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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2000多年的修志传统。正如江泽民《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所说：“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存留下来的旧志约8000多种，比其他典籍留存的总和还要多。20世纪80年代起至目前为止，第一轮新编志书已经基本完成，第二轮新志编修在全国陆续展开。首轮新编的省、市、县三级志书共6000余部，约合40亿字；再加上4万多部部门志、专业志、名山大川志、乡镇村街志以及地方的综合年鉴等，成为前所未有的文化建设工程。丰富无比、巨大承载的新志和旧志资料，会对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会对社会科学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一
地方志资料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
“决策是人类社会实践中一种固有的无所不在的重要活动，是人们为了达到或实现一个目标而进行的活动”，而“决策活动，是人们的重要职能，是一切个人或事业成败、兴衰的关键活动，对于一个组织和领导者来说则尤其重要”。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任务主要有两条，了解情况和制定政策。了解情况，一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二要查阅已有的文献资料。地方志是重要的地方文献，志书的资料有其他文献无法比拟的特点。它丰富翔实而没有宣传色彩，它系统完整而不是片面零碎，它真实科学而排除虚假水分。领导机关和决策者在决策前，要了解情况，要掌握相关资料，就必须查阅地方志。
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重视地方志资料。毛泽东主席在战争年代，每解放一个县城，总是要找当地的县志看。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不仅自己调阅了大量的四川方志，还辑选了部分方志，推荐给到会的领导同志，提倡利用方志，提高领导水平。2000年5月至2004年1月，朱镕基总理和温家宝、回良玉副总理先后到河北省丰宁县考察工作时，均阅读了该县县志。2002年5月2日，全国人大林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林科院院长江泽慧一行来津考察工作时，特意向市领导索要天津的新编志书，他阅后高兴地说：天津的志书编得很好，对了解天津的情况很有帮助。一些外国领导人也通过地方志资料了解中国的情况。
决策者如果了解地方志资料，就可做出正确决策。如黑龙江省饶河县领导参照外地经验，按照上级安排，决定大面积推广烤烟和高产玉米的种植。经过二三年的实种，结果产量低、品质差，致使农民收入减少，并同政府产生了矛盾。县里组织有关专家，详查了县志1939－1985年的气象等资料，得出该地区不适宜种植烤烟和高产玉米的科学结论，从而纠正了原来不切实际的决策。
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不仅全面记述一地的现实状况，而且全面记述一地的历史。它将一地的历史和现状，有机地连接了起来。地方志资料可以证实历史事实，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中央电视台2006年1月中旬曾报道：某村有一个公路桥，由于年久失修，一名女学生不慎从桥上掉了下去，造成生活不能自理。家人先后找到3个有关部门，要求赔偿。3个部门都推说不归自己管理。家人委托律师告上法庭。律师依据当地县志记载，以该桥修建资料举证，最后法院判定由公路管理部门承担责任。使受害人得到经济补偿，并使公路桥得以修复。
地方志资料，可以用以解决地域、山域、海域等争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以东海面海州湾中的前三岛（牛车山岛、平山岛、达山岛），改革开放以来，在海洋捕捞、养殖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引发了苏、鲁两省权属争端。1992年，国家海洋局专家考察组来到赣榆，要求赣榆县地方志办公室提供相关史料，证明前三岛历史上即属江苏省，使纠纷得以解决。
地方志资料，还可以提供国际事务的史证。2003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了震惊中外的“8•4”日军侵华遗留毒气弹泄露事件，市志办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和领导报送了《关于侵华日军陆军化学研究所有关情况的报告》，为与日方交涉，提供了证据。
二
地方志资料为科学研究提供史料
