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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书界奥斯卡”
杨扬：带有思潮性质的文学创作，上海始终没有中断过
在上海文学领域出现的变动，我一直以来都把它与中国文学的历史演变结合在一起考虑的。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才能理解，像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诞生的《伤痕》《于无声处》等作品，80年代的实验文学和一大批文学批评新锐，90年代王安忆创作的 《长恨歌》和“新概念作文大赛”等创举，新世纪以来金宇澄《繁花》的横空出世和诸多标志性文学网站的存在。这些在上海呈现的重要文学现象，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文学聚焦，至今都深深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本报记者 何晶
记者：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学的历史是思想解放的一条通道。最近你在《光明日报》发表长文，谈四十年中国文学的变与不变，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以往很多评论侧重于创新，侧重于改变，而你一开始就从文学史的脉络来梳理四十年中国文学的变与不变的关系，具体到上海文学是什么样的情况？
杨扬：对四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的探讨，估计下半年会有一个高潮，目前已经有不少成果，每人的侧重点和视角不同，有的是从个人的阅读史角度，有的是从文学编辑的角度，有的是当代文学教科书，有的是当事人的回忆，总之，丰富多彩。
联系到上海文学，我个人感觉，内容很丰富，像巴金、柯灵、李子云、张军、吴中杰等都有日记或书籍出版，专门谈自己亲历的上海文学活动。还有一些文章，像卢新华回忆《伤痕》发表的情况，宗福先谈《于无声处》的演出情况，王安忆、赵丽宏、孙颙、王小鹰、王周生、金宇澄等发表的创作谈中，有不少涉及四十年来的上海文学情况，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和总结四十年上海文学的宝贵材料。
我1981年到华东师大中文系读书，感受到80年代上海文学的浓厚氛围，我的老师、师兄、同学和学生中，有不少都是这一时期上海文学中的活跃人物，他们带给我的印象，今天回忆起来还是那么鲜明生动，又那么难以忘怀。像王元化先生、钱谷融先生和作协的李子云老师、赵长天老师，生前听他们讲文坛发生的事情，此情此景，仿佛还历历在目。
回到文学本身。上海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有点特别，从文学史角度讲，上海文学不只是地域文学，它超越了地域限制，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学。这是上海文学非常鲜明的特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上海文学，延续着这种特点。人们不会把《收获》《上海文学》《萌芽》杂志当作上海一地的文学杂志，而是作为中国文学的某种象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这三家杂志面向全国，五湖四海，在各个时代都引领着中国文学。上海的高校，像复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等，都是有自己传统的名牌大学，也源源不断从四面八方招罗文艺人才，为上海文学提供巨大的动力。这种状况至今都没有改变。所以，在上海文学领域出现的变动，我一直以来都把它与中国文学的历史演变结合在一起考虑的。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才能理解，像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诞生的《伤痕》《于无声处》等作品，80年代的实验文学和一大批文学批评新锐，90年代王安忆创作的 《长恨歌》和“新概念作文大赛”等创举，新世纪以来金宇澄《繁花》的横空出世和诸多标志性文学网站的存在。这些在上海呈现的重要文学现象，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文学聚焦，至今都深深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记者：这四十年的中国文学发展中，上海文学于某些节点上是不是有领时代文学风气之先的作用？
杨扬：这好像有点争座次的样子。其实北京、上海或是中国的其他城市和省份，是一个整体，但在表现和聚焦的节奏上，有一些时空交错。上海之所以从近代以来，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平台，与城市的多元生活和巨大的包容度有关。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现代化城市，几千万人会聚在一起，文化上多元融合，形成了特殊的文化气候。记得茅盾先生晚年说过，如果他不到上海来发展，不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很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文学声誉。
改革开放四十年，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与世界各地的文化信息沟通交流，更加频繁，人员往来更是密切，像文学领域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大江健三郎、奈保尔、略萨等，都曾来上海进行文学交流，在这方面，上海显示出自己的地域优势。与北京浓郁的政治气候相比，上海的多元融汇，或许在文学艺术上有它无可取代的特色。
