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者，德之資也；。’人才培養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統一的過程，而育人是本。人無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於立德。” ——習近平2018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
德者，才之帥也
“德者，才之帥也”出自司馬光的《資治通鑑》。
司馬光總結，耳聰目明、堅強剛毅稱為才；品行正直、公道平和叫作德。才是德之資；德為才之帥。他又將人才分為四類：德才兼備為聖人；無德無才曰愚人；德勝於才曰君子；才勝於德曰小人。並警示後人說：“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
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司馬光這些關於德與才的論述，充滿著智慧和辯證法，啟示後人：德與才，德是基礎，才是條件；德是核心，才是關鍵；德是才的靈魂，決定著一個人的發展方向和成敗得失。德好才不好，成不了大業；才好德不好，幹不成好事。
選人用人，以德為先。
面對德的考察難度極大，它既受著考察者本身德才素質的制約，也因被考察者情況複雜而難以分辨看清。
最早“觀人”的辦法是“相面”，即善有善相，惡有惡相。漢朝初年就有人替劉邦全家看相，稱貴不可言，也替韓信相面，教他背叛就貴不可言。這種以貌相人，常常產生許多錯失。
後來，有人從實踐中不斷總結出識人的經驗，較為流行的有魏國著名政治家李悝的“識人五法”、《漢書·杜欽傳》中的“六個方面”、《史記》中記載的李克的“五看鑑才之法”，以及《呂氏春秋》中概括的“八觀六驗”等。
習近平早年在《從政雜談》中論及識別人才的方法時指出：“《呂氏春秋·論人》中把知人之法概括為‘八觀六驗’。‘八觀’中有‘聽其言而觀其行’，這一點非常重要。
現在有些人喜歡誇誇其談，而行動上老打折扣，用形式主義的一套來應付你。用了這種人就要誤事。‘六驗’中有‘苦之以驗其志’等，這對我們都很有借鑑意義。”
在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我們黨始終強調選人用人要堅持德才兼備，把德放在首要位置。
早在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鬥爭的黨，沒有多數德才兼備的幹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
新中國成立後，適應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毛澤東形象化地提出，幹部要“又紅又專”。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根據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和幹部隊伍的實際情況，提出了幹部隊伍“四化”方針，並強調“首先要革命化”。
真正把那些政治上可靠、工作上有本事、作風上過得硬、人民群眾信得過的幹部選拔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這就更加鮮明地突出了德在幹部標準中的優先地位和主導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科學總結黨的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並對好乾部的標準作出了這樣的概括：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擔當、清正廉潔。
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抓住了新時代我國幹部隊伍建設的關鍵，為我們正確培養和選拔幹部提供了根本遵循。
不同歷史時期，對幹部“德”的要求有著不同的內容，但核心要義沒有變。
對黨員幹部來說，“德”的核心要義就是理想信念，就是黨性，這是加強黨性修養、改造主觀世界的終生課題。
習近平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重慶代表團審議時強調“領導幹部要講政德”，並深刻闡明瞭講政德的重要內涵和實踐途徑。新時代對黨員幹部“德”的要求，就是要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
明大德，就是要鑄牢理想信念、錘鍊堅強黨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幟鮮明，在風浪考驗面前無所畏懼，在各種誘惑面前立場堅定。
守公德，就是要強化宗旨意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恪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自覺踐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的承諾，做到心底無私天地寬。
嚴私德，就是要嚴格約束自己的操守和行為，戒貪止欲，克己奉公，切實把人民賦予的權利用來造福於人民。
其中，明大德是政治方向、守公德是行之準繩、嚴私德是己之操守，三者相輔相成。黨員幹部只有將三者有機統一起來，才能築牢立身之本、從政之基，始終做到忠誠、乾淨、擔當，自覺為黨和人民的事業而奮鬥。
“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
縱觀一些幹部出問題，主要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群眾對一些幹部不滿意，也主要是對他們的德不滿意。強調以德為先，也決不是忽視才，才不及而事不成。只有德才兼備，才能做到想幹事，能幹事，幹成事而不出事。
基於歷史的經驗教訓，在用人問題上，應更多地關注和加強對幹部德的考量。
如何加強對幹部德的考量，習近平2013年6月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必須堅持的“四觀四看”，即：“觀察干部對重大問題的思考，看其見識見解；觀察干部對群眾的感情，看其品質情懷；觀察干部對待名利的態度，看其境界格局；觀察干部處理複雜問題的過程和結果，看其能力水平。”
前三條講的都是對幹部如何進行德的考量，其要旨既體現了借鑑古代先賢聽言觀行的思想，又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既指出了幹部立志成才的努力方向，又提出考核幹部的科學方法。
為了防止幹部“帶病提拔”，中共中央辦公廳還專門印發了《關於防止幹部“帶病提拔”的意見》，明確提出了強化審核措施，實行“四凡四必”。
只要真正遵循習近平關於幹部隊伍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用好考察干部的各項政策措施，就一定能把幹部選準用好，打牢幹事創業的組織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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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鑑》記事起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即三家分晉，戰國開始之時。當時，晉國有四大公卿，即趙、魏、韓、智四大家，其中又以智氏最為強大。智宣子在考慮由智伯繼嗣時，曾有一個叫智果的族人列舉智伯的種種不仁行為而堅決反對，但智宣子不聽，還是立了智伯為嗣。
智伯繼嗣之後果然仗勢欺人，不但覬覦晉國王位，而且想吞滅趙、魏、韓三家，結果反被三家聯合起來擊敗，智氏果真如智果所說被滅了族。司馬光在評論這段歷史時說：“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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