胡乔木同志曾经讲过：地方志“涉及许多学科，从历史学、各种专门的史学、史料编纂学、自然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到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也可以作为人文地理学一部分）、社会统计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等”。这就是说，地方志是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资料著述。地方志书包含有各种社会科学著作，乃至自然科学著作所需的资料。正像有的专家说，新编地方志会对社会科学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天津市红桥区修志者在修志过程中发掘了大量的旧志和有关史料，做了深入的考证研究工作，证实中华名园水西庄是《红楼梦》中“大观园”重要原形之一，撰写并发表了多篇文章，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认为这是红学研究的突破性发展，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还专程来到红桥区水西庄进行考察。著名历史学家、浙江大学孙达人教授，根据《兰溪县志》记载的有关同治《兰溪县鱼鳞图册》及其收藏情况，于1998年在扬州召开的中国史学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介绍，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美籍著名经济史学家赵冈，多次托人了解资料的详细情况。
地方志记述的是地方的资料，虽然没有国史的大范围、高层次，但是却比国史的资料更深入、更细化、更具体。它的资料不仅可以涉及到省、市、县，而且可以触及到乡（镇）、村、街。国史中没有的资料，地方志中不但有，并且很丰富。所以研究地方的事物，就不能不用地方志资料。
2002年7月，两院院士、著名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专家、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对南通博物苑新馆进行规划、设计。他首先阅读了《南通市志》“城市规划”卷，然后找来相关资料和民国南通地图进行印证，提出南通在中国近代第一个有完整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命题。市委、市政府随即以“中国近代第一城”进行对外宣传，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又如，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研究员宝音，到河北省丰宁坝上，研究治理沙化，除了现场考察外，主要参考了丰宁县志，圆满地完成了国家和省科研项目《坝上沙质荒漠化土地整治与草场更新技术研究》，为防沙、治沙提供了重要的科研成果。
地方志的另一特色是记述人物，其中包括人物传、人物简介、人物表、人物录，还有“以事系人”的记载；所记载的人物不仅数量多，而且除了大人物以外，还有能工巧匠式的小人物，这是其他书籍相形见绌的。与郑和同率庞大船队下西洋的杰出航海家、外交家、军事家王景弘究竟是哪里人，这在各种书籍上、各类资料上都查找不到，困扰史学界300余年。福建省漳平市地方志办公室在修志过程中，发现王景弘原来是龙岩地区漳平集贤里香寮村人的资料，使王景弘的籍贯问题得到破解。又如元代纺织改革家黄道婆，在龙华乡东湾村的墓地于“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掉，1983年上海县地方志办公室在编修县志时，向县政府汇报后，其墓得以修复，并将收集到的有关资料，整理出版了《黄道婆研究》一书，成为全国迄今最为完整的一部研究黄道婆的著作。
地方志记述事物的上限，一般从当地有建制开始，甚至还可以尽量上溯，其记述“纵不断主线”，“横不缺要项”。这就对考证历史事物，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991年在四川广元市中区邓家坪发掘出了大批文物，中国社科院有关专家在市志办的密切配合下，通过志书资料分析，证明这里属于新石器时代遗址，把广元有人类居住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几百年。天津究竟什么时间建城，几百年来都没有搞清。2000年7月，天津市委办公厅为举办天津建城600年庆祝活动，征询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郭凤岐的意见。郭凤岐经过多方考证，在《明太宗实录》中发现重要线索，并用天津现存最早的志书《天津卫志》等多部志书资料进行研究印证，天津建城的确切时间为1404年12月23日，建议以2004年12月23日作为天津设卫建城600周年纪念日，得到领导和专家的一致认可。
地方志资料不只对社会科学研究有重要作用，对自然科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的《旗志》，对该旗传统蒙医正骨世家进行了记述，旗蒙医正骨医院原副院长、传统正骨医术继承人包金山，结合西医骨科理论，撰写了10余篇关于蒙医正骨、手法扶位、夹板固定等学术论文，在国内和国际性学术会议上进行交流研讨，使蒙医正骨被载入《止海医学百科全书》，科尔沁蒙医正骨也名扬天下，旗蒙医正骨医院被国家权威部门定为“全国百家特色医院”，并由旗（县）级医院升格为市（地）级医院。辽宁省营口市史志办公室于2004年成立课题研究小组，利用志书资料，采访20余位历史见证人及家属，研究并破解了70年前的“龙骨”事件之谜。为破除迷信，普及科学，扩大营口的知名度，做出了贡献。地方志工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三
