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善甫先生，于丁丑腊八在昆明与世长辞，转眼六载。记得与之告别回来，当我感到意识之中骤然出现了一个空白时，不禁再次想起了先生以毕生精力撰著的《大道之行》。
中国自古就有一些民间学者，虽未身居高位，生活别说优裕，甚而清贫拮据，却矢志思考，殚精竭虑，在学术上有过重大建树。某些时候，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考，甚至比学院派学者更加独到，也更为深刻。著名纳西族学者周善甫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人。先生本性情中人，善诗、书、画，喜歌咏，甚至涉猎过小说、文史随笔和散文的写作；八十高龄重返丽江归来，竟有《重上云杉坪》那样灵动而又极富才情的文字。但其一生，尤其晚年，作为一个思想者，更多地则是潜心于文化论著，有多种著作传世。其中，撰著于翠湖西岸一间陋室的《大道之行》，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与我们正在经历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把他的思考融入了一个世界性文化思考的重大课题，乃先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先生曾几次说到，那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几年前初读此书，已深感它的价值所在，此后多次重读，更发现他作为一个思想先行者，其思考既深邃博大，又温润精悯，既震聋发聩，令人警醒，又切中时事，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现代化对周善甫这样的老人，当然不是个陌生的话题。20世纪初，对于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现代化似乎一直是这样一个命题：要想现代化，就必须与传统决裂，向西方学习，走工业化之路。1914年生于丽江的周善甫先生，初时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早年他就读于东陆大学，专攻理工，后曾为丽江的第一盏电灯、第一所幼稚园殚尽心智。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之后，他的思索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吃惊地看到，事实上，《大道之行》所关注的，正是当代海内外华人学者倾心关注的现代化与文化中国的问题。该书前六章，“检阅了自三代以迄明清以‘天下’自任的历史业绩，并以之确证了中华文化传统的伟大与正确”；第七章则历数中国“自和西方接触以来的狼狈处境，和救亡图存的努力与经验”。第八章更是“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指出‘全盘西化’的失误，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治国纲领的正确性”。（《大道之行·结语》）纵观全书，其逻辑推演的某些细节，或许并不乏可商榷之处，但所触及的问题，却是全球文化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
当代一些文化学者，尤其是一些新儒学派学者，在论述现代化问题时指出，所谓现代化，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发祥于西欧，进而扩展到北美，甚至远播世界各地的一个工业化、都市化、市场化和合理化运动。众所周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20世纪50年代，有人开始察觉，现代化似乎带有一种趋同化、同质化的倾向；到了70年代，大家逐渐感觉到，现代化并非一定要同质化，应该充分注意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由启蒙所带动的现代化不仅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更是一个大的文化运动。文化运动的根本问题，是社会观念的转变。而观念的转变、理念的运动，通常总是多元多样的；由此而提出了“文化中国”的话题。这一命题的提出，面对的是这样一种现实，即：中华民族的再生，除了需要一种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力量，是不是也包含着某种新的文化信息？正如著名的新儒学家、美藉华裔学者杜维明所指出的，“就是说，世界如果要‘重组’，是不是有一种新的价值可以取代竞争性非常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以西方为代表的弱肉强食的宰割性非常强的霸权连锁”？事实上，从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声称要走向现代化，目标相似，但道路却有所不同，因为现代性中的文化传统是不可消解的。一些学者早就指出，现代化作为启蒙运动发展的一个结果，其在西方的演进，本身就有多种形式：英国式的启蒙运动比较注意经验主义、怀疑主义和渐进传统的持续演化；法国式的启蒙则比较突出革命精神，极力反对宗教，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因而，为了实现作为现代化一个重要内容的民主，英、法两国就走了不同的道路，英国是渐进式的发展，法国则是革命式的。德国的民主与日耳曼的民族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美国的民主更是与黑格尔所谓的“市民社会”关系密切。如果这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东亚和东南亚的现代化，虽然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但却在很多方面与美国和西欧的现代化不同，市场经济的出现，并没有导致政府角色的消解，民主化的发展和精英式教育，也没有与注重团队精神、注重义务的价值观发生严重冲突；甚至，个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这些现代性因子，在那里也可以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间，在团队精神的合作中间体现出来，未必就一定导致个人主义。