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要：隋煬帝楊廣就像一個怪郎中：他的眼光是如此的精準，以至於不管什麼疾病他都能一眼看穿，但是他開出的藥方又是那麼的奇怪，每一味藥材不是用錯就是嚴重過量,以至於任何一劑藥吃下去都會產生致命的副作用。他新皇上任後進行了四項大刀闊斧的改革中，這些改革還要從北魏時代的官戎體系和府兵制起源說起。
下面我們來談談領有府兵的左右衛府、左右武衛府和左右武候府。左右衛將軍的設置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晉，而武衛將軍的設置則至遲不晚於三國時代。在隋代以前，左右衛與武衛的存在雖然有長遠的歷史，但是主要是以警衛天子，牽制掌握中央兵權的領軍將軍和護軍將軍為主。領軍將軍是中軍的統帥，左右衛和武衛最初也是在領軍將軍的統轄之下，其脫離領軍府的歷程，其實也和後來的領左右府很像，只不過時代要早得多。武候府的設置相對較晚，大約是在北周武帝年間，其主要職能是京城的巡防治安，和帝王行在的外圍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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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隋唐之十六衛的基本架構，論及根源其實多半是魏晉北朝中軍系統的發展擴充。
而隋文帝制定的政策，雖然左右衛與左右武衛等的傳統的禁衛職能依然保留，但是在和府兵建立了固定的隸屬關係之後，則賦予其新的使命。
大體上來說，隋代依託於府兵建立的十二衛系統可分為三個層次：其一是最外層的外府府兵，外府府兵的指揮機構是開府府，其指揮官稱為開府，外府兵與十二衛的指揮機構有對應的隸屬關係，如考古發掘的一枚隋代“右武衛右十八車騎印”可茲證明。外府兵又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即駐紮地在京畿或京畿附近的與駐紮地在外州的。原則上府兵都有番上宿衛的義務，但是實際上由於駐地的關係，番上宿衛的任務主要由京畿和京畿附近的軍府承擔。不過無論是駐紮在哪裡的府兵，都是中央的軍隊而不是地方的軍隊，這一原則直到唐代也沒有改變。大體上，外州府兵相當於魏晉以後中外軍體系中的外軍，而近畿的外府兵則相當於魏晉以後中外軍體系中的中軍的一部分。
其二是居於中間的內府府兵，所謂內府，是指皇帝左右衛所屬的親、勳、翊三衛諸開府，以及左右武衛、左右武侯、左右領軍、太子東宮所屬的諸開府。太子東宮相當於一個後備小朝廷，除開自成一系的東宮衛率府兵不說，其餘的內府兵又可以分為兩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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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左右衛所屬的親勳翊三衛諸開府和左右衛以外的諸衛開府。
左右衛所屬的三衛各自分別轄有六個開府，即親衛開府、勳衛開府、翊衛一開府、翊衛二開府、翊衛三開府、翊衛四開府，合計為十二個開府。實際上親勳翊三衛所承擔的正是魏晉以來左右衛所承擔的本職職能，只不過隋文帝既然擴充左右衛以兼領外府府兵，那麼只好在其下單獨設置三衛擔任傳統的禁衛角色。因此隋初的十二衛府實際上是北周禁兵系統和府兵系統整合一體後形成的新的禁衛體制。
領內府兵的諸衛還有四個，即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左右武衛在左右衛外面充當皇帝的外圍儀仗，其兵員構成是番上的外府兵，但是左右武衛本身是有指揮機構的。而左右武侯本身不充當儀仗，負責的是儀仗之外的前驅殿後和宮城以外的京城治安。如前所述，“右武衛右十八車騎印”的發現，可以證明武衛與外府兵的統帥關係已經建立，左右武候亦當如此。但是除去外府兵之外，左右武衛本身也是轄有內府的，這一點，從《隋書禮儀志第七》可以窺見端倪：“左右武衛開府，各領三仗六行，在大仗內，行別六十人，大都督一人領之，帥都督一人後之。”這左右武衛開府所領的儀仗在左右監門衛大將軍之外，左右武衛大將軍之內，則必定是內府開府，外府開府是絕對沒有資格進到這麼靠裡的位置的。當然，對此有些學者是有不同認識的——比如白壽彝版《中國通史》就認為只有三衛諸府是內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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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左右領軍，此時已經不出現在皇帝儀仗中了。其所屬的二十四軍，職能應該是專司對外作戰。那個時候二十四軍的編制應該還沒有廢棄，其或許是作為十二衛系統外的另一支力量而存在。由於二十四軍本來是諸侯的財產，而且其身份本就是分掌爪牙之寄的禁軍，皇室在削奪諸侯兵權之後，自然要千方百計將這股力量掌控在自己手中，所以隋初左右領軍不置將軍，而只負責二十四軍後勤兵役等雜務就不難理解了，這樣一來，除了天子以外就沒有誰能夠私自調用這一武裝力量，而二十四軍的日常雜務也有對應的部門來負責處理，並不至於荒廢。