地方志资料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材料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为把经济搞上去，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形式，进行地情、国情宣传，扩大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效果。因为地方志“特有的内容，特殊的文体，特别的书写方式，使它不仅在国内宣传上，而且在对外宣传中，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它是很好的宣传品，又不带宣传色彩；它是官书，又不是公文；它的内容实在而少水分，真实而不空泛，代表官方而又以民间著述出现；特别是其寓观点、褒贬于记述之中，更易于为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观点的海外人士所接受”，“它不仅可以间接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而且可以直接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劳”。
1984年10月，福建省平和县在查阅旧志资料时，发现曾进献朝廷的贡品“王官溪蜜柚”的资料，而该情况知者寥寥。他们将此资料报告县领导，县领导很快做出建立“王官溪蜜柚”生产基地的决定。1985年，由中央农牧渔业部、省农业厅、市农业局和县共同投资60万元，建起了生产基地。现在，该果品已行销海内外，成为该省出口创汇的“拳头”果品。黑龙江的《木兰县志》出版后，根据志书中“香磨山的传说”资料，县政府于1992年决定开发建设“香磨山”旅游区，现已初具规模，并被省旅游局确定为省级旅游景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籍华人张滨海来黑龙江饶河考察投资项目时，专门查阅《饶河县志》，了解该地情况。经实地考察，决定在该县投资500万元，建设集食宿、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大楼。
地方志资料为吸引外商，构建农村新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04年至2005年，在天津宝坻区投资的外商，就有30多人购买了《宝坻县志》。国家一级作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模、河南南阳市史志办主任秦俊，利用当地丰富的方志资源，先后出版小说10部，拍摄电视剧5部。其中《伤兵东四郎》一书，经中央领导李长春之手转赠日本，在日本引起轰动。日方决定出资7000万元人民币，建立中日友好的太增植物园和南阳清酒厂。
地方志资料为各地名特传统产品的开发，提供了极具历史价值的信息和依据。福建省上杭县地方志编修委员会，根据县志的记载，将境内紫金山在宋代康定元年（1040年）即有采金活动的资料信息，提供给地质部门。据此，闽西地质大队先后进行了多次探察、勘察，确定以紫金山主峰一带为金矿的重点范围。2001年，紫金山成为国内采选规模最大的黄金矿山，产金量居全国黄金企业首位。泰宁县方志委，协助县农业局查找传统名产“泰宁乌鸡”珍稀物种的史料，并向国家农牧渔业部申报珍稀家禽保护品种项目；在2002年的“九•八”厦门投资洽谈会上，泰宁金湖乌凤鸡被确立为福建省高新技术开发重大项目。
浙江开化的龙顶茶，自明崇祯年间开始就成为贡品。20世纪50年代末，开化县林业局茶叶特产科的同志根据志书记载，与当地老茶农一起按照传统手工工艺进行试制。但此种工艺因“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而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进行研制。自研制成功批量生产至今，已先后获43次部级以上大奖，2003年获国家质检总局原产地标记注册，“开化龙顶”商标已成为该省著名商标。四川省井研县的旱灾，是制约农业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县志办根据地方志记载的历史情况，分析旱灾发生的规律，找出原因。据此农业部门采取相应措施，实行旱地改制，做到3熟高产。这项改革获农业部技术推广成果一等奖，并在井研县召开了全国南方9省旱地改制现场会。
四
地方志资料为认识家乡、热爱家乡提供教材
家乡是人们的家庭世代居住的地方。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特别是有广播、电视等现代化传媒，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几乎可以同时了解世界上的大事；但人们了解世界大事，并不意味着也认识了自己的家乡。正如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哲郎先生所说：“尽管乡里之人多能详知天下事，但能够知晓本地历史者却反而寥寥可数。故在各地有识之士努力之下纷纷开始编写地方志。”
