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26 劉慶邦:短篇小說怎麼寫才能夠獲得更多的注意力

劉慶邦:短篇小說怎麼寫才能夠獲得更多的注意力

劉慶邦:短篇小說怎麼寫才能夠獲得更多的注意力

從七八年以來,我發了200篇短篇小說。寫了三十餘年小說,平均一年幾個,但現在越寫越多。給人造成一個印象,說我專攻短篇小說,以致有人拿著這些短篇與我對話,我在報社上班,只好告知這是一種業餘。在煤礦報上班的業餘,我一般都是選擇在早上,四五點起來,寫一兩個鐘頭,有時一個短篇能磨上一個多月。

拋開客觀因素,從主觀上找,就此作一總結,為什麼寫這麼多短篇小說。我覺得寫短篇小說首先要有寫短篇小說的精神。這個精神我歸為一是對純粹文學的追求,二是和商品文學對抗的這麼一種精神。

簡要的說對純粹文學的追求。經常接觸一些文學刊物的編輯,他們認為好的短篇特別少。要發稿了,總是找不到夠水平的好作品。就是說現在寫短篇小說的人很少,好多人甚至在報紙上發一個小文章都不成,卻長篇寫一大摞,用他們的話叫揚長避短。為什麼如此,我覺得短篇藏不住拙、遮不住醜、摻不了水。一個作家一看他的短篇就知道他的水準達到什麼程度。

和商品文學對抗,我們都知道中國文壇支持文學創作的形式多樣,一個是權力支持,有人給他出錢跑書號,就可以一本一本地出;再一個是靠金錢來出,好多有錢的企業家,他們包括國家和個人的企業,只要出得起錢,就能出書;書出來就完了,全是垃圾;還一種靠明星效應,經常在媒體露臉,讀者抱著看他們隱秘的東西的心理來看他們的東西。當然,也有明星寫得好的,新鳳霞就寫得好;據說明星們很多都是找個人替他一寫,就出來了。

我自己覺得我是靠文學創作來支撐著自己。我們都知道,寫短篇小說不掙錢,寫個萬八千字,頂多八百到一千塊錢。給我的稿費還算高的,千字六十或八十元,與寫一集一萬到一萬八的電視劇收入無法比。寫短篇小說其實就是不掙錢,這成為我的一種反動力。如果把創作當成賺錢手段,那麼我會感覺將沒法寫下去。

由於這兩種精神,我對短篇小說一直沒有放棄。也許我這樣是一種雙向選擇。首先我選擇了短篇小說,我精心侍候她,經過長期磨合,達成了默契,所以短篇小說願意我寫她。或說經過長期的寫作,達成了這樣的一種關係。它是一種訓練,一種磨鍊。

下面我們進入正題,談談短篇小說的寫法,或說取材。

取材很重要,只要取材對了,可以說短篇小說就成功了一半。我的取材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在沒有文章的地方作文章。在現實生活中,這是一個獨立的領域。寫短篇小說在現實中,只寫一點點東西。這一點點東西,我稱之為短篇小說種子。《北京文學》辦了短篇小說公開賽,賽後要談體會,我談的就是短篇小說的種子。世間萬物都有種子,一切都有。這個種子是世間萬物生存不息傳宗接代的東西,有了種子的傳遞世界才延續下去。和物質世界對應,我覺得短篇小說也有種子。有的把它稱為一個眼睛,有的把它叫做支撐點,有的把它叫內核,有的把它叫黃金點。可能有七八種說法,但我喜歡種子這個詞,一說就給人以飽滿、圓潤、美好的感覺。

有可能生長成一篇短篇小說的根本因素。這是我給種子下的定義。

我們從事創作會經常看一些短篇小說,看一些小說當然都是非常不錯的,枝葉飽滿。當然,我們也看到一些非常髒汙的東西,這些東西就缺少了短篇小說的因素。拿一個自然界的種子來比,我們在自然界裡尋找種子是比較容易的。我們種黃瓜地,留種的瓜是要留個標籤,表示這是不能摘的,這就比較容易發現。在現實生活中尋找短篇小說的種子,我們有時苦苦追求,卻難以找到。在沒有進入創作以前,這是難度很大的。

我們舉一個例子,沈從文的《丈夫》。這是一個非常精彩的短篇。大概情節是寫過去的一種生活,說他的妻子在農閒時到船上去做一些接客的生意,她不把這種事看成多麼醜惡,到了此時,丈夫去看他的妻子,就帶著一種慾望、想念,肯定要親近一番,結果到了船上以後,他卻在眼皮底下一次次被人奪走了妻子。丈夫就在前倉,前後聽到兩個當兵的、水保等和妻子交易,情緒弄得很低沉,妻子給他錢也不要,一個人傷心地捂著臉嗚嗚地哭起來,第二天和妻子回鄉下去了。這個小說的種子,我覺得就在最後嗚嗚地一哭。整個小說的過程就是這個種子生髮的,一切過程都在向這個哭走。很感人。當然,還有社會分析、情感因素等都很豐富,這裡不講,講的就是最後一切都是向這一哭而來。

