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中的漂泊

抗戰時期的蘭州移民潮​

戰火中漂泊的移民，給西北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鮮血液，直接推動了蘭州經濟的發展。抗戰時，大批淪陷區的民眾轉移到後方，他們拖家帶口，攜兒帶女，千里漂泊而來。西北儘管荒蕪貧瘠，但卻毫不猶豫地伸開臂膀接納了那些失去家園的人們。在不知不覺中，一個新的移民熱潮逐漸興起。

地處西北中心的蘭州，抗戰時既是中國空軍的重要訓練基地，也是第八戰區長官司令部的所在地。尤其是，遠離抗戰前線，使蘭州成為當時人們移民的首選之地。隨著淪陷區的人口、資金、貨物轉移到蘭州，不僅原有行業得到迅速擴展，而且新增加了機械製造，玻璃、化學、造紙，製藥、麵粉、水泥、電氣等行業。特別是沿海大批技術人員的湧入，為蘭州現代工業的奠基發揮了重要作用。

移民的到來，不僅促進了蘭州經濟文化的空前繁榮，也使得人口急劇增加。1935年，蘭州人口9.6萬，到9年後的1944年人口就增長到了17萬人，多了近一倍。當時，蘭州街頭店鋪林立，操著各地方言的移民在大街上來來往往，蘭州突然間變得熱鬧起來。

這熱鬧的背後，究竟有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長期致力於移民調查研究的姬廣武講述他所知道的抗戰移民故事。

火柴大王，逃出虎口，集資在蘭辦企業

歷史上蘭州曾興起多次移民高潮。不過，抗戰時期的蘭州移民潮，給蘭州帶來的影響是最大的，也是最深遠的。為啥這麼說呢？因為這次移民潮不僅是人口的遷移，更重要的是技術的遷移。

抗戰時，蘭州興辦的眾多企業中，不能不說西北毛紡廠和它的創建者——劉鴻生。對今天的人而言，劉鴻生很陌生。可是在上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劉鴻生。這麼說，聽起來似乎有點誇張，其實一點也不。當時，劉鴻生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紡大王”、“水泥大王”、“企業大王”等稱號。這樣一位大企業家，他是如何到蘭州創業的呢？

劉鴻生是浙江定海人，曾在加拿大留學。1906年，他任開平礦務局的推銷員，到了上海。在上海，他一邊工作，一邊積累人脈經驗。1920年後，他創辦了大中華火柴公司等企業，很快就成為全國聞名的“火柴大王”。上海淪陷後，他輾轉到了香港，然後轉道重慶，任國民政府專賣管理局局長，但是他的主要精力，依舊放在創辦企業上。戰爭打的就是後勤。在當時的條件下，他一方面努力恢復搬遷企業的生產，同時在重慶、西安等興辦企業，發展生產，支援抗戰，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下，他的目光轉到了西北的蘭州。

劉鴻生

蘭州雖然落後，但處在羊毛等原料產區，長久以來，依託甘肅豐富的羊毛等資源等創辦企業，是許多有識之士的願望，左宗棠就在蘭州創辦過織呢局。

劉鴻生也不例外，他不僅多次派人到蘭州考察，自己也先後３次來蘭實地調查情況。1940年，他與國民政府財政部在蘭州創辦了“西北洗毛廠”。西北風沙大，羊毛中的含沙量相當高，洗毛是第一關。據說，左宗棠創辦的織呢局，就因羊毛中含沙量太大而多次停產。三年後，他受中國通商銀行委託，提出建立毛紡廠計劃。他四處奔走，多方聯繫，合夥集資，募集資金一億元，他佔了50%的股份。新建的西北毛紡廠設施完善，既有生產車間、倉庫，也有禮堂、學校、宿舍、飯廳等附屬設施，設有製造、總務、會計、營業四課10股，有職員39人，工人270人，臨時揀毛工170人，計劃年產粗毛呢5萬米，另外還生產製服呢、雪花呢、軍毯等產品。西北毛紡廠，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更名為蘭州第二毛紡廠。

西北毛紡廠是當時蘭州規模比較大的企業了。據我所掌握的資料，此前蘭州雖然經歷左宗棠、清末新政兩次近現代工業化的衝擊，那些企業，要麼是軍工企業，要麼是官辦的，不僅數量稀少，生產也很不穩定。抗戰前，蘭州有企業26家，到抗戰結束時蘭州的企業數量達246家，可謂是飛速增長。這不能不歸功於那些從淪陷區來的移民。

