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隐龙
毛宗岗于《读三国志法》中所谓的“三绝”：“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诸葛亮与关羽贤相与名将，均为正面人物；作为“反派”奸雄的曹操自然只能排到最后。然而，毛宗岗在“三绝”中给曹操的评语却最长，其中更不乏赞誉之辞，这似乎也道出了包括毛宗岗在内所有史家的矛盾之处：曹操其人，论功业、谋略、文采均堪称三国第一人，而论道德又实在为儒士所不齿，是以最终在历史与文学两个世界里分裂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
不过，曹操的形象的嬗变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功过大抵是随着后人的正统观而改变的。《读三国志法》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强调“魏不得为正统”，故而曹操实为“僭国”的奠基人，这才是曹操不为后世所称道的原因。只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历史观，毛宗岗因尊汉而“打压”曹操，自然有人因尊魏而颂扬曹操。曹操的道德，早已不由自己做主，而取决于千百年易变的历史观了。无妄之灾如此，再比于曹操的性格，也真可谓“死后是非谁管得，诗卷长留天地间”了。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虽然以“魏为篡国之贼，在所当夺”否定了曹操的政治成果，但其对曹操的评价，却几乎都是赞扬：
“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听荀彧勤王之说而自比周文，则有似乎忠；黜袁术僭号之非而愿为曹侯，则有似乎顺；不杀陈琳而爱其才，则有似乎宽；不追关公以全其志，则有似乎义。王敦不能用郭璞，而操之得士过之；桓温不能识王猛，而操之知人过之。李林甫虽能制禄山，不如操之击乌桓于塞外；韩惋胄虽能贬秦桧，不若操之讨董卓于生前。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异于王莽之显然弑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
起句“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之后，大致分为两部分。从“听荀彧勤王之说”至“有似乎义”为前半篇，通过列举曹操之行而写其忠顺宽义——当然都带上了“似乎”二字；从“王敦不能用郭璞”到“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又将曹操与不同时代诸多英雄豪杰相比较，品论曹操之长。虽然这一段以“欺天下”开始、“奸雄”收尾，但字里行间所流露的都是曹操的过人之处。
“听荀彧勤王之说而自比周文”，指的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汉献帝刚刚摆脱西凉军阀的控制、被韩暹、杨奉迎至洛阳时，曹操集团为是否迎奉天子产生争议。众多部将从军事角度认为迎奉天子时机未到，而荀彧则从大义角度劝曹操立行此事：“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荀彧声声存汉室，语语尊正统，并以为这也是曹操“匡天下之素志”。而曹操迎奉天子之后，兵下江陵之时，在其《短歌行》二首中，或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或言“周西伯昌，怀此圣德”，每每以周公、周文王自比，行事作风处处为大汉江山考虑，故称之忠。
“黜袁术僭号之非而愿为曹侯”三句，指的是袁术在得到传国玉玺之后便僭号称帝；而曹操一生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但最终没有代汉自立，故称之顺；曹操与袁绍决战前夕，袁绍谋士陈琳手书一封《为袁绍檄豫州文》，将曹操全族骂得狗血淋头，最终曹操却因爱才而既往不咎，故称其宽。关羽降曹操后，复归刘备，曹操只一句“彼各为其主，勿追也”，成全了关羽之义，也成全的自己之义。
与诸葛亮的“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相比，曹操比之于历代英雄枭雄如王敦、桓温、李林甫、韩惋胄、王莽、刘裕等人，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毛宗岗之论曹操，还只叙述了他的性格谋略，尚未谈到到其纵横中原、扫败残星的赫赫武功，至于其诗文书法的才华便更示提及。恐怕毛宗岗自己亦明白，若没有“尊刘抑曹”的倾向，“三国第一人”的称号恐怕曹操之外，无第二人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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