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員中，從地方官幹成京官的，不勝枚舉；但從縣令幹成內閣首輔的，實屬罕見。張至發，就是明末官場上的一個傳奇人物。
張至發（1573年—1642年），今山東省淄博市淄川區雙楊鎮坡子莊人。淄博，齊文化發祥地，歷史上出了不少名臣，從職位上看，張至發應是最高的。
《淄川縣誌·名臣傳》記述，張至發，字聖鵠，號憲松，萬曆二十五（1597年）年中舉，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中進士。從玉田縣令幹起，張至發最後位居內閣首輔，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因為這個光環，《淄川縣誌》把張至發塑造成了一個忠孝仁義的近乎完美之人，但在《明史》中的形象並不高大。
登科入仕後，張至發乾了幾任縣令，後因為政績突出被調入京城，先做禮部主事，後改御史。在御史這個職位上，張至發很有膽量，連首輔葉向高他都敢彈劾。在排斥東林黨的鬥爭中，張至發再次發威，誰敢為東林黨說話，他就彈劾誰，戶部郎中李樸就被他說成“背公死黨，誑語欺君”（《明史·張至發傳》）之徒。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明神宗打發張至發去河南做了巡按御史。
在河南期間，張至發這個御史表現得仍然很有稜角，福王朱常洵（神宗第三子）就藩洛陽，“中使相望於道”，面上極盡招搖，張至發又跳出來以禮裁之，搞得福王也沒有脾氣，“無敢橫”（《明史·張至發傳》）。幾年後，張至發稱病回鄉，繼而大明帝國頻遭變故，神宗崩，光宗崩，熹宗立。天啟元年（1621年），張至發進大理寺丞；天啟三年（1626年）請假回鄉照顧老人。魏忠賢聽說張至發排斥東林黨人，認為此人可用，便有意拉攏提撥，但張至發始終不肯出山。
到了崇禎五年（1632年），六十歲的張至發再次出現在官場上，“起順天府丞，進光祿卿”，掌管具體而繁雜的宮廷事務。因為“精核積弊，多所釐正”（《明史·張至發傳》），工作業績突出，思宗覺得張至發是個能幹事、會幹事的人才，就破格提拔他做了刑部右侍郎。崇禎八年（1635年）七月，思宗擴大內閣規模，便提拔張至發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成為內閣輔臣之一。
當時，內閣人數不少，首輔是溫體仁，錢士升、王應熊、何吾騶次之，張至發和文震孟因入閣晚，排在後面。在新的政治舞臺上，張至發躊躇滿志，不可能不覬覦首輔的位子。若論資排輩，張至發想做首輔，想從六閣臣中脫穎而出，難。但是，機會還是來了。僅過了兩年的時間，張至發就排到了最前面。
原因有四個。其一，張至發跟溫體仁走得很近，受到了特殊保護；其二，溫體仁一貫黨同伐異，張至發充當助手，配合溫體仁清除內閣中的異己勢力和政治對手；其三，思宗猜忌心很強，不好伺候，難免有閣臣知難而退；其四，個別閣臣性情古怪，人緣太差，彈劾聲不斷，成為眾矢之的，只能乖乖走人。
崇禎八年（1635年）九月，王應熊因不協人望，在輪番彈劾下離職；同年十一月，何吾騶、文震孟被罷免，張至發出了不少力；崇禎九年（1636年）九月，錢士升因觸犯思宗稱病歸鄉。此時，內閣輔臣就溫體仁和張至發的資格老了。崇禎十年（1637年）六月，溫體仁結黨營私被思宗察覺，免為庶人。
溫體仁走了，張至發熬出了頭，“體仁輩盡去，至發遂為首輔”。張至發跟了溫體仁數年，學到了一些東西，但終究差了不少，“至發代體仁，一切守其所為，而才智機變遜之，以位次居首，非帝之所注也”（《明史·張至發傳》）。張至發之所以能成為首輔，不在於其才幹，而在於他在內閣位次靠前，資格老。
