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子文長期擔負組織部門的領導工作，是中共中央組織部歷史上任職時間最久的一位部長。很長一個時期，他在劉少奇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因此和劉少奇建立了密切的工作關係。對安子文，劉少奇一直很信任和器重；而安子文對劉少奇也始終抱有深厚的感情，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

戰爭年代的相識相知

安子文是陝西子洲人，1925年6月，不滿16歲的他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1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9年秋擔任中共中央的交通員。1930年調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交通科科長。1931年1月任中共河北省委秘書長。3月在天津再次被捕，後轉押於北平草嵐子監獄，參與組織獄中鬥爭。1936年秋，北方局書記劉少奇經請示中央同意，要求關押在北平草嵐子監獄的安子文等一批中共黨員履行相關出獄手續出獄。安子文後擔任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部長兼管北平學委工作。

全面抗戰爆發後，安子文離開北平輾轉到達太原，在北方局組織部工作。太原失守前夕，劉少奇率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從太原撤到臨汾劉村。為了創建太嶽抗日根據地，劉少奇特地找安子文談話，讓他隨彭真到沁縣和薄一波一起開展工作。這是安子文第一次與劉少奇見面。

1937年11月底，安子文任中共太嶽區工作委員會書記，隨彭真從臨汾出發到達沁縣。此後，安子文與薄一波等同志遵照黨中央和劉少奇的指示，在八路軍總部的指揮下，以太嶽山脈為依託，參與創建太嶽抗日根據地。

◆安子文

1942年10月20日，劉少奇根據黨中央指示回延安途經太嶽區到達軍區司令部所在地沁源閻寨村。第二天，日軍飛機在沁源城及附近進行轟炸，並撒下活捉薄（一波）、陳（賡）、安（子文）的傳單。就在這樣與敵周旋的緊張環境中，劉少奇聽取了薄一波、陳賡、安子文關於太嶽根據地的工作彙報，對以革命的“兩面政權”同敵人進行合法鬥爭的做法給予了充分肯定。離開太嶽區後，劉少奇於11月21日給薄一波、陳賡、安子文專門寫了封信，深刻闡明瞭在敵佔區鬥爭中如何正確使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既相“聯繫”，又有分工，而不是“混同”在一起的問題。劉少奇的來信對太嶽根據地的對敵鬥爭起著積極的指導作用。

1943年春，安子文奉調赴延安。同年7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黨校二部副主任。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8月被任命為中央黨校教育長。10月起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兼幹部處處長，主持中央組織部的日常工作。安子文初到中央組織部，就在劉少奇、任弼時的直接指導下，負責選調大批幹部隨同主力部隊去東北開展工作的任務。他和中央組織部的同志們制定調配方案，提出調配措施。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圓滿完成了調配任務。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後，決定由劉少奇任書記、朱德任副書記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華北進行中央委託的工作，並根據劉少奇的意見，任命安子文為中央工委秘書長。根據中央決定，安子文率領中央各部機關及直屬單位人員組成的中央工委大隊，跟隨劉少奇、朱德離開陝北，向華北轉移。途中，安子文作為中央工委的“大管家”，具體組織、精心安排，保證了人員和重要文件的安全到達。

◆1944年，劉少奇在延安。

劉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東渡黃河來到晉察冀解放區後，聶榮臻等希望中央工委留在晉察冀地區。劉、朱致電中央後，毛澤東覆電同意。1947年5月初，安子文率中央工委大隊到達河北省平山縣。按照劉少奇、朱德指示，安子文帶領工作人員對西柏坡及周圍村莊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勘察瞭解，並向中央工委作了詳細彙報。經中央工委研究，決定將駐地確定在西柏坡一帶的村莊。西柏坡駐地確定後，作為中央工委秘書長的安子文，又為中央工委各機構的選點部署、人員進駐、辦公及住房的騰用修繕、增建等，付出了辛勤努力。經過緊張施工，7月，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委託中央工委指導全國的土改工作。針對農村土改發現的一些問題，安子文向劉少奇如實彙報，使中央工委及時採取措施，制止了一些地方出現的亂打亂斗的“左”傾偏向。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全國土地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草案)，為在全國徹底消滅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提供了基本綱領，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作為中央工委秘書長的安子文兼會議秘書處秘書長，自始至終地參加了會議的籌備和會務工作。

1948年5月，中共中央移駐西柏坡，中央工委和後委的工作即行終止，中國革命的統帥部完成了從陝北向西柏坡的轉移。隨著解放戰爭勝利地向前發展，新解放區迅速擴大，為接管新區準備幹部的極其繁重的任務，落在了安子文和中央組織部的肩上。其間，由於任弼時一度因病休息，中央組織部的很多工作是在劉少奇直接指導下開展的。在安子文和中央組織部及被徵調地區的黨組織共同努力下，為奪取全國政權所需幹部的準備工作多次圓滿完成。