记者：曾有一些批评意见认为，上海文化也有局限的方面，在文学上有没有这种表现？
杨扬：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觉得我们是在谈论文学或文化，而不是在评价一种文学和文化的优劣长短。有关上海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大家最熟悉的是鲁迅先生对京派海派的经典论述，这种概括，至今都有意义。
着眼于四十年来上海文学的表现，我想表达的意见是，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值得我们关注、研究和总结，而这种研究、总结获得的成果，有利于我们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准确把握。因此，我最想提出的问题是像上海这样的文学城市，它对四十年来中国文学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个人觉得中国文学中有上海跟没上海是不一样的。在两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中，上海作为一个文学世界，只有在近现代才受人关注，因为文学上海的出现，中国文学的现代面貌才得以充分展现。今天也一样，如果哪一天《收获》《上海文学》《萌芽》等文学期刊没有了，上海不再有重要的作家、评论家往来驻足，或者，上海的文学天空黯淡下去了，那么，中国文学真的是要改变了。但至少目前这种格局没有出现。有很多人批评上海的城市文化，包括鲁迅也批评上海，但他依然肯定上海还是有着“别一样的生气”，他晚年选择上海定居，而不是别的地方，他甚至劝说郁达夫不要把家搬到杭州去。城市生活，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它不是乡土社会，照宗法世界的血缘关系维持着人际关系，而是依照经济和现代法的契约精神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准则。当然，对文学而言，情况要复杂得多。
上海“左联”纪念馆图
记者：四十年来的上海文学记忆，应该说是一条繁花盛开之路。
杨扬：我想我们主要不是来给上海文学唱赞歌的，而是借助谈论上海文学，梳理一下近四十年来，有哪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和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发现和思考，从文学史层面和文学理论层面来概括和提炼一些问题。就像刚才我提出的，城市作为一个因素，加入到中国文学的行列之后，中国文学整体上有了一些改变。
上海给人的印象总是非常时尚的，但这种城市因素的文学能量并不是自然而然地释放、打开的。以七十年代后期上海创作的一批文学作品看，城市色彩还是比较淡，假如抹去作者的名字，看不出与上海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但八九十年代之后，城市的底色就非常明显，一批书写上海城市生活的作品，像王安忆的《长恨歌》《月色撩人》，王小鹰的《长街行》、王周生的《生死遗忘》、王晓玉的《紫藤花园》、孙颙的《漂移者》、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唐颖的《丽人公寓》《阿飞街女生》、金宇澄的《繁花》等，都充满了城市主体意识。这些创作，不仅照亮了上海的城市历史，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文学收获，这就是如何在文学中书写城市经验，尤其是随着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城市的文学书写队伍，这时人们开始意识到文学中城市的重要性。城市不仅成为文学的关注对象，而且，文学的城市想象也构成了文学写作的重要资源。以往，我们很少区分城市想象和乡村想象，但现在有了这种区分，而且意识到很多传统的文学观念其实都是乡土社会的经验积累，与城市生活有很大的不同。像高晓声的代表作《陈奂生上城》，虽然写的是进城生活，但感觉都是乡土的。今天的一些作家，或许也涉及农村生活，但感觉方式却是城市的了。所以，上海文学或者文学上海触及的问题，不单单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命题，而是中国文学全方位的美学转变问题。
位于思南公馆的思南书局、思南读书会
记者：上海文学中的城市主体意识和城市经验书写，确实是这四十年来一个重要的文学美学转变，这应该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让在其间的作家们在城市题材上有一种得天独厚的条件。
杨扬：这正是我在思考的问题，上海的地域空间可能并不占特别的优势，比上海地理空间大的省份在中国有的是，但文学上上海一直有着自己的优势和特色。除了国际大都市的文化优势之外，很重要的一点，上海城市社会遇到的问题，有一些后来在中国社会城市化过程中逐渐遭遇到并凸显出来，诸如金钱问题、养老问题、环境问题、交通问题、住房问题、医疗保险问题等等，上海的文学作品中比较早就予以关注了。同时，上海文学书写城市经验的积累，较之其他地方，也要深厚得多，从晚清到今天，有关上海城市生活描写的作品成千上万，经典的作品也不在少数，这是一种历史传承，对今天的作家创作无形中会有影响。还有比较重要的，是文学观念的自觉。文学创作，我觉得有两类，一类是凭经验写作，还有一类是观念写作，也就是不断确立新的观念，在观念的照耀下，创作不断前行。上海的文学评论有自己的特色，长期以来，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始终存在。所以，实验性的文学，或者带有思潮性质的文学创作，上海始终没有中断过，只是强弱程度不同，或者说显与不显而已。