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4 青年人為什麼需要讀胡適？

青年人為什麼需要讀胡適？

——讀《為人與文學：胡適言論集（評註本）》

新文化運動至今已經差不多快一百年了，然而這場運動的影響卻還在不斷髮酵，我們仍處在這場運動的結果當中。近年來，思想界不斷掀起反思和重新評估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不論出於何種需要，這種反思和重新評估應屬正當其時，因為我們這個老大國家仍然沒有走出歷史轉型的大峽谷中。

新文化運動，也可以被理解為一場青年人和青年中國對老年人和老年中國發起的觀念和文化上的革新運動。以民主、科學、新道德和白話文為代表的“新文化”要代替以專制、迷信、舊道德和文言文所構成的“舊文化”。年僅26歲的19世紀90後胡適之以現代知識分子的形象，成為了這場運動的最為重要的發起人之一。在接下來將近一百年的時間內，他的影響遍及一代又一代青年人，這些青年人有的成為革命家，有的成為學者，以他們的青年志氣逐漸造就了一個“青年中國”。

可以說，自1917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起，到1962年以“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身份在臺北謝世，胡適在推動文學革命、研究哲學史、整理國故、批判社會（問題與主義之爭）和創造公共輿論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這一生的努力和功績被譽為“再造文明的嘗試”（羅志田著“胡適傳”所用書名）。用他的學生兼《胡適雜憶》和《胡適口述自傳》的作者唐德剛的話說，胡適做的工作是“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

因此，我們今天閱讀胡適有兩種意義：第一，以“青年人的朋友胡適之”的名義來閱讀他。雖然胡適所發揮直接作用的時代已離我們遠去，但他所討論的一些問題，他所提出的一些方法，他對青年人的淳淳教導，今天看來仍不過時，仍能影響青年；第二，以“青年中國的朋友胡適之”來閱讀他。胡適所塑造的“新文化”，他對現代中國學術的建立之功，他對現代中國政治文明的殷殷期望，都是我們重讀他的現實理由，只有站在他的肩上，我們才能更好地眺望國家和青年人的走向。

基於這樣兩重意義，眼下這本《為人與為學：胡適言論集（評註本）》應運而生。此書收錄了胡適在學術和教育方面的經典著述，兼具時代性和啟發性。評註者蕭偉光乃北大哲學博士，師從樓宇烈先生攻讀宋明理學，近年來在傳統文化復興的議題上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本書的基本論調也是在復興傳統文化的視野下重新評註胡適。在蕭偉光博士的努力下，我們眼前的這本書有三個可讀的層次：（1）評註者所選編的胡適言論；（2）評註者所選編的相關作者的言論以及背景介紹；（3）評註者對胡著的評註和解讀。

先來說第一個層次。作者按照“家庭教育”、“中學教育”、“大學教育”、“讀書教育”、“思想與家國天下”、“人生理想與實幹”六個次第，將胡適的言論進行了有益而用心的選編。這些文章、演講以及通信不光對我們理解胡適理想中的“青年中國”（現代中國）具有意義，也對青年人的成長和求學具有啟發意義，還能帶領我們進入胡適的內心世界，理解他何以能成為一代儒林之首。

比如在“家庭教育”中的《我的母親》一文，胡適回憶母親對他的家教，可謂情深意切，感人至深。他的母親不光是慈母還兼任嚴父，給了他紮實的做人教育。他的好脾氣、待人接物的和氣，他的寬恕和體諒，都源自他的母親。胡適仙逝後，蔣介石為他送去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這一評價的確代表了胡適一生的功德及其性格和思想當中的矛盾。胡適腳踏著新舊兩個時代，經受著中西兩種文化的陶冶，雖然倡導新文化並用新式的方法論重新整理國故，但他的為人卻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的樣子。

在“中學教育”和“讀書教育”這兩部分，胡適向青年人開出了一系列關於國文和國學的書單，但若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今天絕大多數年輕人的國文和國學基礎是算不得過關的。雖然所列書目只是他眼中的基礎標準，然而對於當今的學校和學生而言均已算作奢侈了。學生本來就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學習各門功課，在國文和國學上不可能投入這麼多精力，因此就現實情況來看，這些書目只能供對國文和國學有鑽研興趣的有志青年參閱了。對於如何讀書，胡適先生有一句話非常傳神：“

