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位在歷史上找不到模板的奇女子。
她在今天的面容，已經完全被後世的編劇、導演、作家們所異化。而靜待後人拉開距離的重新審視與梳理。
只因她的傳奇經歷。
曾墮入青樓，卻幸運得以贖身，並被陳獨秀證婚。以頭名的身份考入劉海粟的上海圖畫美術學院，並在其中擔任教師，卻因過往的身份飽受非議。而後留法，艱難求生於法蘭西。學成歸國後欲以畫筆報國，卻最終飄零異鄉，孤獨終老。
潘玉良。
回顧中國那漫長而厚重的歷史，一個弱女子如想達到世俗認可的成功，藝術絕對是條死衚衕，女性藝術家青史留名的寥寥無幾。相較之下，更常見的卻是那一塊塊貞潔牌坊，用女性一生的苦難所換來紀念碑，卻也只是一個繼續宣揚將女性壓制在深閨中的枷鎖。
有趣的是，青樓女子們卻並不受此束縛，甚至，與文人們沾沾邊，卻能成為貞婦們永遠都無法企及的“傳奇"，即便是對於後人而言，名妓們也遠比貞婦們更為著名，一個生活在小說，傳奇中，另一個卻是厚重積灰的縣誌。
但，無論是何種身份，都是相同的苦難。
這樣看來，潘玉良青樓出身的身份，反倒成為她傳奇的人生的花絮之一，但她生前因此遭受的苦痛與磨難，也被後世的眼球獵奇時代所消費。
1895年，潘玉良（原名陳秀清）出生。因父母早亡，而被舅父收養。但她舅父嗜賭如命，常常稍有不順，便對潘玉良拳打腳踢。這樣暗無天日的童年，是沒有絲毫快樂可言的。寄人籬下、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而望向其他美滿的家庭，她應該也曾發問：父親、母親，你們又在何處?
待其稍長成，舅父便將她賣至青樓，豆蔻年華的少女，淪為了民國社會中最卑微的底層，將自己尚未成熟的身體，作為物化的金錢交易。不知道那時候的她，對未來是否還抱有希望？希望又是什麼形狀？
雖然經現代人多方考證，她在青樓中也只是至低微的燒火丫頭，但那時候，又有誰會為一個這樣卑微的存在動筆桿子？因此，她的出身，已為她在後世披上了一層迷霧。
而這樣的出身，雖使後人得以獵奇、消費，但在當時卻如同刺配的刑罰，備受所謂正統、禮教之人的流言蜚語攻擊、嘲諷。以致在她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上海美專後，依舊有女同學因為她的出身而要求退學。
“真實的情況是劉海粟根本不認識潘玉良,是去杭州旅遊寫生的時候,晚上演出,潘玉良唱了一段京戲,感動了大家,也暴露了自己真實的身份,此後很多學生鬧著要退學。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挽留學生,穩住大局,劉海粟親自簽署佈告,開除了潘玉良。”——簡繁《滄海》
有趣的是，同樣是學習美術，這些遵循禮教、正統，大家閨秀們，早已湮滅在動盪的歷史中，而無一人知曉，除了她們曾鄙夷一個苦命女子外。
生前，貧窮像一個刺青，是無可抹煞的原罪。
身後，卻成了一塊紀念碑，那顏色與貞節牌坊相同。
而她的作品，也成為了現代富人的專屬，品位與身份的象徵，動輒以天價出售，其價格之高，一件便足以抵消掉她一生的花費。
就像梵高一樣，苦難被金錢所消費。
但她也是幸運的，因一人的解救，而沒有與萬千雛妓經歷相同，在隨後的日子裡保守戰火與饑荒之苦，悄無聲息的湮滅在歷史中。
潘贊化，這個帶給了她姓氏，與全新生命的男人。他曾追隨陳獨秀、孫中山，投身浩浩蕩蕩的國民革命，戎馬一生，為國奔走。他是主，她是妾，但在現代兩人卻本末倒置，解救潘玉良反而成為他在歷史中的索引。
1913年，潘贊化為潘玉良贖身，在青樓與之結為夫妻,陳獨秀是唯一的來賓與證婚人。婚後，夫婦為革命輾轉奔波於上海、北京。
