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对于清朝和日本都是极其重要的转折点，甲午海战之后，日本进入了帝国扩张的快车道，而当时清廷也像头巨龙，真的开始苏醒了，开始戊戌变法。在当时西方人的眼中，清廷是一个停滞的、沉睡的帝国，这里的人们勤劳不知疲倦，但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似乎没有太多的变化。

清廷一直生活在泱泱大国幻觉当中，不管战争失败，还是主权的丧失，即使近邻俄国的蚕食，都没有激起清政府采取必要的保障措施，来革新自己。就像斯基德摩尔说的那样，清廷是一个堕落的帝国，在那里人们即使是沉睡了，但是和死去一样，如何都唤不醒，面对西方列强每天发出的呐喊，无动于衷。

李鸿章的“以夷制夷”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不仅仅是他组建的北洋水师，是当时清廷的唯一希望，更为关键的是，他在这场战争中的努力，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还是获得了无数人的尊重。他的政敌梁启超在他的《李鸿章传》中，引用了西方评论家对李鸿章的评价：“以一人敌一国”。

甲午战争前，清廷内部主导了一场现代化转型的改革，实际领导人原是恭亲王奕訢，奕訢被罢免之后，李鸿章成为了唯一支撑者，他成为清廷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人物。后世很多人批评李鸿章的改革只在军工设备上，对于制度建设毫无建树，即使如此低层次的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不但让李鸿章失去了北洋海军，而且还失去了继续改革的权力基础。

李鸿章很清楚晚清没有实力对抗现代化转型中的日本，他的主导思想一直都是想利用英国人和俄国人来制衡日本。当时朝鲜力弱，平定朝鲜的东学之乱，应该是毫无压力的，唯一顾虑的是日本的态度。而此时日本目标是诱导中国出兵，因此日本驻日使馆回复的是：希望清廷尽早派兵平乱。而此时日本国内已经开始派遣军队，不惜诉诸几倍的武力，要在朝鲜歼灭清廷。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尊王攘夷的目标转变为向外扩张，尊王是皇权，攘夷是防卫欧美，而向外扩张第一个对手就是中国，因此他们认为两国不免一战，与其在山东半岛作战，倒不如把清廷引出来。

李鸿章难道不知道日本的企图吗？他当然知道，但是他把过高的希望放在了外交上。当叶志超率领的2000多陆军抵达朝鲜的时候，东学党和政府已经达成了和解，意味着当时无论是日本还是清廷出兵都是无理由的。而当时日本增援的军队已经达到8000人之多，数倍于清廷。

1864年，晚清翻译了一本由美国人写的《万国公法》，书中详细记录了国家之间如何交往、出使。其中核心的观点就是，交战必须给出理由，而且不能先动手。这本法典在清朝奉为经典，但是这本书传到日本之后，日本无视这部法典，他们奉行俾斯麦强权政治，所有的公理都靠实力说话。

当所有外交努力都失败之后，李鸿章只能向朝鲜增兵，而且当时李鸿章还租了英国几条运输船运兵，想着日本无论如何也不敢对英国开战吧。日本人不但开炮了，而且还是偷袭的方式对英国运输船开炮。日本舰队命令救起落水的英国人，眼看着载着一千多人运兵船沉没。最终只有257人侥幸活了下来，其余800多名清朝官兵全部殉葬海底。李鸿章本以为日本击沉了英国的船只，英国会对日本开战，但是英国却异常的克制。

英俄的态度

当时朝鲜东学党起义的事情，欧美各国并没有注意，直到清廷和日本出兵之后，才感到惊异，当时调停最为积极的是俄国。俄国驻东京公使希特罗渥，在1894年6月25日会见了日本的外相奥宗光，向日本表达了沙皇的强硬态度，但是日本人采取了拖延的办法。

自从美国人打开日本大门之后，英国、俄国、以及荷兰这些西方国家都同日本签订了亲善条约，在他们眼里，日本只是一个小小的岛国，资源匮乏，市场也有限，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关注。但是清廷不同，拥有着巨大市场，是西方生产过剩最好的市场倾销地。

李鸿章不但请求俄国从中调停，而且还请英国劝告日本从朝鲜撤兵，当时英国公使口头上答应了李鸿章，但是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并不积极。英国和俄国态度为什差异这么大呢？因为英国和闭关锁国的朝鲜并没有经济来往，清廷和日本的斗争在他们眼里毫无意义。而俄国不同，他们一直想获得一个四季不结冰的港口，朝鲜看上去是一个垂手可得的选择，因此俄国对朝鲜更为在意。

俄国虽然横跨欧亚大陆，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港口能够补充煤燃料，从欧洲到东亚要跨越1.2万多英里。一旦俄国冬季陷入战争，对于这个只有一个港口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因此朝鲜的局势，对于俄国来说意义非凡。

李鸿章对于俄国介入信心满满，同时他还认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商业利益也会倾向于清廷，每年520万英镑的进出口商业利益不可忽视。但是在对于西方列强的了解，显然李鸿章弱于日本人，在西方人看来，整个世界似乎分为两类：捕猎者和猎物。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迅速成为打猎者俱乐部的成员，而清廷成为了猎物。