相对而言，中国的其他地方，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域，产生这种观念性的文学实验和文学写作的可能性，要低得多。我无法肯定说，这种观念性的文学创作一定强于或优于经验写作，但我觉得在上海文学的成长中，这是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既体现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力，同时也是上海作家的特点，当他们的创作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总倾向于在文学观念上有一番新的调整。这当然可以说是一种文学时尚，但也算是一种特点吧。最后想说一点，这些年在上海文学发展中，有人强调过城市怀旧，也有人强调左翼记忆与社会主义文学经验，事实上，上海还有乡土的东西，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领域都有，这是上海文学不同于其他国家城市文学的一个显著标志。
那些相伴一路的文学记忆
本报记者 张滢莹
1978年 8月，“伤痕文学”发轫于上海。这篇由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卢新华创作的短篇小说在《文汇报》的发表，不仅带来了创作题材上的一次更新，引得无数青年作者开始自行创作类似题材，更是一个明确的文学回暖的信号——它昭示着文学意义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启。同年10月，宗福先创作的话剧剧本《于无声处》的刊发，则以另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在全国人民心中引起了强烈的精神震撼。自此以后，在中国社会发生划时代变化的40年中，上海文艺创作及评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大批鲜明生动地为时代留证的文艺作品陆续诞生。
1977年10月,在沪上的老牌文学刊物中，《上海文学》最早复刊（用名《上海文艺》），在多个影响全国文艺理论发展的节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其后不久复刊的《收获》则刊发了大批领风气之先、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作品：1979年，《收获》在复刊后推出“伤痕文学”作家刘心武的《等待决定》，并在主编巴金先生的肯定下，刊发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同年，《上海文学》推出李子云、周介人的文艺评论《为文艺正名》，率先对“文艺工具论”提出质疑，开新时期文艺评论之新风，引发全国范围的讨论。
1979年，上海作家竹林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在几经波折后出版问世，“知青文学”由此拉开大幕。作为知青文学代表作家，次年在《收获》发表的《蹉跎岁月》为叶辛带来了莫大的声誉，使得《收获》攀上110万册的刊物销量顶峰，也带来了全国范围内知青文学的创作高潮。
同样在1979年，位于武康路的寓所内，年逾古稀的巴金先生以空前的忏悔意识和启蒙精神，写着卢梭《忏悔录》式的大书《随想录》，把一个民族对于历史的反省推向思想史的高峰，直到近40年后的现在仍直指人心。
1984年，阿城的《棋王》发表于《上海文学》，小说被视作新时期 “寻根文学”的代表之作。在王安忆的记忆中（《寻根二十年忆》），阿城曾专程来上海，召集上海的作家们，郑重其事地向他们宣布文学“寻根”时代的来临：“阿城的来上海，有一点古代哲人周游列国宣扬学说，还有点像文化起义的发动者。回想起来，十分戏剧性，可是在当时却真的很自然，并无一点造作。那时代就是这么充盈着诗情，人都是诗人。”1985年的杭州会议中，作为主办方之一的《上海文学》不仅推动了青年作家的创作思考，也推动了“寻根文学”这一文学思潮的进一步成型。郑万隆《老棒子酒馆》等刊发于《上海文学》，《收获》此前也发表了陆文夫 《美食家》、邓友梅《烟壶》等，王安忆则推出作品《小鲍庄》等，从刊物集中推出，到作家自发创作，这一系列作品作为首批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在全国掀起“寻根文学”创作浪潮，也使得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了“文化寻根”的写作之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
似乎是由“寻根文学”所助推，1980年代中叶开始，小说的叙事和语言中崛起了新的美学原则，作家和评论家不再满足于已有的写作，而是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进行了叙事革命、语言实验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的探索。这种不断的尝试和探索，在文本上对文坛形成强烈的冲击，改变了已有的文学图景和文学面向。
1987年第5期，对于这股创作热潮，《收获》以先锋作品专号的形式予以回应——马原的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洪峰《极地之侧》、余华《四月三日事件》、苏童《1934年的逃亡》、鲁一玮《寻找童话》等五部中篇小说；“实验文体”栏目刊发了孙甘露的《信使之函》，以及实验戏剧家张献的话剧剧本《屋里的猫头鹰》等。1988年和1989年，《收获》再推先锋作品专号，对于“先锋文学”进行大篇幅刊载和推介。这批作品的集体亮相，某种程度上宣告了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也给予了当时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以写作的自信，使他们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正式登上文坛，他们中的大部分作家，如今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声音。
