是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變革，更是一個大的文化運動。文化運動的根本問題，是社會觀念的轉變。而觀念的轉變、理念的運動，通常總是多元多樣的；由此而提出了“文化中國”的話題。這一命題的提出，面對的是這樣一種現實，即：中華民族的再生，除了需要一種政治的、經濟的、技術的力量，是不是也包含著某種新的文化信息？正如著名的新儒學家、美藉華裔學者杜維明所指出的，“就是說，世界如果要‘重組’，是不是有一種新的價值可以取代競爭性非常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以西方為代表的弱肉強食的宰割性非常強的霸權連鎖”？事實上，從世界範圍的現代化進程來看，儘管不同國家不同民族都聲稱要走向現代化，目標相似，但道路卻有所不同，因為現代性中的文化傳統是不可消解的。一些學者早就指出，現代化作為啟蒙運動發展的一個結果，其在西方的演進，本身就有多種形式：英國式的啟蒙運動比較注意經驗主義、懷疑主義和漸進傳統的持續演化；法國式的啟蒙則比較突出革命精神，極力反對宗教，有著強烈的理想主義。因而，為了實現作為現代化一個重要內容的民主，英、法兩國就走了不同的道路，英國是漸進式的發展，法國則是革命式的。德國的民主與日耳曼的民族主義有著密切聯繫，美國的民主更是與黑格爾所謂的“市民社會”關係密切。如果這還不能說明問題，那麼，東亞和東南亞的現代化，雖然深受西方文明的影響，但卻在很多方面與美國和西歐的現代化不同，市場經濟的出現，並沒有導致政府角色的消解，民主化的發展和精英式教育，也沒有與注重團隊精神、注重義務的價值觀發生嚴重衝突；甚至，個人的自由、尊嚴和價值這些現代性因子，在那裡也可以在複雜的關係網絡中間，在團隊精神的合作中間體現出來，未必就一定導致個人主義。對作為直至20世紀50年代前期惟一一個將自己改造成為現代化工業國家的非西方國家日本，眼下就有學者在專門研究，日本前現代化社會中，究竟有哪些有利於日本實現現代化的傳統因素。由此看來，中國的現代化，究竟要走怎樣的一條路，確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既然現代性中的傳統原則不可消解，既然現代化在不同的地區有著不同的文化形式，每一種不同的文化形式又和它各自不同的傳統有著深厚密切的關係，那麼，如何發掘傳統資源，就成了中華民族進一步現代化必須慎重考慮的重大課題。
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現代化運動，當然讓周善甫先生這樣的學人歡欣鼓舞，但作為一個學者，究竟該怎樣認識這場起於20世紀末的運動？周善甫先生指出，現代化和合理化，與科學技術的發展當然有密切的關係，但又不能完全等同，不能完全從功利或者技術方面來發展。在他看來，我們對這一關係的注意還相當不夠。一個複雜的現代文明，除了經濟資本，還要有社會資本；除了科技能力，還要有文化能力；除了智力，還要有倫理價值；除了物質文明，還要有精神文明。但幾十年來，作為我們民族賴以生存的，傳統文化的精神資源，已經相當薄弱；在傳統資源的開發，文化能力的培養、倫理的建構和精神文明的開拓這些方面的工作，做得太少。5000年悠久的歷史，和100年來特別是近幾十年來現代中國人斷裂了的集體記憶，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比。正因為如此，開發傳統資源、累積社會資本和培養文化能力的工作，儘管艱鉅，卻非做不可。否則，“現代化就變成了由技術官僚導引的、以市場機制為主的全球化”。（杜維明語）這個代價可能是很大的。因此，周老先生為此而日思夜慮，就並非杞人自擾了。不注意這些問題，造成的後果就是西方啟蒙心態所發展出來的幾個最大的弊病：一是社會解體，所有人與人關係的組合，從家庭到社群甚至到國家，中間的紐帶變得鬆弛，盛行唯利是圖；另外一個是倫理價值崩潰，沒有了能夠整合整個社會的潤滑劑，各種形式的矛盾衝突加劇，甚而為暴力、金權創造條件；還有一個重大的危機，就是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直至到不可逆轉的地步。
在這方面，儒家的傳統恰恰可以提供一些精神資源。在《大道之行》的《“仁”與“個”》一章中，周老先生詳細論證了儒家的兩個核心原則，一個是恕道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個是仁道原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兩個最基本的原則，可以成為人類社會重組的金科玉律，放之四海而皆準。如何對西方啟蒙時期以來的一些基本的現代性價值實行內化，個人和社群之間如何實現一種健康的互動，人類和自然怎樣實現一種持久的和諧，人心與天道如何達到一種互補，正是當代一些文化學者，也是周善甫先生思考的問題。《救亡百年》一章，周善甫先生在歷數近一個世紀來中華仁人志士為重振中華所做的各種努力和奮鬥之後指出，“從史學的觀點看，國家與民族也是具有生命的實體，其生命現象，系由其長期生活實踐，凝結為文化特色表現出來，併成為富有內聚力的民族意識。歷史愈悠久，則其文化亦必具有更多合理性，從而其民族意識亦愈加穩定。……‘文化’雖似抽象概念，實應視為最穩定的客觀存在。故持歷史唯物論者，當知政治應當適應固有文化，而不可由政治來規定文化。植根如中華，就尤不可輕加否定了”。而放眼二十一世紀，將來有一些東亞的地方性知識、中國的地方性知識應該具有普遍意義，具有全球性意義。儒學本來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卻影響到日本、朝鮮、越南乃至海外華人社會，可不可以進一步在歐美也發揮一些潛力和作用？在周善甫先生看來，這是不言而喻的，儒家的傳統正好可以為世界提供一些精神資源。而要做到這一點，當然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需要很多人參予的工作。周善甫先生晚年以老邁之軀做的這一切，其意義正在於此。
周先生去世了，他的生命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他的軀體將在這個世界消失，但他的靈魂他的思想作為一種精神財富，將依然和這個世界在一起――1998年1月10日上午，當週善甫先生的靈柩緩緩抬走時，想起了這些話，我眼裡突然盈滿了淚水。
1998年1月17日初稿於昆明翠湖
2003年3月9日改定於昆明北郊
周善甫，名樊（又名凡），字善甫，納西族，1914年10月生於麗江。畢業於東陸大學土木系。著名學者、書法家。雲南文史館館員。1957年後長期蒙難。1977年平反。1986年周善甫由箇舊二中高級教師任上退休回到昆明，以72歲高齡開始撰著，在12年的時間裡先後出版了《簡草譜》、《春城賦》、《善甫文存》、《駢姆詞辯》、《大道之行》、《老子意會》等百多萬字的思想性論著和文化研究著作，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
（文章作者：楚翁無聞；文章圖片來源：簡書；著作權歸原作者所有；鏈接：https://www.jianshu.com/p/ea94ec039a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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