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擔山廟宇位於忻府區獨擔山山腳，大王、小王和呼延村背靠獨擔山，三個村莊距離廟宇很近，而其它十五個村莊分佈於獨擔山周圍，相距不遠，歷史上獨擔山廟會對周邊村落文化產生過重要的影響。
獨擔山在明朝乃是旅遊景區，據《舊碑記》記載，明代定九原乃雲遊勝地，吸引著各地的遊客慕名而來，尤其是在廟會舉辦期間，因此獨擔山廟會的祭祀主體可分為兩類，即香客和遊客。首先從香客來說，該人群在廟會中佔有較大的比例，來自周圍十八村的香客主要以燒香拜佛、祈福祛災和求子還願為主要目的，廟會中祭拜神靈對於他們來說，具有神聖性、惠恩性和欣慰性的心理特徵，並且廟會能夠使民眾參與廟會祭祀時，獲得精神上的滿足和寬慰，而香客又劃分為求子的婦人和中老年人，以及一些臨時為達到某一目的而向神靈許下重願的商人和學生，老年人中大多為吃齋唸佛、行善積德的善人，雖然自身年齡較大，家庭並不富裕，在很多事情上都不能夠自理，但是其虔誠的信仰則是老人晚年生活的精神支柱。
其次就是遊客，雖然人數不多卻最為活躍。從總體上看，該人群包含社會各個階層和各個年齡段的人。在傳統的廟會期間，他們通常會強制自己打破日常的生活規範，遊山玩水於天地之間，甚至會放縱自己在廟會上吃喝玩耍。遊客也會參與到廟會中，祈神拜佛，廟會在遊客這裡兼具娛樂和祭祀雙重功能。獨擔山美麗的自然風景，配合上廟會神聖氣息中夾雜著熱鬧的氣氛，讓各地遊客流連忘返，遊客會把獨擔山美麗的風景和熱鬧的廟會傳播到更遠的地方，增加獨擔山名氣，吸引更多人群參加廟會。
自古華夏大地朝代更替頻繁，多災多難，給中華兒女心中烙上苦難的印記。物質生活的艱難困苦，並沒有擊潰人民對於生存的渴望，為擺脫壓抑的心裡和無奈的境地，不得不借助祭祀神靈來尋求精神的安慰，寄託心中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嚮往和憧憬，祭祀神靈是廟會最重要活動，已經成為人們參加廟會的行為慣例，得到人們的世代傳承，並流傳下相應的儀式。
據古碑記載“民國十四年，四股七釐。”意即：獨擔山廟會中，由四大股東即呼延、大王、小王和蘭村擔任廟會主要負責村，選出四個會首，七釐由其它十四村共同分攤，並且各村選出一定比例的會員負責廟會相關事宜。祭祀儀式，分安神（起會）和謝神（罷會）。在農曆四月初四的清晨，會首和會員召集事先從十八村安排好的男性成員，集體來到廟宇中，隨身攜帶各種祭品和香蠟紙等祭祀用品。早上八點左右，隨著鼓聲打破清晨的寂靜，祭祀儀式開始，在四大會首主持下，會眾一路上敲鑼打鼓來到廟上。隨後於廟中響神炮三響，鞭炮九串，向供奉的神靈昭示，今日要來廟宇祭拜，讓神靈做好準備。會首手拈香一把，把供桌旁的蠟燭點燃，抱拳向神作揖，把香插於香爐之上。會眾把貢品依次擺放於供桌之上，擺完之後，會首和會員率領信眾依次跪下，向神靈三叩首。主殿祭拜完後，從左往右依次祭拜兩偏殿的神靈，大概重複同樣的儀式。但是具體細節也稍有不同。廟會舉辦十天之後，舉行罷會儀式。早上八點，由四大會首和帶著供品的會員來到廟宇，重新祭拜，並由會首之一念謝神禱文，對神靈許願，希冀神靈保護周圍十八村平安之類的禱告詞，儀式也就結束。由於年代久遠，國家歷經戰亂，又沒有確切的文獻記載，祭祀的具體細節不能夠詳細的敘述，村民通過祭祀，實現與神溝通和交流，寄託了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同時在心靈上獲得安寧與慰藉。
廟會演戲遊行之類文化娛樂活動是廟會初始既有，屬主動性的行為，最初是敬神的內容和手段，後來就演變為一般性的群眾娛樂。廟會在滿足人們精神安慰的需要之外，同時會舉行各種文藝娛樂活動，為周邊村莊的人們提供集中放鬆和盡情娛樂的機會。
