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日本侵華戰爭的重要人物，早在1981年，《岡村寧次回憶錄》就被中國大陸方面組織翻譯並出版。但此後一直沒有重版，由此可見，官方的氣量與自信並非與時代俱進。但此書的電子版很好找，且全書不過30萬字，很易讀。需要說明的是，岡村寧次的回憶錄並非全部親撰，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由日本防衛廳編輯的，他原有記日記的習慣，但在戰後滯留中國期間，由於日記裡大多是侵華戰爭的戰場記錄與隨感，害怕引起麻煩，故全部銷燬，然而最終中國方面也沒有檢查他的日記，岡村寧次為此懊惱不已。因此，其侵華戰爭的部分記載得很簡略，儘管其親密部下宮崎週一中將（日軍大本營最後一任作戰部長）補充了不少資料和感想，但仍不能彌補遺憾——畢竟岡村一直在中國作戰，他對戰爭的記錄與分析是無可替代的史料。但在日本戰敗後，岡村位居“中國派遣軍”總司令，主持了日軍投降、遣返的全面工作，在此期間，他的日記沒有遺失，記錄比較詳細，此書最有價值的部分也在此。
岡村寧次是東京人，沒落武士家庭出身，生於1884年，卒於1966年。1904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6期，成績是第六名，16期名人薈萃，同期還有永田鐵山、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等人。一直有傳聞，言當時士官學校的中國第三期留學生同期畢業，蔣百里是第一名並接受天皇御賜軍刀的說法，但此傳聞是後來的誇大，不確。由於岡村成績優秀，亦有日俄戰爭的實戰經驗，1910年入陸軍大學第二十五期深造，實現了在軍界的“登龍門”。日本陸軍大學以培養參謀軍官為目的，是成為高級軍官的必由之路。其立校64年，畢業生總數約3500人，日軍的將軍，無一不是陸大畢業。士官學校與德國軍官學校類似，目標是培養學生指揮一個營（大隊）的兵力，而陸大則等同於德軍的參謀學校，最終目標是指揮一個師。無論是德軍還是日軍，成為作戰參謀的培養對象，對於年輕的軍人而言，都是最大的榮譽。
岡村畢業後，直接入參謀本部，自此仕途穩定。他從參謀做起，歷任聯隊長、師團長、軍長，最終在1941年晉升大將軍銜。如果戰爭的時間拖得再長些，成為元帥也非不可能，日軍史上共有六位元帥，陸軍只有三人，但岡村幸運地“戰鬥”在中國，對手的實力不足，按他的話說日軍是“百戰百勝”，倘若他攻略重慶的計劃被批准，且執行成功，成為元帥還是有希望的。
然而，後來的歷史證明，名利並非人生至要，岡村從軍最幸運的事不是步步高昇，而是與中國關係的“一親一疏”。所謂“親”，即岡村在1907年擔任士官學校“清國學生隊”第四、五、六期的區隊長，大概相當於班主任，在學生中，有後來在回國大展宏圖的閻錫山、陳儀、孫傳芳等人。後來陳儀保舉的學生湯恩伯，亦在士官學校留學，岡村庶幾是其“師祖”。而在最關鍵的1949年，儘管岡村當時被判無罪，但中共把交出“日本戰犯”當作與李宗仁政府和談的條件之一，岡村寧次名列首位，此時，擔任“京滬杭警備司令”的湯恩伯感於舊誼，頂住壓力，及時將岡村與監禁於上海的日軍高級戰犯259人送回日本（戰犯在日本繼續服刑，1952年“日華和約”簽訂，全部釋放），避免了日後落入中共之手，此可謂岡村一生中所受到的最大恩惠，推想起來，還是當年士官學校的師生之誼的作用（此時陳儀也尚未暴露通共）。湯恩伯享年不永，於1954年在日本棄世，但離開大陸後曾三次赴日，每次日本官民皆盛大歡迎，視為救命恩人。至於其為日本醫生謀殺之說，純屬無稽之談。所謂“疏”，即日軍侵華戰爭期間，幾次重大的屠殺事件，如南京大屠殺、徐州會戰、湖南會戰，皆與岡村無關，而與以上事件有關的日軍將領，多被處理，岡村作為一名一直在中國作戰的指揮官，可謂非常幸運。再有，岡村作為11軍軍長指揮攻佔武漢，由於他的極力約束，入城時日軍軍紀尚好，武漢未遭塗炭，是以國府對他印象很好。