這二十四軍，我們在往後隋煬帝大業徵遼的時候還將提到。而岑中勉先生認為十二軍就是十二衛顯然是不對的。
而十二衛府之中地位最高、離天子最近、居於最核心地位的，是左右領左右府——也就是相當於後來唐代的左右千牛衛。左右領左右府的所屬的禁衛武官，通常都是由出自大門閥貴族世家的嫡系子弟擔任。比如唐的高祖李淵在隋初的時候就曾經擔任左右領左右府的千牛備身，當時李淵才不過是十幾歲的少年，但是由於其父祖的柱國身份和與皇室的裙帶關係，李淵就得以比絕大多數貴族子弟幸運的站在更高的起點上。如果說內三衛侍官都是靠門蔭入仕的初級軍官的話，左右領左右府武官則是直接從中級軍官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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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開中央的十二衛府，隋初的地方軍府設置也很有意思。
開皇六年《恆州刺史鄂國公為國勸造龍藏寺碑》（以下簡稱為《龍藏寺碑》）為我們展示了當時地方軍府的設置。
碑的主人，也就是當時恆州的長官為“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左武衛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恆州諸軍事、恆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仙”。
查《周書》可知王孝仙之父乃北周名將王傑，就是所謂的“太師、上柱國、大威公”。王傑在西魏大統十六年建立府兵體系時大概是開府或者儀同一級的官，是在北周末年才晉升為柱國的。因此王傑的家族實際上處於關隴集團核心階層的外圍。
碑陰和碑側題名所記如下：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恆州左十七府兵、東燕縣開國侯高子玉。
上儀同三司、邵州蒲源縣開國伯副領右十八開府李平。
上儀同三司、恆州右十七開府、安德縣開國公石元。
使持節、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恆州左十七開府永固公劉達。
儀同三司、恆州右十七開府副懷仁縣開國伯曹明。
其中透露的信息如下：第一，決定將軍身份排位的因素，首先是散實官官位高低，高者居前。散實官之後，決定排位的才是實際職務，高者居前。軍號與爵位高低不影響排位。第二，軍號與散實官可以分離，如驃騎將軍和開府儀同三司或者儀同三司並沒有嚴格的對應關係。第三，散實官的軍職與階官分離已經是普遍現象，如領恆州左十七府兵與開府儀同三司、領右十八開府與上儀同三司、恆州右十七開府與上儀同三司、恆州左十七開府與儀同三司、恆州右十七開府副與儀同三司。而散實官的這種與職務分離的階官化發展方向正是為此後大業年間併入散官系統鋪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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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這些文字還顯示，至遲在開皇六年之前，地方軍府的首腦也不稱為郎將而稱開府了。開府此時已經作為一種職務普遍推廣。但是同時我們也看到，所有的開府和開府副都是上儀同以下的散實官，開府儀同三司一級的散實官所擔任的職務為“領恆州左十七府兵”，即十七個府的總長官，即使以每府一千人計，也至少是萬夫長以上的官，這顯示在地方一級，散實官開府儀同三司依然是極顯赫的職級，或許隋初的勳官氾濫並不如多數人想象的嚴重——當然，地方官和京官的級別差距古今皆然，比如北京某些地方的派出所所長都是穿白襯衫的警監，地方上一個地級市的公安局長論級別也不過如此而已。
“領恆州左十七府兵”這幾個字還透露出一個問題——即隋初的府兵依然可能是集中屯駐的。我們知道北周後期專門設置了一些服務於軍事目的的僑州，以集中屯駐府兵，隋初大概還存在這種情況，至少在關東應該是如此。即使按照每府一千兵計算，恆州一州內左十七府加右十八府也至少有三萬五千人規模的部隊駐紮，而如果按照每開府兩千兵的平均數計算，則僅恆州一州的武裝力量就至少在七萬人以上。而當時統帥恆州武裝力量的最高長官王孝仙，其職級為上開府儀同三司，也僅比領左十七開府的高子玉高一級而已。恆州一地的軍民比顯然已經遠遠超出了正常情況下的軍民比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恆州當時可能是隋廷在河北集中屯兵的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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