青年人要讀書，不必先談方法，要緊的是先養成好讀書，好買書的習慣。”讀書買書的習慣一旦形成，讀書就順理成章，壓力自然減小很多。他還說：“為學當如埃及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對於尚在知識的海洋裡迷茫的青年來說，這些真切樸實的話有一種座標的作用。

胡適不光為青年人樹立了學問和人生的路標，也為中國現代學術樹立了路標，這些路標就是他所倡導的思想方法。在“大學教育”和“思想與家國天下”中，胡適在多個場合都強調治學方法的重要性。雖說就學術造詣而言，胡適的確比不上他的那些學生們比如馮友蘭、傅斯年等等。但正是在胡適所訂立的座標之上，中國現代學術才開出一朵又一朵花兒來。胡適一生所身體力行的方法，可用“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來概括。但早在1919年發表《少年中國之精神》時，胡適就曾提出年輕人要“注重假設”、“注重實證”。他這一生都在貫徹他從導師杜威那裡學來的“實驗主義”方法論，並以此去考證《紅樓夢》、《水滸傳》等古典小說，也用這種方法來研究禪宗和《水經注》，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就第二個層次而言，評註者蕭博士做了許多難得的工作。不僅向讀者介紹了胡適這些文章的思想和背景，也會把他放在同時代的師友和論敵的網絡當中來理解他。比如在“家庭教育”這一部分，評註者不僅在背景鉤沉裡討論了胡適，還討論了他的導師杜威、同門陶行知，以及魯迅先生的家庭教育理念；此外，評註者還闡述了錢穆和賀益德在這一領域的主張；不光如此還分析了“胡適的人際世界”、胡適為什麼會談容忍與自由等等。評註者指出，

胡適一生提倡自由主義，其落腳之精髓卻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而這恕道卻最先受教於他母親；他所提倡的健全的個人主義，也多得力於孟子的大丈夫精神。所以，胡適正是“三分洋貨，七分傳統。”

在“讀書教育”這一部分，評註者在胡適《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之後，又分別附加了梁啟超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和錢穆的《七部“中國人所人人必讀的書”》，以及二者對於胡適所選書目的評論。之所以在胡適之後還要選取梁啟超和錢穆的書目和評論，是要對胡適先生的主張和興趣有所平衡，把與胡適不同的意見也反映進去，讓讀者能更加全面、客觀地瞭解國學書目。凡是能引起爭議的胡適言論，該書都在背景鉤沉和附錄裡面進行了平衡處理，這也反映了評註者對讀者負責的態度。

就第三個層次而言，評註者不光對胡適的言論進行了相對客觀的點評和發揮，也把自己就這一問題的認識進行了闡釋。評註者的總體態度是，對於胡適先生激進否定傳統文化的做法需要再反思。基於這種態度，評註者將“為學”與“為人”打通，對胡適先生的偏頗進行了一定的糾正和補充。比如還是在“家庭教育”中，當談及胡適所受母親的教育時，作者評論道：“智、仁、勇被《中庸》稱為三達德，是中國人最為看重的德行，這三種德行之中，‘仁’又是居於統領地位的，有了‘仁’、‘智’和‘勇’才有了方向、才有動力。……母親以愛來詮釋‘生命的教育’，以自己的生命來詮釋這種最好的教育。……沒有這種‘生命的教育’，是不可能有中國歷史上的胡適之先生的。但可惜的是，胡先生並未能弘揚此‘生命的教育’。”蕭博士還指出，胡適之先生等民國名流，救國心切，急於開啟民智，這是沒有錯的，但是喪失了“仁”而專門求“智”，實在是喪失了固有文化之根本。