在小说的技术革命和观念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写实”并未消亡，而是以一种更新迭代的方式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1987年，《上海文学》发表了池莉的小说《烦恼人生》，小说突破了原有的现实观念和理想主义，转而从看似零碎的生活书写中汲取意义，后成为“新写实”流派的代表作之一。在作品和既有写作范式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1980年代许多重要的文艺思潮正在评论界默默酝酿、发酵。1985年7月，刘再复在《文汇报》发表《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提出需围绕“人的主体性”来研究文学的论著，引发关注和讨论。
1988年4月，《上海文论》推出由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的栏目“重写文学史”，尝试构建全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科话语。上海文艺出版社的 “小说界文库”则连续推出中国文坛实力派作家的作品，影印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并续编了四辑共90卷。
进入1990年代，经济发展和文化生态的多样化发展，使得文学逐渐从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向各种领域、题材分化和延展，某种程度上，文学所受到的关注度逐渐淡化。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底刊发于《上海文学》的王晓明、张闳、徐麟、张柠、崔宜明的对话 《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提出“人文精神”口号，针对9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文化商品化、创作中的价值漂移、作品媚俗等现象进行讨论。由此所引发的人文精神讨论是1990年代波及面最广的一场大讨论，对于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价值取向和精神立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吸引了全国文学界、知识界的关注和介入，讨论延续达两年之久，直至1996年余波犹在。
1998年，由《萌芽》杂志联合多所高校一起举办的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堪称当代文坛的大事件。因大赛涌现出的一批“80后”作者如张悦然、张怡微、周嘉宁等如今已经成为活跃在文学现场的有生力量。而“新概念”至今的20年间所发掘、提携的文学新人更是数不胜数，如今活跃在写作现场的青年作家中，“萌芽系”占比近半，而“新概念”中走出来的，则又是“萌芽系”的主要构成。
回望过往，从韩邦庆《海上花列传》，到茅盾《子夜》、施蛰存《梅雨之夕》、张爱玲《倾城之恋》，关于上海的小说名篇始终有一个共同的主体：城市文学。作为一座典型的现代城市，写上海，即是写一座城，这种有别于中国文学中主流乡村叙事的写作背景，使得上海作家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又面临着无形压力。1990年代左右，以描写上海都市生活为主的海派文学重新崛起，以王安忆、王小鹰、程乃珊、陈丹燕等为代表的女作家转向城市文学的书写，诞生了包括《长恨歌》《长街行》等在内的一批重要作品。上海的城市文学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自我更新的写作主题，在持续至今的当下写作中时有精品力作出现，亦因为男性作家的参与，而使呈现在笔端的上海有了完全不同的质感：金宇澄的《繁花》写了几十年的世事变迁和个人际遇，徐徐展开一卷充满生活质感的上海街巷图鉴；吴亮写《朝霞》，剖析 1960、1970年代上海城市边缘人精神心灵史；小白写《租界》，则重回充满传奇和冒险气质的1930年代……
在文学的“共性”减少，“个性”张扬的当下，上海的新生代作家如何回应时代？滕肖澜聚焦陆家嘴金融发展的长篇新作《城中之城》；薛舒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非虚构作品《远去的人》；路内写父辈工厂生活的长篇小说《慈悲》；任晓雯以《好人宋没用》细致勾勒了主人公奋力打拼、立足生根的一生故事；小白的《封锁》、姚鄂梅的《覆船山》、周嘉宁的《密林中》、张怡微的《细民盛宴》、蔡骏的《最漫长的那一夜》、王若虚的《火锅杀》、甫跃辉的《安娜的火车》、王占黑的《空响炮》、王苏辛的《白夜照相馆》……在这些或生于斯长于斯、或以上海作为第二故乡的年轻作家笔下，城市从来不是趋同如一的面貌，而是浸润着个人经验和写作思考的 “再塑造”，既有时代意义，又充满了个人印记。此外，今年的上海书展期间，《述而评文丛》11本的推出，则集中展示了沪上一批年轻评论家的评论力量：从作家论、作品论，到对于文艺现象、思潮的探讨，丛书内涵丰富，鞭辟入里。这不仅是对于上海优秀文学评论传统的承袭，也彰显着从文学创作到文学评论，上海作家中承前启后的梯队形态的良好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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