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第二屆京滬城市論壇暨《首都文化研究叢書》首發式在北京舉行，來自京滬兩地的十餘位城市研究學者，對如何建設更好的以人為本的城市，以及如何解決城市建設與資本的矛盾等問題展開了討論。
第二屆京滬城市論壇現場。
高壓線下的掙扎：上海郊區的空間生產
華東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院的葉超教授，從事的是人文地理和城鄉規劃。在這次論壇中，他選取上海吳涇鎮作為切入點，探討了在上海這樣一座全球化城市中，地處鄉村的吳涇鎮是如何進行空間生產的。報告一開始，他就給大家看了一張上海城市高壓線塔下的民居圖片，提醒人們關注在全球城市的光鮮亮麗下還有不為人知的一面，也提示研究者，上海的鄉村和一般鄉村不同，它和城市有非常大的關聯。
葉超提出，城市空間生產有三大要素：權力、資本和社會關係，實際上是一個權力和資本結合起來作用於社會的過程。城鎮化落實到空間上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從鄉村空間到城市空間的轉換。在城鎮化空間，生產不是靜止的，而是動態的，是相互塑造和不斷糾纏的過程。
他拿出一組長三角的遙感影像地圖，指出在40年間，生態用地和建成區比例實現了翻轉。40年前，生態區比例佔90%；到2016-2017年，有人居住的建成區比例達到80%，綠地面積被壓縮至不到20%。現代城市規劃又在建成區裡重新建設綠地、公園。投資在隨著城市化而增長，土地財政驅動了城鎮化。同時，中國的城市空間生產也是自上而下的強勢規劃。城市空間生產還造成了文化缺失，表現為城市發展的脈絡、鄉村發展的脈絡，以及包括人所居住的文化的脈絡。像吳涇鎮附近的塘灣村，本是有五百年曆史的傳統古村落，現在歷史遺蹟基本被摧毀。人們只能從牆上尋找塘灣村的記憶了。
葉超指出，就像報告開頭圖片提示的那樣，吳涇鎮居民生活在高壓塔架下面，但這些居民都不是本地人，都是外地人在租住本地人的房子，他們要忍受噪音和危險。這是物理的高壓線塔。影響城市空間生產的，還有權力的高壓線。吳涇鎮有五個村子，但是這五個村子在政府官員的眼裡是有差別和輕重的順序。像和平村就處於相對好的位置，在工作中受到重視，另外幾個村子就只維持基本運轉。政府提出了三種規劃標準：生態型、宜居型和整潔型。生態型最高，給一系列建設都規劃了大量投入。
事實上，給哪個村子分配資金多一點，取決於鎮黨委書記和領導班子內心的定位。和平村被選定為樣板，就會得到更多資金。此外，還存在一條心理的高壓線。吳涇鎮的外來人口遠超過本地人口，本地人不關心這裡的建設，只關心拆遷帶來的鉅額補償；外地人則只關心低成本的居住。這些因素導致吳涇鎮不會被當成家園來建設，人在這裡沒有歸屬感。中國的社區建設與國外不同，國外會致力於增加社區的凝聚力，團結社會的聯繫，但中國將大量投資都用到看得見、摸得著、可量化、能體現政績的地方，比如基礎設施或環境整治。
《首都文化研究叢書》作者：常書紅、楊志等，版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城市敘事：沒有想象，就沒有耶路撒冷
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研究員程光泉，著重探討了城市敘事對城市建設的影響。他首先對城市敘事做出了定義，他認為城市敘事就是對城市的描摹、記錄、影像、規劃、政策與理論的集合。一方面，城市的發展影響和生成了城市的敘事；反過來，城市的敘事也會規定和制約著城市的發展。北京和上海就有不同的城市敘事，上海是上海灘的敘事、資本的敘事，北京則是帝都的敘事。因此，城市既是建設起來的，同時也是敘述出來的。有人說，沒有想象就沒有耶路撒冷。對中國而言同樣如此，成書於戰國時期的《考工記》，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中國古代城市的建築風格和規制。
城市存在於現實中，也存在於敘事中。程光泉指出，正如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一樣，城市也得益於想象。以往的城市敘事中對城市的界定，可能也會影響今天人們對城市的理解。城市的起源首先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手工業脫離開農業而獨立存在。城市同時也是人類自主建構社會的過程。城市與鄉村的對立，並不是天然存在。1949年以前，城市裡生活的人和鄉村之間還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有的人到城裡掙錢後還回到農村買地，也有人在農村掙錢後到城裡置業。再比如說羅馬城市的衰落，和城市建構與農村分裂也有關。羅馬的城市幾乎都按照同一個模式在各地複製，比如一定要有神廟、劇場、廣場、市場這些要素，卻忽略了和周圍鄉村的內在關聯。
程光泉還認為，城市作為一個公共空間，其基本功能是普遍交往。城市的多樣性造就了其繁榮。城市和鄉村的群居有三個不同點：第一是異質性的群居，是陌生人所構建起來的一個共同體；第二是密集性的群居；第三是規模性的居住方式，這決定了城市的主體是人而不是容器，人在城市中的地位和作用才是最根本的。也正因如此，公共空間中的文化認同構成了城市特定的精神特質，這種特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城市有沒有自己的靈魂，有沒有城市裡生存的人的共同的文化和精神認同，構成了這個城市凝聚力最重要的核心。