但中共方面對他恨之入骨。這是因為岡村從1941年7月至1944年11月擔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其間正是中共“抗日根據地”損失最慘重的時期，“三光政策”大大有名。但在書中，岡村對 “三光政策”進行了反駁，認為是中共的“汙衊”，言自上任之始，即帶領司令部全體軍官高喊“滅共愛民”的口號，並提出“戒殺、戒淫、戒燒”的“三戒”政策，並言華北日軍每天點名時，都要高喊“三戒”口號。大概是因為話題敏感，書中這段內容被翻譯者刪掉一部分，因此岡村的自辯不全面。當然，對付游擊戰一直是個倫理難題，“玉石俱焚”在所難免，世界上對戰爭倫理文明的形成貢獻最大的當屬英國軍隊，但其在20世紀初的南非“布爾戰爭”中，採取“焦土政策”，並拘禁游擊隊家屬，亦建造數千英里長的鐵絲網與炮樓，如同華北日軍；即便是1948年的馬來亞戰爭，英軍對付游擊戰仍然要“竭澤而漁”，布里格斯將軍的“新農村計劃”，將50萬居民重新安置，侵犯人權的事也不少。岡村對付游擊戰也不會有太好的辦法，只能是孤立與封鎖，而由此引起的人道災難，自然有他的責任。至於他的“三戒”口號，也不能說是虛偽的，但侵華日軍的暴行從來不是源於鼓勵，而是縱容——在整個中國戰場上，幾乎沒有聽說日軍會槍斃一名違反“三戒”的官兵，這才是岡村的問題。但幸運的是，需要他承擔的罪行基本上都在“共區”，戰後國共雙方不共戴天，“反共”不是日本戰犯的“汙點”，或許國民黨暗地會抱怨岡村——你那時為什麼不多“掃蕩”些共軍？
當然，即使“一親一疏”，亦不足以使岡村無罪，國府赦免岡村的原因不止如此。侵華日軍之敗，實為隨大局而繳械，非戰之罪也。儘管其他戰場兵敗如山倒，但在中國戰場，日軍的優勢並未削弱，用岡村自己的話說，是“百戰百勝”，他甚至還有在1945年底進攻重慶的計劃。經過八年的苦熬，國府在經濟上趨於崩潰，軍事上已無鬥志，除了美國人訓練的遠征軍，多數部隊在裝備、編制、士氣上皆消耗殆盡，只能坐等享受美國勝利的果實。蔣介石日夜憂心，一是自己無能力反攻日軍，二是即使國軍有反攻的能力，以日軍的頑強，東南江山必成廢墟，此已為滇西的作戰所證明之。不意勝利來得如此突然，而掌握百萬“百戰百勝”雄師的岡村寧次，一聲令下，俯首稱臣，整個戰區中，無一支日軍部隊違命製造麻煩，反而一付任由處置的“魚肉”之態，真是喜出望外！而後國共雙方爭奪地盤，岡村的部隊忠實地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不向共軍投降，在國軍尚未抵達的地區（如山東），甚至堅守城市，不讓共方染指，實在是有功於國府，岡村最終被無罪釋放，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值得一提的是，日軍投降之後，主將岡村寧次氣度非凡，無一分沮喪之情，亦無半點懼死之氣，一心配合國府的接收工作，這種榮辱不驚的風度，先不說何應欽、湯恩伯等“親日派”，連蔣公亦為之心折。日本軍人的“武士道”固然野蠻，但置於軍人之修身，不乏有可稱之處。其思想多源於中國之古典哲學，吸收禪宗“生不可喜，死不可悲”的人生觀，兼以孟子“捨生取義”之思想，使軍人在面臨生死關頭之時，遠比常人鎮定自若。古人講“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蓋因比起頭腦發熱去死，冷靜地迎接死亡的境界實在太難。而二戰中的日軍軍官，多能貫徹之，其赴死固非為正義，然從容之態，頗具古風。縱觀中國歷史，漢初“田橫五百士”與日本“四十七浪人”頗能相通；曹魏時，壽春諸葛誕反司馬氏，城陷，部下數百人被俘，行刑時排成一列，每斬一人即招降下一人，始終鎮定自若，無人投降，亦垂昭青史。然千年以下，此種集體輕死之舉益見稀少，只見個人之閃光，而像日軍軍官這種堪稱全階層、成建制地置生死於度外，實在讓人歎服！岡村將日軍的生死觀歸納為兩類：一是早早準備遺書，決心一死；二是完成任務第一，不過分考慮生死。他遵循第二種，自言身位大將，死而無憾，故能以輕鬆心情，忠實奉公，努力完成將在華日軍全部遣返回國的任務。當時關內投降日軍共105萬，加上戰爭期間被國軍俘虜的1300餘人，另有80萬僑民，用了大約一年的時間，全部回國，除了被閻錫山留下參加中國內戰的2000多人和監獄裡的戰犯，岡村幾乎是留在中國關內的最後一位日本軍人。他的修養極其了得，在戰爭時期，治軍亦舉重若輕，每日辦公的時間不過一、二小時，其餘時間則釣魚、下棋、讀書、旅行。投降之後，縱然萬念俱灰，但觀其日記，鎮定如昔日，未流露半點對自己命運的憂慮，所關心者，無非是國內的社會動盪以及同僚的命運。他謝絕身邊所有請求留下相陪的幕僚，讓他們儘快回國，以免遭到戰爭清算，最終孤身一人，任憑處置，其罪雖不可恕，但氣度極為折人。在書中，他還澄清了國府聘請其為軍事顧問的誤會：在華滯留期間，何應欽曾讓他寫一份關於中國軍隊的印象，岡村秉筆直書，這是第一次與國府的軍事交流；1949年初，湯恩伯諮詢他關於長江防線的問題，岡村根據自己的經驗，寫了個報告，這是第二次，自此再無交流。至於擔任軍事顧問，那是國軍敗退臺灣以後的事。按岡村的說法，日軍投降後，何應欽等人的確很希望能使用一些日軍的技術人才，但美國不同意，而且害怕輿論的反彈，此事遂罷。只有閻錫山留下了大約2000餘名在山西的日軍，最後在太原戰役中亦發揮相當之作用。然而岡村對此不以為然，他並不希望日軍趟中國內戰的“渾水”。因此在整個內戰中，國民黨方面留用的日本人只有山西的2000多人，比起東北解放軍留用的數萬日人，無疑是小巫見大巫了。