廟會中的文化娛樂活動會因時、因地、因神之不同而約略有異，但是無論在城鄉，演戲必然是一個很普通的活動。清代至民國時期的獨擔山廟會中，酬神唱戲是廟會最盛大的文藝娛樂活動，廟宇的正殿對面修造一個亭閣式的戲臺，從建築景觀上體現出廟會乃至廟宇本身所具有的文娛特徵。每逢四月初四，也就是廟會開始時間，戲曲之聲便迴盪在整座寺廟之中，唱戲的時間持續到廟會結束。廟會上的戲曲所表演腔調乃是北路梆子，所表演的故事主要有民族英雄、忠臣孝子和悽美愛情等，壯懷悲烈，蕩氣迴腸，感天動地，很適合本地民眾的口味，因而在獨擔山周邊村莊頗受歡迎。即使在農忙的時候，臺下也是朋客滿座亦無稀地。觀看劇目時，觀眾都自行攜帶凳子，為防止有傷風化和敗壞名聲，男人和女人是分開而坐，有的是男坐於左，女坐於右；有的是男坐於前，女坐於後。在男女有別的中國傳統社會里，這種落座方式早已經成為當地人們看戲的習慣。而大家眷屬則各坐於自己備轎、車中，整體上顯得是秩序井然。久而久之，唱廟戲成為廣大民眾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忻州作為“跤鄉”，其中“撓羊”是流傳於本地的一種民間摔跤的地方俗稱。在忻州境內，但凡有廟會必然要舉行撓羊賽，而撓羊賽的進行無疑為廟會增光添彩，招徠四方觀眾。忻州有諺語說：“趕會不摔跤，瞧得人就少。唱戲又摔跤，十里八村都來看熱鬧。”撓羊賽是以羊為賭注的一種競技形式，其特點是光背不著上衣，主要以抱抓腰腿為主，撓羊都是一跤定勝負，除摔跤手兩腳原本就站在地上外，身上其它部位只要一粘地就算輸，並且不作循環賽。在比賽中，連續摔倒六位對手，人們給勝利者披掛紅花，把羊獎給獲勝者，然後騎上高頭大馬，繞場幾周，吃完一頓豐盛的酒席，人們就護送其回家。清末民初忻州獨擔山廟會，同樣會舉辦大型的撓羊賽，屆時十里八村的摔跤手會蜂擁而至。而比賽會在晚間進行，受農村自身條件的制約，當時只能點篝火照明。摔跤手有時會在戲臺前摔跤，與唱戲的演出者唱對臺戲。在篝火的四周都是站著、坐地、騎牆、爬樹和坐石頭的觀眾，人山人海，一雙雙眼睛蹬地溜圓，每到摔跤的精彩處，尖叫聲和喝彩聲此起彼伏，就連唱戲的演員也會分神斜視摔跤的結果。這種高水平的摔跤比賽往往會使廟會的人數增加，而激烈的比賽會給人們精神與視覺上帶來強烈的衝擊，因而撓羊賽被視為本地人們重要的娛樂活動。
獨擔山廟會娛樂活動除去唱廟戲和撓羊賽之外，還有說書、雜耍、舞龍、扭秧歌、奏鼓樂和劃旱船等。其中一些活動是來自外地的藝人表演，極大豐富廟會的娛樂性。四月初四的獨擔山廟會中，來自太原的雜耍班，表演高難度的雜技動作，引得廟會上群眾歡呼雀躍，大聲叫好，使得廟會的氣氛熱鬧非凡。而本地的劃旱船和扭秧歌等，讓廣大的農村婦女參與到廟會的娛樂活動當中，享受廟會帶給她們的歡樂。
廟會是傳統中國社會寶貴的文化遺產，其中村落文化是當下中國廟會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而廟會作為村落生活的“公共空間”，是鄉村民眾生活中一個不可缺失的部分。獨擔山廟會作為周邊村落互相交流的紐帶，為村民提供休閒娛樂的場所。同時，廟會活動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周邊村民的價值觀念，甚至一定程度上彌補周邊村落缺乏大型的商貿集市，保障村民生產生活的正常運行。面對進入新世紀的中國社會，我們不能忽視傳統廟會對村落文化的影響，但也不能過分誇大其影響，而應該剔除廟會中不良社會現象，充分發揮廟會積極作用，為當地的經濟文化建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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