地方志虽然不是了解家乡的独有载体，却是介绍地情的专门载体；地方志书资料是了解家乡、认识家乡，进而热爱家乡的最好的乡土教材。1990年，河北省的《丰南县志》出版后，县里举办“知我丰南，爱我丰南”百题知识有奖竞赛，不少题目出自《丰南县志》。参赛者有各级领导干部，还有上至80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小学生，活动历时一个月。县委书记王士义说：“利用县志搞县情宣传是个创举，这样的活动生动活泼，群众乐于接受。”这次活动在全国方志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994年6月和1997年2月，蒋纬国先生在给亲友的信中提到，他将浙江省的《奉化市志》，“正置书架上，当可随时翻阅查考也”，并感慨说：“阅后不禁更钩起思乡忆往之情”。上海松江县政协在海外联谊会成立大会上，将新编的《松江县志》赠给与会的侨胞、港澳同胞。台北松江同乡会理事长朱登皋先生（原台北国民党当局交通部政务次长）感慨地说：“披览之余，对离别四十多年之故乡，更多眷念。尤其对故乡子弟，深感百年树人之义，久离故乡游子，也应能尽绵薄于万一。”此后，他发动在台湾的同乡，捐款设置故乡子弟奖学金。
地方志资料还为国际交流架起了信息桥梁。吉林省在征集《吉林省志•人物志》入志名单时，发现抗联烈士张蔚华与金日成的特殊关系。张蔚华与金日成两家是5代世交，他在抗日武装斗争中，多次舍身救金日成，朝鲜非常重视他。经过大量考察调研，掌握并挖掘大批鲜为人知的史料，不仅丰富了吉林抗联史和地方党的历史，也丰富了朝鲜的军事和党史内容，并促成了吉林省地方志和朝鲜劳动党党史界的多次互访和交流，为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1992年8月，山东省副省长李春亭访问韩国，韩国总统卢泰愚说他的祖籍在山东，希望帮助他核实。李副省长回国后，要求山东省史志办公室迅速查询。经查阅大量方志、家谱和有关史籍，走访卢姓的知情人，终于搞清了卢氏血脉源流和古卢国旧城遗址。2000年6月18日，韩国前总统卢泰愚及夫人金玉淑，到山东省清平县平安店镇卢庄村寻根，受到各级领导及村民的热烈欢迎。1995年，福建省晋江市罗山镇上郭村受菲律宾宗亲柯芳楠的委托，请求晋江市地方志办公室帮助寻找菲律宾民族英雄、国父扶西•黎刹的高祖父南哥（柯南戈）的祖籍地。在晋江市地方志办公室维坤和泉州市地方志协会杨清江的努力下，证实其原籍和出生地是中国福建泉州（刺桐）晋江罗山镇上郭村。两国有关媒体都作了相关报道，引起两国社会的巨大反响。2000年5月19日，菲律宾共和国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到泉州晋江上郭村，参观扶西•黎刹的史迹，并为黎刹塑像奠基培土。1999年，韩国丁氏宗亲会秘书长丁炳泰前去湖北南阳市，找到市委统战部说，听老辈人讲，韩国丁氏的祖根在南阳，请帮助查实。南阳市史志办公室的同志得到情况后，主动与其联系，经过多方查阅地方志等资料，确定韩国丁氏的祖根在该市唐河县的大河屯。韩国丁氏邀请市史志办公室的同志到韩国访问，并向唐河县捐赠20多万元人民币。
1997年底、1998年初，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与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在天津举办了“中国（海峡两岸）地方史志比较研究讨论会”，台湾、香港地区和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史志专家，以及大陆有关省市的方志学者60人参加。1998年11月，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组团，率大陆8个省市史志专家、学者32人，应邀赴台湾参加“海峡两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馆学术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还有香港地区和美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的高层次学者，共有120人。这两次地方史志研讨会，利用大量地方史志资料，不仅交流了学术，而且进一步沟通了学者们间的感情，拉近了关系；特别是证实了海峡两岸地方志同宗源、人民同血脉、疆域同祖国的事实。
总之，地方志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横陈百科，纵述历史，不仅是最全面的地情书，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地方志书资料，在三个文明建设中，越来越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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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校：吴辉军 游 勇
总编：李秋洪 邓敏杰
※参考文献：
《广西地方志》期刊2006年第3期，广西地方志办公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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