对作为直至20世纪50年代前期惟一一个将自己改造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家的非西方国家日本，眼下就有学者在专门研究，日本前现代化社会中，究竟有哪些有利于日本实现现代化的传统因素。由此看来，中国的现代化，究竟要走怎样的一条路，确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既然现代性中的传统原则不可消解，既然现代化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形式，每一种不同的文化形式又和它各自不同的传统有着深厚密切的关系，那么，如何发掘传统资源，就成了中华民族进一步现代化必须慎重考虑的重大课题。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运动，当然让周善甫先生这样的学人欢欣鼓舞，但作为一个学者，究竟该怎样认识这场起于20世纪末的运动？周善甫先生指出，现代化和合理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当然有密切的关系，但又不能完全等同，不能完全从功利或者技术方面来发展。在他看来，我们对这一关系的注意还相当不够。一个复杂的现代文明，除了经济资本，还要有社会资本；除了科技能力，还要有文化能力；除了智力，还要有伦理价值；除了物质文明，还要有精神文明。但几十年来，作为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已经相当薄弱；在传统资源的开发，文化能力的培养、伦理的建构和精神文明的开拓这些方面的工作，做得太少。5000年悠久的历史，和100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现代中国人断裂了的集体记忆，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正因为如此，开发传统资源、累积社会资本和培养文化能力的工作，尽管艰巨，却非做不可。否则，“现代化就变成了由技术官僚导引的、以市场机制为主的全球化”。（杜维明语）这个代价可能是很大的。因此，周老先生为此而日思夜虑，就并非杞人自扰了。不注意这些问题，造成的后果就是西方启蒙心态所发展出来的几个最大的弊病：一是社会解体，所有人与人关系的组合，从家庭到社群甚至到国家，中间的纽带变得松弛，盛行唯利是图；另外一个是伦理价值崩溃，没有了能够整合整个社会的润滑剂，各种形式的矛盾冲突加剧，甚而为暴力、金权创造条件；还有一个重大的危机，就是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直至到不可逆转的地步。
在这方面，儒家的传统恰恰可以提供一些精神资源。在《大道之行》的《“仁”与“个”》一章中，周老先生详细论证了儒家的两个核心原则，一个是恕道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是仁道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个最基本的原则，可以成为人类社会重组的金科玉律，放之四海而皆准。如何对西方启蒙时期以来的一些基本的现代性价值实行内化，个人和社群之间如何实现一种健康的互动，人类和自然怎样实现一种持久的和谐，人心与天道如何达到一种互补，正是当代一些文化学者，也是周善甫先生思考的问题。《救亡百年》一章，周善甫先生在历数近一个世纪来中华仁人志士为重振中华所做的各种努力和奋斗之后指出，“从史学的观点看，国家与民族也是具有生命的实体，其生命现象，系由其长期生活实践，凝结为文化特色表现出来，并成为富有内聚力的民族意识。历史愈悠久，则其文化亦必具有更多合理性，从而其民族意识亦愈加稳定。……‘文化’虽似抽象概念，实应视为最稳定的客观存在。故持历史唯物论者，当知政治应当适应固有文化，而不可由政治来规定文化。植根如中华，就尤不可轻加否定了”。而放眼二十一世纪，将来有一些东亚的地方性知识、中国的地方性知识应该具有普遍意义，具有全球性意义。儒学本来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却影响到日本、朝鲜、越南乃至海外华人社会，可不可以进一步在欧美也发挥一些潜力和作用？在周善甫先生看来，这是不言而喻的，儒家的传统正好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些精神资源。而要做到这一点，当然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需要很多人参予的工作。周善甫先生晚年以老迈之躯做的这一切，其意义正在于此。
周先生去世了，他的生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他的躯体将在这个世界消失，但他的灵魂他的思想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将依然和这个世界在一起――1998年1月10日上午，当周善甫先生的灵柩缓缓抬走时，想起了这些话，我眼里突然盈满了泪水。
1998年1月17日初稿于昆明翠湖
2003年3月9日改定于昆明北郊
周善甫，名樊（又名凡），字善甫，纳西族，1914年10月生于丽江。毕业于东陆大学土木系。著名学者、书法家。云南文史馆馆员。1957年后长期蒙难。1977年平反。1986年周善甫由个旧二中高级教师任上退休回到昆明，以72岁高龄开始撰着，在12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了《简草谱》、《春城赋》、《善甫文存》、《骈姆词辩》、《大道之行》、《老子意会》等百多万字的思想性论着和文化研究著作，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文章作者：楚翁无闻；文章图片来源：简书；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ea94ec039a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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