做了首輔後，張至發繼承了溫體仁的衣缽，成了溫體仁第二，結黨營私，玩弄權術，黨同伐異，排擠良臣，黃道周等一批忠臣遭到打壓排擠，朝廷一度亂糟糟，各部各科對張至發的彈劾聲不斷。而此時，大明帝國內有李自成、張獻忠起義軍如火如荼，外有清兵虎視眈眈，卻未見張至發有何良策，有何建樹。
張至發被彈劾，還有兩個重要的原因。一是張至發“起自外吏，諸翰林多不服，又始終惡異己，不能虛公延攬”，從一個小縣令起家，僥倖入閣，且剛愎自用，不聽他人意見，那些翰林們能服他嗎？二是張至發身為首輔，卻犯有嚴重的錯誤，“帝亦惡其洩漏機密”（《明史·張至發傳》），這樣的人配做首輔嗎？
崇禎十一年（1638年）四月，張至發在官場上混不下去了，於是上疏辭職，並說明了辭職的原因，“自謂當去者三”。這一年，張至發六十六歲。三條原因為何？史載不詳，但可以肯定“未嘗引疾”，不是因為生病而辭職。然而，思宗卻讓他回鄉養病，“忽得旨回籍調理，時人傳笑，以為遵旨患病雲”（《明史·張至發傳》）。聖旨寫得很明白，回家養病，當時有人嘲笑張至發是遵聖旨而得病的。
對於張至發，史官在別傳中這樣評價他。溫體仁去後，“及張至發……繼之，皆非帝意所屬，故旋罷去”（《明史·薛國觀傳》）；“去而張至發……當國，……以娼嫉稱”（《明史·周延儒傳》）；“體仁雖前死，其所推薦張至發……之徒，皆效法體仁，蔽賢植黨，國事日壞，以至於亡”（《明史·溫體仁傳》）；“至發險忮，……一效體仁之所為，而國家之元氣已索然殆盡矣”《明史·列傳第141》）。
早年，王應熊離京，“乘傳賜道里費，行人護行”（《明史·王應熊傳》）；而張至發離京，“帝……聽之去。且不遣行人護行，但令乘傳，賜道里費六十金、彩幣二表裡，視首輔去國彝典，僅得半焉”（《明史·張至發傳》），沒有挽留，沒有護衛，差旅費也只給了一半。兩者對比，足見思宗對張至發的成見有多深。
首輔到百姓，張至發的人生落差太大。崇禎十二年（1639年）冬，張至發染病，消息傳到京城，思宗親書“敕賜存問”四個大字，派官員及御醫前來慰問。
據《兵部為獎懲有關官員事題行稿》崇禎十三年（1640年）六月二十五日條記載，“看得大虜南下，省會失守，凡隸屬邑者，處處有風鶴之驚，……原任大學士張至發捐錢四百三十二千、粟米一百石”，思宗得知後，對其“加一級，仍賞銀二十兩”。崇禎十四年（1641年），思宗下詔起用張至發等舊臣，唯獨張至發四次上疏推辭。次年七月，張至發病死家中，時年七十歲，贈少保。
張至發一生做過不少善事，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巡按河南時，“置義田，以贍貧者。（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豫省飢，請留餉備振，又請改折漕糧，皆報聞”；離職後，張至發依然心繫鄉土，“既歸，捐貲改建淄城”（《明史·張至發傳》）。此外，天啟年間張至發還捐資建六龍橋；為解決水患，開挖苗家窩至坡子村東孝婦河長三十餘里水渠一條，並駕石橋兩座，名曰七星河。
《明史·張至發傳》稱“至發頗清強”，是個清廉強幹的官員，不論是在地方任職還是在京城擔任小吏，他都做得很出色。然而，入閣後的張至發卻變了另一個人，患得患失，瞻前顧後，沒有把正能量釋放到正地方，以至於庸庸碌碌。十個月的首輔生涯，既成就了張至發的傳奇，也讓他一度迷失了自我。（劉秉光）
閱讀更多 劉秉光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