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员中，从地方官干成京官的，不胜枚举；但从县令干成内阁首辅的，实属罕见。张至发，就是明末官场上的一个传奇人物。
张至发（1573年—1642年），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双杨镇坡子庄人。淄博，齐文化发祥地，历史上出了不少名臣，从职位上看，张至发应是最高的。
《淄川县志·名臣传》记述，张至发，字圣鹄，号宪松，万历二十五（1597年）年中举，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中进士。从玉田县令干起，张至发最后位居内阁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为这个光环，《淄川县志》把张至发塑造成了一个忠孝仁义的近乎完美之人，但在《明史》中的形象并不高大。
登科入仕后，张至发干了几任县令，后因为政绩突出被调入京城，先做礼部主事，后改御史。在御史这个职位上，张至发很有胆量，连首辅叶向高他都敢弹劾。在排斥东林党的斗争中，张至发再次发威，谁敢为东林党说话，他就弹劾谁，户部郎中李朴就被他说成“背公死党，诳语欺君”（《明史·张至发传》）之徒。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明神宗打发张至发去河南做了巡按御史。
在河南期间，张至发这个御史表现得仍然很有棱角，福王朱常洵（神宗第三子）就藩洛阳，“中使相望于道”，面上极尽招摇，张至发又跳出来以礼裁之，搞得福王也没有脾气，“无敢横”（《明史·张至发传》）。几年后，张至发称病回乡，继而大明帝国频遭变故，神宗崩，光宗崩，熹宗立。天启元年（1621年），张至发进大理寺丞；天启三年（1626年）请假回乡照顾老人。魏忠贤听说张至发排斥东林党人，认为此人可用，便有意拉拢提拨，但张至发始终不肯出山。
到了崇祯五年（1632年），六十岁的张至发再次出现在官场上，“起顺天府丞，进光禄卿”，掌管具体而繁杂的宫廷事务。因为“精核积弊，多所厘正”（《明史·张至发传》），工作业绩突出，思宗觉得张至发是个能干事、会干事的人才，就破格提拔他做了刑部右侍郎。崇祯八年（1635年）七月，思宗扩大内阁规模，便提拔张至发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内阁辅臣之一。
当时，内阁人数不少，首辅是温体仁，钱士升、王应熊、何吾驺次之，张至发和文震孟因入阁晚，排在后面。在新的政治舞台上，张至发踌躇满志，不可能不觊觎首辅的位子。若论资排辈，张至发想做首辅，想从六阁臣中脱颖而出，难。但是，机会还是来了。仅过了两年的时间，张至发就排到了最前面。
原因有四个。其一，张至发跟温体仁走得很近，受到了特殊保护；其二，温体仁一贯党同伐异，张至发充当助手，配合温体仁清除内阁中的异己势力和政治对手；其三，思宗猜忌心很强，不好伺候，难免有阁臣知难而退；其四，个别阁臣性情古怪，人缘太差，弹劾声不断，成为众矢之的，只能乖乖走人。
崇祯八年（1635年）九月，王应熊因不协人望，在轮番弹劾下离职；同年十一月，何吾驺、文震孟被罢免，张至发出了不少力；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钱士升因触犯思宗称病归乡。此时，内阁辅臣就温体仁和张至发的资格老了。崇祯十年（1637年）六月，温体仁结党营私被思宗察觉，免为庶人。
温体仁走了，张至发熬出了头，“体仁辈尽去，至发遂为首辅”。张至发跟了温体仁数年，学到了一些东西，但终究差了不少，“至发代体仁，一切守其所为，而才智机变逊之，以位次居首，非帝之所注也”（《明史·张至发传》）。张至发之所以能成为首辅，不在于其才干，而在于他在内阁位次靠前，资格老。
做了首辅后，张至发继承了温体仁的衣钵，成了温体仁第二，结党营私，玩弄权术，党同伐异，排挤良臣，黄道周等一批忠臣遭到打压排挤，朝廷一度乱糟糟，各部各科对张至发的弹劾声不断。而此时，大明帝国内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如火如荼，外有清兵虎视眈眈，却未见张至发有何良策，有何建树。
张至发被弹劾，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张至发“起自外吏，诸翰林多不服，又始终恶异己，不能虚公延揽”，从一个小县令起家，侥幸入阁，且刚愎自用，不听他人意见，那些翰林们能服他吗？二是张至发身为首辅，却犯有严重的错误，“帝亦恶其泄漏机密”（《明史·张至发传》），这样的人配做首辅吗？
崇祯十一年（1638年）四月，张至发在官场上混不下去了，于是上疏辞职，并说明了辞职的原因，“自谓当去者三”。这一年，张至发六十六岁。三条原因为何？史载不详，但可以肯定“未尝引疾”，不是因为生病而辞职。然而，思宗却让他回乡养病，“忽得旨回籍调理，时人传笑，以为遵旨患病云”（《明史·张至发传》）。圣旨写得很明白，回家养病，当时有人嘲笑张至发是遵圣旨而得病的。
对于张至发，史官在别传中这样评价他。温体仁去后，“及张至发……继之，皆非帝意所属，故旋罢去”（《明史·薛国观传》）；“去而张至发……当国，……以娼嫉称”（《明史·周延儒传》）；“体仁虽前死，其所推荐张至发……之徒，皆效法体仁，蔽贤植党，国事日坏，以至于亡”（《明史·温体仁传》）；“至发险忮，……一效体仁之所为，而国家之元气已索然殆尽矣”《明史·列传第141》）。
早年，王应熊离京，“乘传赐道里费，行人护行”（《明史·王应熊传》）；而张至发离京，“帝……听之去。且不遣行人护行，但令乘传，赐道里费六十金、彩币二表里，视首辅去国彝典，仅得半焉”（《明史·张至发传》），没有挽留，没有护卫，差旅费也只给了一半。两者对比，足见思宗对张至发的成见有多深。
首辅到百姓，张至发的人生落差太大。崇祯十二年（1639年）冬，张至发染病，消息传到京城，思宗亲书“敕赐存问”四个大字，派官员及御医前来慰问。
据《兵部为奖惩有关官员事题行稿》崇祯十三年（1640年）六月二十五日条记载，“看得大虏南下，省会失守，凡隶属邑者，处处有风鹤之惊，……原任大学士张至发捐钱四百三十二千、粟米一百石”，思宗得知后，对其“加一级，仍赏银二十两”。崇祯十四年（1641年），思宗下诏起用张至发等旧臣，唯独张至发四次上疏推辞。次年七月，张至发病死家中，时年七十岁，赠少保。
张至发一生做过不少善事，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巡按河南时，“置义田，以赡贫者。（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豫省饥，请留饷备振，又请改折漕粮，皆报闻”；离职后，张至发依然心系乡土，“既归，捐赀改建淄城”（《明史·张至发传》）。此外，天启年间张至发还捐资建六龙桥；为解决水患，开挖苗家窝至坡子村东孝妇河长三十余里水渠一条，并驾石桥两座，名曰七星河。
《明史·张至发传》称“至发颇清强”，是个清廉强干的官员，不论是在地方任职还是在京城担任小吏，他都做得很出色。然而，入阁后的张至发却变了另一个人，患得患失，瞻前顾后，没有把正能量释放到正地方，以至于庸庸碌碌。十个月的首辅生涯，既成就了张至发的传奇，也让他一度迷失了自我。（刘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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