和平時期的深受倚重

新中國成立以後，執政黨的建設問題提到全黨的面前。作為中央組織部門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安子文為此殫精竭慮，作出了不懈努力。“文革”以前，我們黨的組織路線基本上是適應於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治任務的要求的，黨的幹部隊伍是比較純潔的，是有戰鬥力的，這是在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全黨同志共同努力的結果，其中也凝聚著安子文的心血。

建國之初，由於中央組織部部長彭真身兼多重要職，中央組織部的日常工作實際由安子文負責。同時，安子文還兼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朱德為書記)、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長、中央直屬機關總黨委第二書記(周恩來為第一書記)等職務。

◆1949年12月，毛澤東、劉少奇對安子文報告的批示。

1949年12月1日，為了加強中央組織部的領導班子，安子文向中央請示：“王從吾同志來後，我提議他任組織部第一副部長，我任第二副部長……。為了工作，我請中央同意我的這個建議”。毛澤東、劉少奇分別於12月5日和12月12日作出批示。根據劉少奇對安子文的一貫瞭解，最終確定安子文任中央組織部第一副部長，王從吾任第二副部長。

12月9日，中央電告各地：“以後幹部的調動，均統一於中央組織部。”中央組織部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在劉少奇、周恩來的具體組織下，進行了從中央到縣以上各級人民政府主要領導成員挑選、配備和審報工作，為執政黨在組織人事方面組建領導班子的工作打下了基礎。

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大會主席團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彭真以及安子文等21人組成，安子文為秘書長。劉少奇受中央委託，首先就黨的組織上的若干重要問題向大會作報告。安子文就幹部的教育、培養、提拔問題作了專題發言。這次會議，為我們党進一步提高黨員思想覺悟，提高黨員標準，純潔鞏固黨的組織，加強執政黨的建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劉少奇的直接指導下，安子文為會議的順利召開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安子文（後左一）、劉少奇（前左一）與出席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會議的中共代表合影。

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的到來，抽調幹部加強中央機關和向工業戰線調配幹部的工作，又落到安子文和中央組織部的肩上。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安子文會同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研究提出一個加強中央辦事機構的意見。他們建議除健全中央現有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中央聯絡部、中紀委、中央辦公廳的機構之外，另增設工業部、財政貿易部、交通運輸部、政法工作部、農村工作部等一些部門。並就幹部選配提出先搭起架子再逐步充實機構的辦法的意見，得到中央的批准。同時，根據國家工業建設的需要，從1952年起的三年內，據不完全統計抽調到工業部門工作的幹部共有16萬多人。

1953年1月7日，針對黨內存在的種種不良現象，安子文在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學習會上作了《為消除黨組織內的消極的和不健康的現象而鬥爭》的報告。1月21日，安子文將報告送劉少奇“審閱修正”。劉少奇對這個報告很重視，自己先進行了修改，並轉毛澤東：“主席：安子文同志此文寫得好，我看可以發表。其中說到一些很重（要的）問題，最好您能看一遍。”毛澤東對報告作了個別文字修改並批示：“退安子文”。安子文的報告於2月10日在《人民日報》發表。後又專門印成小冊子發行。

6月，中央召開了全國財經會議。高崗、饒漱石（中央組織部部長）在會議上大搞所謂“批薄射劉”，把矛頭指向劉少奇、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上，高、饒對中央組織部在任用幹部問題上和黨的建設的某些問題進行指責。會議期間，饒漱石還向安子文施加壓力，逼他在會上發言。安子文堅決拒絕作表態性發言，抵制了高、饒向黨的進攻。

◆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劉少奇在黨的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作報告。

7月中旬，全國財經會議還未結束，在中央組織部的一次部務會議上，饒漱石蠻橫無理地指責安子文。面對突然襲擊，安子文不為所動。這次部務會議後，饒漱石又開了幾次會整安子文。饒漱石的所作所為引起了中央組織部與會同志的強烈不滿。後來毛澤東在批評饒漱石時說：你不要認為你做過大區第一書記，你還沒有在中央工作過呢，為什麼你鬥爭一個“吏部尚書”(指安子文)不給中央打招呼！

9月16日至10月27日，中央召開了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安子文在工作報告中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既肯定了成績，對工作中存在的缺點、錯誤也作了檢查。饒漱石則偏離會議方向，在討論安子文的工作報告時，他和一些人故意誇大中央組織部工作中的某些缺點錯誤，大批安子文，並進而把矛頭指向劉少奇。在劉少奇主持下，多次召開會議解決中央組織部的團結問題。劉少奇明確指出：“中央組織部過去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在工作中是執行了中央的正確路線的。”安子文在反對高饒反黨分裂活動的鬥爭中，始終立場堅定，為粉碎高饒反黨活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1958年5月，安子文（前左一）陪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到十三陵水庫參加勞動。