同時，程光泉也指出，城市敘事也經歷了兩重變化。首先是從歷史文化敘事到權力敘事的變化。表面上看是歷史決定這座城市的樣子，但其實背後是權力決定了人們把它描述成什麼樣子。這樣的城市敘事往往規避了敘事的主體身份，不是以人和個體的方式來陳述，而是以國家和社會，甚至是上帝的身份來陳述，其角度也是自上而下的。以重慶為例，電視上的畫面都是航拍的，人們看到的都是霓虹閃爍的景象。但當個體深入城市，深入蒼蠅館吃回鍋肉，又會獲得完全不同的感覺。
重慶老街十八梯。
其次是對象的變化，由對人的敘事轉為對物的敘事。物成了人們最關注的東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狀態，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人的感受沒有成為城市發展中最受關注的東西。因此，城市敘事某種意義上忽略了人文敘事，更多關注技術的敘事。城市敘事專家把城市看作機器，認為城市是相互分離的，具有可設計的功能，由可定量屬性的部件組成，最多把它看成一個有機體。在他們看來，這個有機體自己就按照某種規律均衡增長，可以脫離外在力量。在這樣的城市敘事中，城市的人格化就被資本的異化功能所閹割。
另外，城市敘事也有多個層次：國家、社會精英和下層人民。他們關注點不同：主宰權力的人關注控制秩序和管理，社會精英關注城市如何更文明，下層民眾則關注如何使生活更便利。城市是為人的群居而存在的，脫離開這一核心功能的城市敘事，就成了一部無厘頭的宮鬥劇。但是，資本的力量一直是城市敘事的內在邏輯。資本看到的更多是城市的功能性分區及利益，而不是城市中生活、工作的人。
針對以上問題，程光泉呼籲，當下城市敘事要進行人格再造。城市敘事需要主體的多樣化和自身對象化，需要自下而上的敘事，像瘟疫、汙染、疾病、失業、犯罪等問題也應進入城市敘事。
詩意地棲居：“田園城市”和“山水城市”
在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梁梅看來，“田園城市”、“山水城市”的概念在現代城市規劃中很重要。她提到，在工業化剛出現的時候，英國有一位知名的社會活動家叫埃比尼澤•霍華德，他寫了一部《明日的田園城市》，給後世提供了城鄉結合的田園城市理念。這一理念的提出有其時代性。當時城市剛開始發展，大量人口流入，環境遭到破壞，生活質量開始下降；農村也因為城市工業化的發展開始凋敝。這一城市規劃理念帶有很大的民主性。霍華德還將理論付諸實踐，在倫敦郊區建了兩個所謂的“田園城市”。
“田園城市”的理念在19世紀產生了很大影響。當時很多人認為它是西方的兩大發明之一，另外一個是飛機。從中可以看到“田園城市”理念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明日的田園城市》插圖。
而在遙遠的中國，在霍華德一百年後，相似的理念也被提出，提出者是錢學森等人。1982年，他和著名建築師吳良鏞先生一起提出要在中國建立城市學學科，要把中國未來的城市建設往“山水城市”方向發展。當時參與討論的還有城市規劃師顧孟潮、藝術家王學仲。錢學森提出要把中國傳統的山水藝術移植到中國城市規劃中，包括山水詩、山水畫及傳統園林。這在當時引起很大的爭論，沒有人知道該如何操作。但對中國來說，“山水城市”的提出有更多的文化意味。
梁梅還提到，如今很多人批評中國的城市設計。北京大學景觀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李迪華去年發表了一個演講，把現在的城市形容為“與人為敵的”。現在的城市設計簡直讓人寸步難行，和生活格格不入，不僅使出行不便，還帶來很多危險，“山水城市”的建設就顯得很重要。
但中國在建設“山水城市”的同時，也存在很多問題。第一是形式主義，表面上在提倡生態城市，但實際上是反生態的。比如在北方城市大量種草坪，但北方缺水，草坪又需要很多水澆灌，另外大廣場在夏天無法進入，不是好的休息之所。此外還經常有把深山老林裡的珍貴植物移植到城市中的做法，叫做“斷頭樹”。這些都是反生態的做法。城市建設變成了一種人為的規劃，就像中國傳統園林設計一樣，都是人造的，沒有對自然的尊重。第二個問題是暴力拆遷和驅逐“低端人口”。建設“山水城市”讓“低端人口”沒有容身之地。
梁梅認為，城市規劃首先要考慮民主。就像《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裡面寫的，美國今天富有活力的城市，好多是反對當時的城市規劃才保護下來的。因此，中國要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城市發展道路，有自己的城市理想或規劃。在這一點上中國很有優勢，因為中國在傳統的生活美學上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尤其是在享受生活上，有很多資源可以利用。
記者：瀋河西 實習記者：劉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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