在“大學教育”中，評註者對《一個防身藥方的三味藥》評論道：“適之先生的‘三味藥’，1932年講，1934年加了‘一味藥’繼續講，1960年回到‘三味藥’接著講，大陸講，臺灣繼續講，其實，和適之先生不太重視的孔孟相比，這些話都沒有多大力量、都非基於人性之上的切實提點，這都只是一些重要、但絕非根本緊要的話。”這讓我想到年輕的李敖在臺灣聽到胡適演講後也感慨：胡適的演講不能不聽，也不能多聽，因為總是一個樣。李敖還感嘆胡適先生“一個那麼重要的人，卻做了那麼多不重要的事”。只是，比起李敖，蕭偉光博士對胡適的評價更加準確和深邃，他接著寫道：“適之先生懷疑中國歷史與文化，將其視為死屍、用從西洋學來的一點皮毛加以解剖，消解其意義，解構其價值，讓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徹底喪失信心，堅信‘我們祖宗的罪孽深重，我們自己的罪孽深重’，堅信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是真理，卻來教訓我們的青年學生‘不要墮落’，要‘有信心’，這不是一件很弔詭的事情嗎？”這一反問，聽上去刺耳，實則振聾發聵，是當代學人必須要問的問題。在我們不斷批判、否定傳統文化的20世紀，讓青年人喪失文化自信、國家自信的事情我們幹得太多了，今天終於對吾國吾族固有之文化有了一些理性和從容的評價和再認識。

雖說，在適之先生的領導下現代中國之學問體系得以逐漸建起，但完全搬照西方思維來解剖中國學問的做法也遺留了很多嚴重的問題，甚至是錯誤。蕭博士寫道：“‘格義’是以我為主、主動消化吸收異質文化，以僧肇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僧人居功至偉；‘反向格義’是邯鄲學步、削足適履，適之先生可謂始作俑者——如何扭轉此局面，轉變國人的思維方式，不再做西方思想之奴，這就要看我們的努力了。”閱讀至此，評註者的悲憤之情，不言自明。當然，評註者絕非要對胡適之、陳獨秀、蔡元培、魯迅等先生求全責備，而是向世人，尤其是青年人，提供新的借鑑思路。

可以說，蕭博士的觀點值得借鑑，心情值得理解，但是“西方思想之奴”的說法，仍然值得商榷。是不是說胡適先生用“實驗主義”的方法考證中國古典文學就是“西方思想之奴”的體現呢？能否說，目前文史哲領域的學者學著西方人的方式來分科、裁製本國學問就屬於“西方思想之奴”呢？我想也還是值得再思索。我們當然曉得因噎廢食，將洗澡水和嬰兒一起倒掉的悲劇，但歷史的車輪有時竟如此急促而劇烈，容不得一批學人慢慢地將固有文化進行變革。我想，胡適先生引入西方思想、促進文化交融的努力，也絕非為了要讓西方思想去奴役東方學問。文化的融合，文明的再生，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不曾停頓。文化或文明也絕非是一個整體，不可切割，很多變革都非個人意志可以左右，都屬於一種適應環境的結果。

今天的我們正生活在一個適之先生所暢想的“青年中國”之中，這是一個不中不西或亦中亦西的世界：說中文和英文，用筷子和刀叉吃飯，看好萊塢和國產大片，用手機上網，回家過年，去國外度假，珍視人情，熱愛知識……。中國人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西化了或充分現代化了，世界也在很大程度上美國化了，面對這種變化，我們很難呼籲知識分子去抵制什麼、弘揚什麼。因為連“知識分子”、“中國文化”，甚至“文化”、“啟蒙”、“教化”這樣的概念本身都成了問題。我們眼前的並不是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是人類“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僅是“青年中國”，更是“青年世界”。所以，與其說這是一箇中西之爭的問題，不如說這是一個古今之爭的問題，是人類全新的問題。

加速的全球化讓所有人都被綁在了一條船上，於是像“復興中國文化”這樣的議題本身就會被“應對人類危機”這樣的議題所解構或取代。人慾的泛濫，道德的滑坡，文明的衰落，科技的異化，人倫的危機，環境的汙染，生態的惡化、戰爭的潛在……這一系列問題不獨為中國所獨有，解決這些問題的藥方也不獨為中國文化所壟斷，而是應繼承人類一切可以繼承的經驗和資源，攜起手來共同面對。希望幾百年後，當人工智能以光速在互聯網中穿行的時候，胡適先生對於青年人的呼籲：“爭取你個人的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爭取你個人的人格就是為國家爭人格”還能在宇宙中迴響，並存有其意義。

（《為人與為學：胡適言論集（評註本）》，胡適著，蕭偉光評註，中國紡織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