1917年，張勳復辟，潘贊化出於對革命的失望，寓居上海。正是這一時期，潘玉良與安徽同鄉洪野為鄰，向其學畫，與同時代其他藝術家迥異的是，潘玉良先從西方繪畫入手，以在當時尚算新潮事物的油畫水彩畫為主，而後才致力於中西繪畫的結合，這可能也是受好友陳獨秀所提倡的新寫實美術所影響。
洪野，如今的作品已難尋覓，只在《上海美術志》上有這樣一段描述，卻與潘玉良之後的藝術之路相吻合:“洪野,擅長油畫和水彩畫,注重吸取法國印象派的色彩表現,常以西洋畫法在中國宜紙上作畫。”
1918年，孫中山先生於廣州宣誓護法，潘贊化因而前往廣州，投奔孫中山麾下。而潘玉良則留在上海，於1919年考入由劉海粟擔任校長的上海美術院，師從王濟遠、朱屺瞻。對於那個時代而言，女子讀書本身便是一件革命之舉，但青樓出身卻如同刺青一般，成為她被人譏諷的把柄。
1921年，潘玉良以驚人的毅力考取了安徽省極為有限的公費赴法留學名額，一路與另一位安徽才女蘇雪林同行。在蘇雪林口中，潘玉良：“性格豪爽大方,在漫長的海上旅行中,常買些水果與大家同享,同行的人都很喜歡她,可很快就有傳說傳到我們的耳中,說潘玉良出身不正,來自青樓,那些出身世家的閨秀,頓覺和這種人同學受了侮辱,便私下商議,到里昂後,拒絕她入住海外學院的女生宿舍。”
到達法國後，潘玉良進入達仰的工作室，成為了徐悲鴻的同門師妹。她是那最刻苦的一位。“她一到里昂,就到里昂大學附屬的藝術學院上課,午餐也不回來吃,又租來幾座石膏模型,下課回校,就在臥室裡畫素描直到第二天凌晨,從不間斷。”
直至1928年，潘玉良歸國，受劉海粟邀請擔任上海美專西洋畫研究所導師。並在同年11月，於上海西藏路寧波同鄉會四樓舉辦畫展，展覽由蔡元培等名流發起舉辦。以致“ 來參觀者絡繹不絕，盛況空前，看了畫無不嘖嘖，讚歎，認為前所未見”。
從1930年開始，她將身心投入於藝術教育中，先後擔任新華藝專、中央大學教授、導師等職，直至1937年，動盪不安的時局，令她再次踏上了遠去法國的輪船。
在潘玉良早期的繪畫中，更像是一個印象派畫家，比如在1925年的雜誌上，曾稱潘玉良的作品“作者靜物畫中,以此為得意之作。色調異常和諧,技巧亦純熟,白色在靜物畫中最易單調,而此花之色,由青黃藍綠紫各色間雜其中,有後期印象派之風。”
這在她的花卉與風景中體現尤甚，巴黎的同學曾回憶道:“潘玉良有一次買了一束菊花,放在窗前,就窗前射進來的晨曦取影。晨曦一霎間就過去了,她一天只能畫幾筆,要等次日晨曦來時才能再畫,因為怕菊花枯萎,每夜要起來數次為花噴水。”
與同時代的其他藝術家的繪畫，總是帶有種種繪畫之外的目的性不同，潘玉良更像是為了繪畫本身而繪畫,她沉醉在線條、色彩、形體、空間的營造帶給她的創作快感中。
而對中國傳統藝術的熱愛，也令她臨摹了一批中國古代名畫,並開始嘗試借鑑融合中國傳統的線描手法來描繪人體,當時身陷牢獄的陳獨秀在看了潘玉良的作品後欣然為之作了題跋,他寫道:“以歐洲油畫雕塑神味入中國之白描,餘稱之為新白描,玉良以為然乎?”
這種中西融合韻味，被她在法國發揚光大，最終成為她標誌性的藝術語言。
潘玉良在踏上前往法國的輪船時，絕沒有想過只是她祖國、家庭、愛人的永別。
這卻也未嘗是件壞事，雖然在建國後她多次致信潘贊化，歸國心切。但最終還是因為種種因素未能成行。這也令她得以專心於繪畫，而免受她一定會被波及到的政治運動。
1977年，潘玉良於巴黎病逝。她的幾千件作品在其子的斡旋下，得以在七年後從法國運輸回國。
而她的傳奇經歷，也從此時，開始以展覽、小說、電影等種種形式，被建構成一個千人千面形象。
這個從青樓走出的女子，在她的一生中完成了數個身份的轉變：從妓女、小妾、學生、留學生、教授，最終到流浪四十年的海外藝術家，她走出了那個時代所強加給女性的侷限，用自己的智慧與勤奮，被後世所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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