從書中看，岡村對中國很有感情，尤其是對國民黨，感恩之情躍然紙上。儘管在日軍投降之後，有針對日本人的凌辱的個別事件，日僑在華的財產全部被沒收，但總體而言，“國統區”較好地執行了蔣介石“以德報怨”的對日政策。而在蘇聯佔領的東北地區，日本軍民命運截然不同，經日本政府推算，送往西伯利亞做苦役的日人有57萬，最終有十萬人葬身斯地，至今讓日本耿耿於懷。而中國人的寬大，讓美國都顯得過於苛刻，當年讓岡村也不由感嘆“中國人太慷慨”。這些恩情，本是重塑中日關係的最堅固的基石，然而國共內戰改變了一切——後來的中華民國太小，沒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中日民族感情的融合，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又過於機會主義，將操縱歷史話題作為轉移國內矛盾的手段，以致於今天的中日關係，仍在歷史的漩渦裡打轉，當年的“以德報怨”成為空談。究其根源，岡村等日本軍人亦有直接責任。1933年中日簽訂《塘沽協定》，岡村回憶在北京見到何應欽，何預言“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對中國的壓迫，其結果中日雙方將給共產黨可乘之機”，12年後，岡村向何應欽投降，滿懷愧疚地想到何當年的預言，真是“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說起來，二戰前日本培養軍官的體系，有其重大之缺陷，他們重視技戰術，重視精神力，卻不重視國際視野的培養。日本陸軍的士官學校也好，陸大也罷，竟然不設國際關係與經濟學（海軍好一些，設此課程，故能出山本五十六這樣的人才），導致培養出的軍官，大多野心勃勃，但頭腦簡單，只相信精神可以戰勝一切。如東條英機，優點很突出，自信、果決、敬業，且仗義疏財，具備人格魅力，但其國際知識極度貧乏，甚至搞不清德國和意大利為什麼發動戰爭的原因。這樣的人，在公司裡會成為一名出色的管理者，但作為首相，實在是誤國。而當年支配日本對華政策的軍部人士，大多此類，岡村寧次也是其中之一。作為在華日軍的總司令，岡村有些情況讓人不可思議：一是他對日本國內的情況瞭解極為有限，只知道不利，但並不瞭解局勢的嚴重，這對於一個戰區司令是不可想象的；二是由於信息的隔膜，岡村在中國立戰功的慾望與信心都很足，1945年，日本的國力與戰力皆近崩潰，而岡村還在躊躇滿志地制訂計劃，欲攻取重慶。他的理由也很天真：只要打敗蔣介石，可以把進攻本土的美軍吸引至中國戰場，從而減少本土的壓力。殊不知人家美國已經在“直搗黃龍”中，你的“圍魏救趙”未免太不著邊際。
當年，日本軍人的短視導致自己國家的災難，但最終還是恢復過來，成為世界所豔羨的富裕國度。而中國則命運多舛，至今還在“偉大復興”的路上。中國人民寬恕了岡村寧次，使他活到1966年，而他眼看“中華民國”的樓塌了，“新中國”卻一直在“運動”著，不知這位“對中國懷有深厚感情”的戰犯，又作何感想呢？在書中，岡村屢次地批評戰後日本國民素質低下，民眾道德敗壞，不遵守公共規則等等。時至今日，日本國民的素質聞名遐邇——每一位去日本旅遊的中國人，幾乎都上了一堂“國民素質課”。由此可見，正常的社會制度與“軍國主義”一樣，皆對人性的塑造起關鍵作用，無非是選擇誰的問題。而這種國家發展方向的幸運選擇，又豈是岡村個人所料及的！在此制度下，不再有“武士道”、“軍人敕諭”、“天皇敕語”、“陸軍小學”，取而代之的是“動漫”、“偶像劇”、“棒球”甚至“AV”……如此國度，過的是正常日子，即使偶有幾聲雞鳴犬吠，也不會成大氣候。這種環境，恐怕更適合岡村寧次這樣“頭腦簡單的帝國軍人”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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