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號，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只能在歷史典籍見到。但對於日本人來說，卻是融入生活的一部分。無論是開證明，還是寫履歷書，都需要把公曆換算成年號紀元，既麻煩又不方便，譬如今年是“平成31年”。
“年號”是日本與中國全面交流，吸收漢文化的一個重要標誌。唐朝時日本派遣大批遣唐使到中國全面學習各領域文化，並於公元646年（唐貞觀20年），頒佈了日本歷史上第一個年號“大化”。從那時開始至今，日本歷史上總共出現過247個年號。如今日本也是世界上唯一依然在使用年號的國家。
因深受漢文化影響，日本的年號都是從中國古代典籍的詞句中選取的。譬如：
“明治”，就是取自《易經·說卦傳》“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昭和”取自《尚書·堯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平成”取自兩部中國典籍，即《史記·五帝本紀》“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還有《尚書·大禹謨》“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今天，日本內閣大管家、官房長官菅義偉在首相官邸舉行記者會，公佈了日本的新年號，為“令和”。
“令和”二字典出《萬葉集》第5卷的序文，序文原文如下：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帥老之宅，申宴會也。於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梅披鏡前之粉，蘭薰珮後之香。
隨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舉行的記者會上解釋了新年號“令和”的寓意，“蘊含了在人們的美麗心靈相互靠近之中，文化誕生併成長的意思”。
年號不僅是一種政治符號，也是一種文化符號。“令”字的選擇很有新意，在此前在年號中也很少出現。《萬葉集》所處的時代正是日本開始實行中央集權制度的律令制時期。其律令是仿效唐朝的法律體系編撰而行，推出有《養老律令》、《大寶律令》等法令，律令制的施行對於鞏固天皇統治是非常有利的。而前段時間天皇因繼承人問題鬧的沸沸揚揚，選擇“令”字也就不難解釋其希望鞏固和加強天皇地位的有一定聯繫。
由於過去日本年號大多出自中國古籍，所以民間一直有聲音要求希望日本保持自身文化的獨立性進行去中國化，所以這次年號是首次引用日本古籍《萬葉集》。而《萬葉集》是日本最早的詩歌總集，其地位相當於中國的《詩經》。
但其實，早在東漢張衡的《歸田賦》中就有了“令和”二字：
仲春令月，時和氣清。
而《萬葉集》是：初春令月，氣淑風和。很明顯的繼承關係。
所以，“令和”2個依然是出自中國古代典籍。更早的，關於“氣淑風和”，唐代的《九成宮醴泉銘》中有“氣淑年和，邇安遠肅，群生鹹遂，靈貺畢臻，雖藉二儀之功，終資一人之慮”，至於“令月”，《儀禮·士冠禮》中說：“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鄭玄注：“令、吉，皆善也。”）“令和”，即“令月”+“風和”，令月是吉月的意思，風和就是風和日麗的意思，簡單隨和。
《萬葉集》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詩集用日文假名書寫，是借中國的古典和漢文創造了日本自己的文字，表達了日本人對情感和社會的看法，不僅體現了與中國古代文化的差異性更體現出割不斷理還亂的關聯性。選擇《萬葉集》作為出典，從文化層面，既強調了日本文化不同於中國，同時也尊重中國傳統文化對日本的重要影響。
參加新年號選定的山中伸彌教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令和”是一個很美麗的年號，也是第一次從日本的典籍中選出，顯示新時代的新氣象，也給予我們的時代一個新挑戰的機會。
安倍首相最後在回答記者有關“為何不選用中國典籍”的提問時，是這樣回答的：“日本正迎來一個根本的轉換期，為了反映日本人的新精神新時代，我們最終決定從日本的典籍中選用新的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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