1956年11月，中央決定安子文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之後，他為貫徹黨的八大路線，在黨的建設和幹部工作中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毛澤東、劉少奇等對安子文和中央組織部的工作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期間，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四清”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這是繼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以來黨的主要領導人之間一次最嚴重的爭論。事後，作為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安子文找到劉少奇，善意地提醒:“劉少奇同志你要顧大局，你要認真地檢討，你為什麼打斷主席的話?要尊重毛主席啊。”劉少奇似乎感到自己的問題，專門向毛澤東做了檢討。

非常歲月的拒絕誘供

1966年8月1日至12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會議期間，毛澤東寫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從此錯誤地開展了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批判。被江青誣陷為劉少奇的“二掌櫃”的安子文自然在劫難逃。

8月19日晚，在“中央文革”小組召開的中央組織部幹部大會上，安子文被宣佈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在被“打倒”的二三天後，他就被人帶走“監護”起來，並且一次又一次地被拉出去批鬥。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了所謂《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自首叛變材料的批示》。文件指出“在反對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揭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的叛徒集團”。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經組織決定先後出獄錯定為“自首叛變”。

被打倒後，安子文被隔離監禁了近9年，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1967年4月，康生為了陷害劉少奇，派專案人員找安子文說：“現在有件頭功等著你，只要你能證明劉少奇是叛徒，馬上就可以去釣魚臺同中央首長談話，車子就等在門口。”安子文問：“這位首長是不是康生？”來人回答：“是。”安子文義正辭嚴地回答：“我在中央組織部工作了21年，從來沒有聽任何人說過，也沒有從任何材料中看到過劉少奇有叛變行為。”他還說：“釣魚臺我去過，紅旗車我坐過，現在我不想去釣魚臺，也不想見康生。”

◆安子文

1968年1月，安子文被投入秦城監獄，備受摧殘虐待。一天，康生又派專案人員找他說：“頭功已經有人立了，你若能補充證明劉少奇是叛徒，立二功也有很大好處。這裡是什麼地方，你也清楚，這裡既然能進來，也能出去。你難道不想和你老婆孩子團聚嗎？”安子文冷冷地說：“我不僅想和親人團聚，更想為黨工作，可是不知道的事情不能瞎說。”來人說：“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訴你。”接著，就歷數劉少奇的所謂“叛變”經歷。安子文聽後輕蔑地說：“你既然都知道了，就自己去寫吧。”又一次使來誘供的專案人員碰了一鼻子灰。

1969年初，中共九大召開前夕，康生第三次派專案人員找安子文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九大快開幕了。你若能證明劉少奇是叛徒，決不會虧待你。當然，繼續當中央組織部部長是不可能了，但是做箇中央委員還是可以的。”安子文說：“我的確不瞭解劉少奇有叛變問題。如果瞭解，我在中央組織部時早就報告給黨中央和毛主席了。”來人還讓安子文再考慮考慮，並說：“這是最後的機會。”安子文果斷地回答：“不用考慮了，我不知道。”三次誘供失敗後，康生惱羞成怒，要求對安子文施以嚴刑，打掉了他的兩顆門牙。對此，安子文橫眉冷對，從容地說：“軍閥和國民黨的刑具我見過，敵人的監獄我坐過四次，不戴手銬腳鐐我是這樣講，戴手銬腳鐐我還是這樣講。”

1975年5月，安子文被流放到安徽淮南。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安子文被平反。1979年1月被任命為中央黨校副校長、黨委副書記。不久，因長期遭受摧殘而潛伏在身體內的各種疾病就全面爆發了，身患不治之症。安子文臥病在床，仍然以驚人的毅力，忍受著常人無法忍受的劇痛，繼續為黨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1980年4月，安子文病情更加惡化。此時，得知劉少奇追悼大會即將舉行，他懷著對老領導的深情厚誼，堅持以口述的辦法完成了紀念劉少奇的長篇文章《把我們的黨建設好》，發表在1980年5月8日的《人民日報》上。文章通過對劉少奇一系列建黨活動的追憶，結合自己學習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及《論黨》等著作的體會，闡述了劉少奇建黨思想在毛澤東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安子文在文章最後一部分，分析總結了他對劉少奇關於執政黨建設的重要原則問題的理解。文章說：我個人領會，在執政黨的建設方面，少奇同志把注意力集中在這樣一箇中心點上：要有一條正確的路線，要有一個好的黨章，並且認真地付諸實踐。他經常提醒我們：黨要管黨，不要黨不管黨。少奇同志所關注的主要原則問題是：執政黨必須接受群眾的監督。執政黨必須對自己的黨員提出更高更嚴的要求。執政黨必須管好自己的幹部。執政黨必須嚴肅黨的紀律。執政黨必須認真而不是形式地執行民主集中制。執政黨必須同非黨組織特別是國家機關建立正常的關係。執政黨一定要搞好黨風。文章最後指出：“少奇同志所深刻闡明和堅決維護的建黨原則，是他留給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一份珍貴的遺產。我們紀念少奇同志，就有責任堅持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把我們黨建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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