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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為天。今天，玉米、馬鈴薯是貴陽人餐桌上的常客。玉米，貴陽人又叫包穀，煮"嫩包穀"，吃憶苦思甜的"包穀飯"等等。馬鈴薯又叫土豆、洋芋，它變身土豆泥、土豆丁、土豆片、土豆絲等形態，煎、炸、炒、煮，各種吃法各種嗨。番薯以烤番薯的形態，還在大街小巷或者商場裡存在，基本是一種零食的待遇。它們都是我們菜籃子中的一員，而不是解決溫飽的主要力量，然而在古代，它們就重要多了，往大了說推動形成了"康乾盛世"，就貴陽來說，影響了貴陽的人口總數與結構。

少數民族主導的"貴陽"

根據考古發掘，現在的貴陽區域內，在清鎮、烏當、修文等地發現了石斧、錛、鑿、方格印紋陶片等26處舊石器時代古人類遺存。在白雲、修文開陽等地發現了石製品、骨製品、陶片、用火遺蹟等4處新石器時代古人類遺存。其中，開陽縣國家巖洞中發現了保存較為完整的骨架1具；開陽縣平寨麼佬洞採集到的人牙化石3枚，經考古部門鑑定，屬於晚期智人。如此看來，至少在距今2萬年左右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就有相當數量的古人類在現在的貴陽境域內活動。當然，那個時候沒有民族的概念，他們的後代如果一直在這一區域發展下來，勢必是區別於漢族的中原文化，應當會成為少數民族，只是在沒有記錄的遠古時期，都淹沒在歷史的塵埃裡了。

彝族村寨

在距今5000年左右，根據相應民族的傳說，以及一些歷史的模糊印跡，我們可以知道貴州地區的居民主要是仡佬族的先民濮人，苗族的先民九黎或三苗，侗族、布依族、水族的先民百越，以及來自西北少數民族氐羌系族群演化而來的彝族等。其中，彝族先民在三國時期建立過羅氏鬼國，在唐代統治過矩州（今貴陽），甚至在五代十國到宋初，彝族先民一度入主矩州，把矩州改名為"黑羊箐"這樣一個具有彝族特色的地名，可見當時有大量的彝族居住在貴陽。

及至元明時期，水西、水東土司兩大勢力輪番掌控貴陽地區。水西土司即是彝族先民部落政權傳承而來，與羅氏鬼國一脈相承，只是在不同時代表現出不同的政權形態。水東宋氏土司，雖然宋氏本來是漢族，但在當時的貴州地區，漢族較少，反而變成了"少數民族"。加上入黔日久和穩固統治的需要，就像少數民族在漢族人居多的地方逐漸漢化一樣，宋氏逐漸"少數民族化"，融入了布依族，依靠布依族、苗族的力量，與以彝族為主的水西安氏在貴陽地區形成均勢。明代建立貴州宣慰司，水西安氏為宣慰使，水東宋氏即為宣慰同知（副宣慰使），都駐貴陽辦理軍民事務，可見彝族、布依族、苗族是貴陽當時主要的居民。

20世紀80年代苗族在噴水池舉行“四月八”活動

再補充一個苗族習俗。直到現在，每年的農曆四月初八（苗族"亞魯節"），貴陽市及鄰縣的苗族群眾都要身著民族盛裝，雲集噴水池一帶，吹響蘆笙、簫笛，唱著山歌，跳著苗家舞蹈，紀念在"四月八"戰死，而埋葬在噴水池一帶的古代苗族英雄亞魯。從這個傳說與習俗可以看出，亞魯埋葬在今天的噴水池附近，而一般死去的人都是埋葬在自己家或者聚居區的附近，可見當時的貴陽，苗族人數眾多，至少是苗寨一類形式。

玉米、番薯、馬鈴薯等傳入貴陽的影響

中國傳統糧食作物如五穀、麥等由於受生物屬性的制約,特別是受氣候和垂直高度的限制,所以只能在平原淺丘坡地進行種植經營,而不可能在山地大量種植並獲得較高產量。明清時期傳入中國的玉米、馬鈴薯、番薯等高產旱地農作物,其主要產區主要是在南方的丘陵山地。由於這些高產旱地作物的大量種植,使得中國亞熱帶山地得以大規模的開發，增加了傳統農作物的種類，提高糧食總產量，豐富了中國人的飲食結構，緩解日益增長的人口對經濟社會的壓力，對"康乾盛世"貢獻了農業的力量。

作為雲貴高原的組成部分，加上山地丘陵地形，稻麥等傳統農作物在貴陽地區由於當時結構性、工程性缺水（水利設施落後）的問題嚴重，這些作物很難得到高產。玉米、番薯、馬鈴薯等美洲旱地高產作物比一般糧食作物的抗旱、抗寒強，更適合在山區種植，產量較高，被當做主食或者主食替代物，有效地發揮了土地的效力。它們在清代逐漸傳入地處亞熱帶的貴陽，逐步推廣

隨著明代守邊疆的軍屯、民屯，以及明清兩代都逐漸推行"改土歸流""移民實邊"等政策實施，漢人遷入量越來越大。即使如此，清乾隆六年（1741年），貴陽府有人口48988人，其中少數民族32904人，佔總人口的67.17%，少數民族仍然佔據多數。在戰爭、政策，以及高產作物的引進推廣等眾多因素綜合影響下，貴陽地區的外來人口逐漸增多。至清末，貴陽地區的漢族人口才超過少數民族人口。

五方之民匯貴陽

民國26年(1937年)，貴陽人口為121304人，民國34年(1945年)增加到284504人，8年間增加163200人，增長2.35倍，年均增加20400人。抗日戰爭時期，京、津、滬、漢相繼淪陷，東北、華北、東南沿海次第落入敵手，貴陽地處內陸山區，是戰火紛飛中國少數幾個沒有被戰火燒到的省會城市之一；1938年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西移，貴陽距重慶較近；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滇緬公路打通，貴陽成為全國中心重慶往海外通道的必經之地。在這樣特殊的環境和特殊的條件下，貴陽成為抗戰後方重鎮，淪陷區的機關、廠礦、學校陸續遷到貴陽通往貴陽的道路上逃難的人絡繹不絕，貴陽人口猛增正是漢族移民的必然結果。

抗戰時期人來人往的貴陽大十字

抗戰勝利後，大批機關企事業遷回東部沿海地區，貴陽人口流失嚴重。隨後，新中國建立，1964年，三線建設在貴州鋪開，東部沿海地區的人隨著企事業單位的遷入，大量湧入貴陽。甚至，在改革開放後，四川人也大量湧入貴陽淘金，有"十萬川軍進築城"的說法。綜合歷史上的少數民族遷入和元明清時期漢人開始大規模的遷入，這些進入貴陽地區的外省人，來自四面八方，祖國的東南西北中，他們來到貴陽，安居樂業，逐漸融入貴陽的生活，慢慢地變成新一代的貴陽人。所以，貴陽是一座移民城市，也有五方之民匯貴陽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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