顛沛流離，他們成了蘭州人

在大量的抗戰移民中，既有普通民眾，也有技術人才，更有國內知名的專家教授。我在調查中，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從淪陷區逃出來的人，到了蘭州後，不僅很快適應了蘭州的生活，而且也把自己當做蘭州人。

如果把抗戰時期的移民，做一個分析，我們就會發現，其中既有盲目地逃難而來的民眾，也有一些有計劃撤往大後方的機關學校。尤其是撤到蘭州的學校，為蘭州的發展帶來了急需的人才。這用現在的話來說，可以說是一次技術移民。在遷移來的學校中，有西北師範學院、有在山丹創辦的培黎工藝學校、有在蘭州的西北技藝專科學校（後改為西北農業專科學校）等學校。抗戰勝利後，部分學校和教師雖然遷回原地，但新建校舍留了下來，一部分喜歡上蘭州這塊土地的教師留了下來。無疑，他們成為蘭州經濟文化發展的重要力量。

西北師範學院就是這種情形，它前身是1902年成立的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後來改名為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抗戰時期，先後在西安、城固等地辦學。1941年開始遷往蘭州。為保證教學質量，院長李蒸聘請了李建勳、胡國鈺、袁敦禮、董守義、焦菊隱、孔憲武等著名學者來校任教。而在學校裡還有曾任北京第一師範學院院長、北平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黎錦熙先生，教育家李化方先生、李嘉言教授等。師範學院的到來，不僅為甘肅培養了大批人才，而且也直接推動了甘肅文化的發展。當時，西北師範學院有10個系和6個專修科，為國內專業設置最全的高等師範院校之一。

這裡，我們不能不說，著名考古學家何樂夫的故事。何樂夫是浙江諸暨人，1943年秋來蘭州的，到蘭州任教後，他在蘭州十里店、水掛莊、安寧堡、徐家灣、西固城、西果園等地做過多次考古調查。還通過各種方式，普及考古學知識。最為難得的是，抗日戰爭勝利後，他沒有走。當時，他說西北歷史悠久，考古工作方興未艾，遂堅留蘭州，繼續在西北師院任教，並從事考古工作。後來，他又兼任蘭大中文系的文字學與歷史系的考古學教授。

1947年夏，何樂夫在西北師院東北角一殘堡處，發現了一件明萬曆十年的《深溝兒墩墩軍碑》，這塊碑記錄明代長城的管理制度，為人們研究隴上歷史、研究長城提供了重要證據。他對甘肅的考古工作做出了卓越貢獻。

商人移民，抗戰時期蘭州街頭的一道風景

商人對政治、戰爭是最為敏感的。1937年7月，抗日戰爭在盧溝橋打響了第一槍，但是中日衝突從1895年後，就沒有停止過，尤其是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後，更為嚴重。許多有愛國心的商人就逐漸把資金和經營重心向西北、西南轉移了。

大約從1935年開始，京、津、晉一帶的商幫，就陸續西遷。到上世紀四十年代前後，蘭州街頭的外地字號比較多，有上海幫、有天津幫、有雜貨店，也有京貨店。我曾看到過一段記載就很能說明問題，“金融之權，操縱于山、陝、津幫之手；各大行店，晉商稱勝；錢莊藥號，秦人居多；購辦皮貨綢緞雜貨事業，津、晉兩幫，又稱並駕；製造青條黃煙，陝甘兩商亦足齊驅”。1945年前後，蘭州的商店總數已達到2095家，營業總額增加到10億多元，店員人數也達1.3萬人之多。儘管在總體存在規模小、分散經營、缺乏名商大賈的不足，但移民們對蘭州經濟的推動功不可沒。

晉商學徒王富貴的經歷就很有代表性。王富貴是山西省萬榮縣人，1940年，年僅14歲的他，看到家鄉淪陷，而日本人大肆進行奴化教育，就和幾個同學結伴，偷渡過了黃河，徒步跋涉千里，投奔在蘭州經商的叔叔。結果，他先在平涼的同順祥號謀生，後到榆中淵發明子號，後又去了臨夏，最後到蘭州的魁泰興錢莊。

不過，因抗戰而興盛的蘭州移民潮，終究是無本之木。抗戰勝利後，大批移民東返，許多商號也遷回原址，雖然也給蘭州留下了資本人手，但終究進入了衰落狀態。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了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實施一五計劃，蘭州才真正興起一波更大的移民潮，經濟也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

但無論如何，抗戰時期那些移民和他們帶來的新技術、新觀念，以及給偏僻落後的蘭州帶來的嶄新變化，我們不應該忘記。

講述人：姬廣武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蘭州歷史文化叢書·民族移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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