劉慶邦:短篇小說怎麼寫才能夠獲得更多的注意力

我的小說《梅妞放羊》的種子就在於梅妞小姑娘向羊敞開了母親般的心懷,讓小羊羔來吃她的奶。當時想到這個種子,我高興得快跳起來。種子有時在開頭,有的可能在結尾,有的可能在中間。而這個小說的種子在中間。種子埋進去了,有一個發芽的過程。後面是開花結果的過程。前面培育,後面生髮。因為有了種子,小說就立起來了,情緒也將飽滿。我自己對這個小說也是滿意的,一看就要看下去,不看完就有不舒服的感覺。我的小說每次不是發出去了就拋出去沒有關係了,我常看,看得自己熱淚盈眶。

我們聽到短篇小說的很多做法和說法,我們聽到有人說短篇小說是生命之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們還是應該求,只有求,不斷地求,才有可能遇到它。否則就往往就會失去這種遇的機會。因為我在報社工作,經常去礦上走,有很多人給我談一些希奇古怪的事,我要說的,事情再多再古怪,如果沒有短篇小說的種子,一切都是瞎搭。我有時跑一些地方,跑好多天,但沒有短篇小說的種子和潛質,就沒有寫的必要。

這個短篇小說的種子可能是一個題目、一句話、一個細節、一種思想、一種理念等,各種各樣的情況都有。有一個東西,一個故事,可能在我們腦子裡存在若干年,覺得可能會寫成一個短篇小說,遲遲不能動手寫,可能就是沒有找到種子所在。可能有一天,我們會發現了種子在哪裡,就會感覺一下開朗,時候就到了。

有這樣一個故事,在文革期間,我們附近村有一個貨郎,他還剩下一些東西沒賣掉,家裡實在窮極了,就把這些東西挑出外村賣掉了,生產隊就開他的批判會,他就報復隊長,把大糞用釘靶打到隊長頭上,七竅流血死了,社員發現追他,他跑到麥子地裡,最後被社員亂棍打死了。這個不能忘懷的事使我覺得有短篇小說的種子在裡面,但遲遲沒寫。想寫成極左路線的東西,覺得這類東西太多,沒有新意,就不想這麼寫。想把它寫成復仇的小說,造成人性的震憾的效果,但此前我已寫過一兩篇復仇的小說了,自尊心不允許我再重複自我。那麼這個故事還放著,有一回我讀美國一個作家的小說前言,他提出一個人的群性的惡的觀點,這個觀點使我腦子一亮,使我想到好多事件都是群性的惡的參與所致,比如說外國的賽車,問觀眾為什麼喜歡看賽車,就說想看翻車。我們每個人的人性裡都有善有惡。我還想起我們老家三月三的廟會,在高竿上做動作,有些人就說那人為什麼不掉下來。前不久媒體報道一個女子跳樓觀者雲集,最後沒跳,眾皆失望。這都反映了一種群體的惡。有的這種想法,我覺得這個小說可能推動,寫作了。我就把這個故事重新虛構,讓他們來勸導這個貨郎,一步步地推動這個貨郎來殺死這個隊長,全村的人都很興奮,象過節一樣,滿足了這種群體的惡的東西。文革中好多的群眾性運動,都是群人的惡的結果。很多事都是群人的惡的推動所致。以前我寫過個人的惡,這篇小說的名字叫《平地風雷》,當年收入了上海編的一本小說集,就是說這個小說反映了對現實的一種批判。這篇小說的生髮,它的種子是一種理念。

劉慶邦:短篇小說怎麼寫才能夠獲得更多的注意力

我認為小說主要不是講道理,是理感的。但小說是理性的結果,需要一種思想,表達思想之美,而不是道理本身。寫的是思想的表情,而不是思想本身。一篇小說道理講得再深刻,感情不飽滿也不能感染人。最後建築的是情感世界,是審美層面。

其實說到這兒,已經把我的另一層意思說出來了。短篇小說的種子就在生活中,在心裡,就這兩個地方。在現實生活中,也可以說現實生活為我們提供了素材,激發了靈感。比方說創作需要想象,這需要生活的基礎,而不是平空的。現實生活就是我們小說創作的想象所憑籍的大地和空氣。我們每個人不可能拔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土地,所以說要注重現實生活。

說到這裡,我需要說明一點。小說來自現實生活,但又與現實生活不對應。這個種子還需要從心裡來進行尋找,要把現實生活中的種子拿來放到心裡去發酵、去昇華,最後打上自己的烙印。從現實生活中來的東西,我覺得又要與現實生活拉開一點距離。現實生活在創作中往往有一種糾纏,攔在我們面前,說我是很刺激的,很有賣點的,趕快寫我吧,寫我不會吃虧的,甚至象一個妓女糾纏一個嫖客一樣,這樣寫出的東西,可能是易碎的,不經看的。

