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自認為是杜威的弟子，也許杜威也很欣賞他，但實際上他的實用主義已經中國化了。
中國曆來就是實用主義的，他何必要跑到杜威那裡把實用主義搬過來？他不必出國門，他也可以建立實用主義。但他又認為自己是杜威的弟子，有人指出來胡適沒有原原本本地介紹過杜威的實用主義。
有人提出，“在他的心中，實驗主義的基本意義僅在其方法論的一面，而不是一種‘學說’或哲理。”也就是說，杜威的實用主義還是一種哲學，我們講“實用主義哲學”，它是一種哲學，一種世界觀。
杜威絕對沒有把他的實用主義僅僅當作一種方法。如果僅僅當作一種方法，他就不會被稱之為哲學家，他沒有資格當哲學家。但胡適對杜威的實用主義加以改造，他區分了作為一種“主義”的實用主義和作為一種“方法”的實驗主義。
胡適更喜歡把他的實用主義稱之為“實驗主義”，實驗主義當然更加傾向於“方法”，做實驗嘛。實用主義更加傾向於“主義”，也就是一種哲學。胡適不是說“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嘛。“五四”的“主義”與“問題”之爭，就是出於這一點。
胡適不願意談“主義”，他願意研究問題，願意把這種實用主義變成一種實驗方法，來對付某些問題。那麼從這裡就看出一種區別，就是說美國的實用主義、包括杜威的實用主義是一種普遍的原則，是一種哲學，而且它也不排除信仰，包括基督教的信仰。
比如說詹姆士，也是實用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就認為上帝本身就是一種很有用的假設，宗教也是一種很有用的東西，當然是實用主義，他把宗教都看成是有用的。但是既然如此，它就可以容納宗教的信仰，你可以信仰。信仰是很有用的，是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胡適當然不信基督教，也拒絕一切所謂的信仰，拒絕一切宗教。胡適強調的是科學，他拒絕信仰主義，就必須把實用主義限制到一種實驗方法，它僅僅是一種實驗方法。你不要把它當作一種主義來信仰、來信奉，它也談不上是什麼哲學，它就是我們處理問題的方法，一種工具。
但是這種方法後面總有個目的，任何一種方法你在運用它的時候必須要有個目的，你為什麼要運用這種方法？胡適是有目的，有背景的。他的背景就是中國傳統的自然實在論，這是他的一個假設，一個最大的假設。
胡適講“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他最大的假設就是自然實在論，就是自然界是實在的，自然界裡面有真理。所以中國傳統相信自然這一點取代了西方的所謂信仰，取代了西方實用主義中信仰的地位。
中國人不相信上帝，而相信自然，哪怕他入了基督教，他也不信上帝。他只是想信上帝，實際上是信不了，他相信的還是自然。上帝被理解為有自然法力的一種東西，你得了病的話向上帝祈禱，他就可以讓你好。這樣理解上帝，還是一個自然，還是一個自然神，一種巫術。
所以杜威和詹姆士他們否定形而上學，胡適也否定形而上學，但是雙方否定形而上學的背景是不一樣的。杜威否定形而上學，他就把現象界、自然界的物質實體否定掉了。自然界的物質實體在實用主義看來是一個不必要的假設，一個純粹多餘的東西。
西方一直到今天，很多英美的哲學家們都是這樣的，拒斥形而上學，你就不要設定什麼自然界的實體，物質實體，那都是多餘的。但是胡適的形而上學恰好是要引向對自然的這種信仰，引向傳統的自然主義。
這其實是對形而上學的拒絕。拒絕形而上學、拒斥形而上學以後，他就偏離了實用主義的真理觀，他的實用主義只是方法，而在理論上、哲學上，他其實不是實用主義的，而是樸素的自然主義的。比如說他主張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有待於我們去發現。
我們通過主體的作用，通過運用實用主義的方法，我們就可以揭示出對象所固有的內在規律，這是樸素反映論。我們甚至可以說胡適是唯物主義的。他認為在客觀事物、自然物本身裡面隱藏著規律，隱藏著真理，我們可以通過做實驗的方法把它揭示出來。
那麼這種實用主義實際上並不是西方的實用主義，而是中國傳統的實用主義，所謂“實用理性”。李澤厚講中國的“實用理性”，這個詞當然我不太贊同的，中國哪裡有什麼理性呢？但我們姑且這樣說。中國有一種“實用理性”，有一種平常的、非常實用的這樣一種做法，這樣一種思維模式。
比如說墨子的“三表法”就是這樣的，“三表法”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了，所謂墨子的“三表法”就是，凡是我們的言論也好，我們的判斷或行為也好，都有三個標準，三表就是三個標準。
哪三個標準？“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就是追溯歷史，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
歷史上記載下來的古代聖王們的事情，那可以作為我們經驗的參考，這是一個標準。如果以往從來沒有聽說過，聞所未聞，那就值得我們懷疑了，我們就要推敲了。如果古已有之，以前也發生過，那麼我們基本也就可以放心大膽地相信了。這是一個標準。
第二個標準，“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上下，上是古者聖王，下是老百姓，他們的耳目之實，是我們的判斷標準。老百姓親耳所聞，親眼所見，一件事情發生了，怎麼發生的呢？找幾個當事人，找幾個目擊者，來問一問，他們的耳目之實是可以相信的。這是一個標準。
第三個標準就是“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說你這個觀點對不對，我們還要試行一下。在政治方面制定一項政策，試行一下，來試驗一下，看看它對於國家百姓人民的利益有沒有促進，也就是效果好不好。
我們試用一下看它效果好不好，看它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究竟怎麼樣。如果好的話，那當然這就是一個正確的觀點了。所以這樣一種實用主義實際上是和古代的，像墨子那樣的實用主義一脈相承的。
胡適的實用主義僅僅是一種方法，所以他的實用主義傳播得很廣，但是隻在方法論的層面具有理論意義。
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自由、民主啊，杜威在美國鼓吹的那種自由、民主、法治，那些東西，在中國倒是傳播不開，傳播得最開的就是胡適的方法，比如說“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一切都通過試驗，包括他對中國哲學史的那種重新建構，也是通過實證的考據，可以相信的才相信，傳說的東西，沒有根據的東西全部不談。當然他是有一種變革的，但這種變革意義不大。
因為中國古代的考據之學也很發達，漢學、樸學(清代樸學)，這都是考據之學，都很重證據。所以胡適的實用主義基本上還是被限制在這種中國傳統的實用理性範圍之內，並沒有真正地把杜威的實用主義吸收過來。他只是用來解決那些表面的、零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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