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只能在历史典籍见到。但对于日本人来说，却是融入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开证明，还是写履历书，都需要把公历换算成年号纪元，既麻烦又不方便，譬如今年是“平成31年”。
“年号”是日本与中国全面交流，吸收汉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唐朝时日本派遣大批遣唐使到中国全面学习各领域文化，并于公元646年（唐贞观20年），颁布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大化”。从那时开始至今，日本历史上总共出现过247个年号。如今日本也是世界上唯一依然在使用年号的国家。
因深受汉文化影响，日本的年号都是从中国古代典籍的词句中选取的。譬如：
“明治”，就是取自《易经·说卦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昭和”取自《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平成”取自两部中国典籍，即《史记·五帝本纪》“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还有《尚书·大禹谟》“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
今天，日本内阁大管家、官房长官菅义伟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公布了日本的新年号，为“令和”。
“令和”二字典出《万叶集》第5卷的序文，序文原文如下：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珮後之香。
随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举行的记者会上解释了新年号“令和”的寓意，“蕴含了在人们的美丽心灵相互靠近之中，文化诞生并成长的意思”。
年号不仅是一种政治符号，也是一种文化符号。“令”字的选择很有新意，在此前在年号中也很少出现。《万叶集》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的律令制时期。其律令是仿效唐朝的法律体系编撰而行，推出有《养老律令》、《大宝律令》等法令，律令制的施行对于巩固天皇统治是非常有利的。而前段时间天皇因继承人问题闹的沸沸扬扬，选择“令”字也就不难解释其希望巩固和加强天皇地位的有一定联系。
由于过去日本年号大多出自中国古籍，所以民间一直有声音要求希望日本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进行去中国化，所以这次年号是首次引用日本古籍《万叶集》。而《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诗经》。
但其实，早在东汉张衡的《归田赋》中就有了“令和”二字：
仲春令月，时和气清。
而《万叶集》是：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很明显的继承关系。
所以，“令和”2个依然是出自中国古代典籍。更早的，关于“气淑风和”，唐代的《九成宫醴泉铭》中有“气淑年和，迩安远肃，群生咸遂，灵贶毕臻，虽藉二仪之功，终资一人之虑”，至于“令月”，《仪礼·士冠礼》中说：“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郑玄注：“令、吉，皆善也。”）“令和”，即“令月”+“风和”，令月是吉月的意思，风和就是风和日丽的意思，简单随和。
《万叶集》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诗集用日文假名书写，是借中国的古典和汉文创造了日本自己的文字，表达了日本人对情感和社会的看法，不仅体现了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差异性更体现出割不断理还乱的关联性。选择《万叶集》作为出典，从文化层面，既强调了日本文化不同于中国，同时也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的重要影响。
参加新年号选定的山中伸弥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令和”是一个很美丽的年号，也是第一次从日本的典籍中选出，显示新时代的新气象，也给予我们的时代一个新挑战的机会。
安倍首相最后在回答记者有关“为何不选用中国典籍”的提问时，是这样回答的：“日本正迎来一个根本的转换期，为了反映日本人的新精神新时代，我们最终决定从日本的典籍中选用新的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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