为了获得英国的支持，日本在1894年7月同英国订立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英国之所以表现的克制，其实在之前英国早已和日本达成协议，利用日本对抗俄国。尽管英国在清廷的利益，会影响到两国的关系，但是英国更看重一旦俄国人得手，那么英国在华利益损失将更大。

同时英国人认为，甲午战争一旦清廷得胜，那么它将继续退入关防，形成自我封闭，反之，如果清廷战败，它不得不把自己的大门打开，将会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待西方强国，这也是英国舰队在遭到伏击之后，缄默忍让的原因。

英国把在欧洲玩到烂熟的“均衡”政策，再一次用在了东亚各国上，不让一个国家特别强大，以保持势力均衡。同时日本这个新兴的，开放的国家还会给朝鲜带来文明和开化，让这个封闭的国家敞开门户，与西方各国通商，而一旦成为清廷的附属国，无疑和宗主国一样，走上闭关锁国的道路。

因此，英国更加希望能看到一个新兴的、开化的日本驱走俄国，把自己的领域范围扩大到朝鲜半岛上去，从此断绝俄国人在这片土地上谋利的念头。直到甲午战争爆发，俄国的愤怒都没有转化为真正的军事干涉，驻俄大使只是不断催促俄国政府对日采取强硬的措施，这一次日本赌赢了。

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当时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就告诉李鸿章，“总理衙门对外国调停过度信任，并且总认为日本愿意谈判，因此造成僵局，总理衙门坚持先撤兵后谈判，日本坚持先谈判后撤兵……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他们所以同情中国，只是因为战争会使它们自己受到损失而已。”而且赫德不无感慨：“外交把李鸿章骗苦了，因为信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

俄国为什么这么怂

在对日问题上，李鸿章几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以俄制日”的外交上，在战争上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从而贻误了战机。但是如果真是了解俄国的实力，就知道俄国为什么这么怂。俄国虽然同处在西方，但是它和当时清廷一样，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也是靠天吃饭，如果年景好，能够用更多的粮食换来武器，如果遇上荒年，还需要动用国家的准备金来度日。

正如俄国大臣维特所说“自从尼古拉继位以后，我常预感到说不定哪一天在国内某个地方会发生一场流血的惨剧，这种预感也促使我在国库中储积大量可以自由支用的现金以备战时所需。”

俄国在经济上不算强国，当时世界上能称得上工业强国的只有英国、法国、德国以及荷兰。它们的农业人口只占到整个国家人口的50%以下，只有在这些发达国家里，才不会受到农业歉收带来的影响，俄国无法与它们相比，甚至同刚刚崛起的美国都无法相比。

虽然俄国面临着饥荒，但是在1891年春宣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计划，英国对于这个计划非常害怕，这是地中海和到远东的重要交通线，如果让沙俄修筑了西伯利亚铁路，英国所垄断的交通线将大受打击，这也是英国希望通过日本抑制俄国的原因。

而且英国在1873年到1895年，工业增长率一直都在下降，逐渐丧失霸主地位。英国对于美国、德国在经济上超越自己，而俄国有可能在海外“事业”上超越自己感到不安。

由于国内实力的不同，也决定了英、美等国更看重殖民地的商业机会，而俄国、日本等还处在更为原始的占领领土的殖民方式上。所以英国从1839年打开清朝大门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选择了通过既存的中国政权来进行操控、调节和运用的方式。英国就是采取通过控制清政府来操控这个东方大国的方式，而俄国和日本的野心是完全吞并清廷。

李鸿章为什么这么难

甲午海战，看上去李鸿章面对的问题来自日本、英俄，其实在内部矛盾更为尖锐，内部形成了两派，一派是李鸿章台前求和派，另一方是翁师傅一党主战派，最后光绪帝痛下决心，同日决战，而从争议到最后下决定不过几日的时间。相对于对朝鲜的庇护请求，内部的党派之争对李鸿章威胁更大，尤其翁同龢动用所有的政治资源，扑灭李鸿章的求和之道。

其实李鸿章同翁同龢的矛盾，源于曾国藩弹劾其兄翁同书一案，在皇帝犹豫不知道该如何决策的时候，李鸿章书写奏折，导致翁同书下狱候斩，后来减刑流放。此时的党争已经不顾民族感情，甚至大清命运，这也是几千年来官场之道，南宋在即将灭亡时期，都不愿意放弃党争的仇恨。

翁同龢

甲午海战失败之后，这些朝廷重臣讨论的不是重整海军，而是羞辱、弹劾李鸿章，这种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让人胆寒。作为户部尚书，翁同龢既不拨款建设北洋海军，一有战事却执意要求主战，因而一败再败。如此种种，李鸿章有多少委屈在心头很难想象。

李鸿章在甲午一战，输得倾家荡产，政治上几乎成为废人，而赢了李鸿章的翁同龢，不到4年的时间也被罢官回乡。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之后，整个清廷逐渐走向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