有人說,現在的現實生活太豐富了,作家都只要拿過來就成小說了。我不這麼認為。我認為,不能照搬現實生活,不管現實生活怎麼樣,照搬過來都不符合小說藝術上的要求。因為它沒有進入藝術的層面,沒有心靈化和藝術的處理。這種處理除了心靈化處理還要進行深究。有一種說法,因為對現實看不明白,才寫小說。乍一看,這很新鮮,後來想想,這種說法可能是有種作家玩的一種幽默。我們有時可能一個小說沒有想透,把它寫出來,評論家看出來。如果沒想透,繼續寫,寫很多是根本不可能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何可能呢?所以我們對一個作品還是要深究,要思考。

在短篇小說的種子說裡,我引用了王安憶的一篇文章:有的小說看起來象預言……短篇小說是理性的果實……它只是一條思路。是模糊的,不是很明白的;是思路,不是預言。

這個前面講的應該是叫尋找短篇小說的種子,應該在現實和心裡尋找。進入了內心世界,才會發現空間很大。只有進入心靈世界,我們的創作才能左右逢源。

我們找到短篇小說的種子了,不等於就能寫成一個很好的短篇小說。這需要一個很艱苦的過程,象種一顆玉米,需要耕地、下種、施肥、打叉、澆水……有一個環節不到,就收穫不到果實。

進入操作階段,我們來怎麼做。休息一下,下一段時間我們來談短篇小說如何生長。

下面講短篇小說的生長。我理論不夠,與學院派無法比,就講一點個人的體會。

可以說,我們每個人都有種子,對於創作的人來說,每一顆種子都非常珍貴,讓它長成大的果實,這才對得起讀者和自己。

劉慶邦:短篇小說怎麼寫才能夠獲得更多的注意力

我們聽到短篇小說的做法很多,比較多的一種做法是說短篇小說要用減法來寫,這是指精煉而言。好多人物、好多細節,把小說撐得滿滿的,沒有一點空間,這才產生了要忍痛割愛的減法說。

對此,我不認同,我覺得這是一種機械的、武斷的說法,起碼說它不是那麼準確。我認為,短篇小說應該是用一種生長法來寫。就是說,從生活中、記憶中,只取那麼一點點種子全力培養,使之生長壯大。或說只是一個細胞,在生長的過程中不斷生長、組合,最後長成。

打個比方,比如短篇小說是一朵六瓣的花,裁去一瓣,就不完整了。反正我的短篇小說,投出去,發表了,誰要給我動一個字,我都知道。有時只是排錯了,我馬上就會覺得彆扭。甚至於一個標點錯了,我都彆扭。這種果實成了和心裡的一種聯繫,一旦形成一個作品,一枝一葉都動不了。所以我認為,短篇小說不是用減法寫的。

還聽到一種說法,寫短篇小說主要看控制能力、平衡能力。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我不認同。從我自己的實踐來看,每寫一個短篇都是一個挑戰。我告訴自己,你沒寫過,第一次寫,我從來沒想過控制,一想到控制,就會放不開,會拘束。

我常常採取一種笨辦法。寫到有時,覺得要飽滿些,卻寫不動了,我就咬著牙奮力開拓,甚至在某個地方一定要寫一千字兩千字,這樣堅持的效果給人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我寫《鞋》的細節,寫到她做鞋,想象未婚夫穿鞋的想象,寫不動了,我就硬寫,想到了一個讓她產生丈夫穿上鞋的幻覺,結果我欣喜若狂,自覺得太棒了!寫小說的快感就在於此。就象打夯道一下終於打通了一樣,我在房子裡欣喜若狂!

在鞋文化中,又生髮出許多聯想。鞋文化又與中國的性文化聯繫起來。說到文化這個程度的類比,我們就不再往下說了,再說,就容易顯髒了。

短篇小說類似的細節還有很多。評委們評這個小說,主要是贊同它的細節,象鞋裡的針腳一般綿密,耐看。寫中篇長篇時如果不控制,容易寫瘋。而寫短篇,就象一個花朵,寫著寫著,就自然開花了。

我們比較一下,我們拿長篇中篇與短篇作比,故事長、細節多,我們從中挖一塊,變成短篇行不行呢?根本不行!完全不一樣。好象羊皮披不到兔子身上一樣。據說有人可以把一個短篇拉成一個長篇或中篇,我是做不到的。這是短篇小說文體的獨特性。

最近我看胡平院長編的小說集,在編的後記中他談到短篇小說的獨特性,世界上有稱作短篇小說家的,卻沒有中篇或長篇小說家。這強調了文體的獨特性,也強調了短篇小說寫作技法上的要求。有一個高的要求,有的人可以寫長篇,叫他寫短篇,卻很難。這裡面有情感和手法上的鍛鍊原因。

劉慶邦:短篇小說怎麼寫才能夠獲得更多的注意力

我覺得王安憶說我天性裡有和短篇小說投合的東西,她說靈感比鍛鍊都重要。可能是這樣。

我們說了,短篇小說是用生長法寫的,它到底生長在哪裡呢?

講到這裡,談談小說與心靈的關係。如果任何作家寫的東西沒有打了心靈化的烙印,出來的就是一個標準件。就沒有存在的價值。我們指的當然是真誠的心。可以說我們每個人生活在世上,當我們有了生命意識的時候,就有了心靈意識。所謂生命意識就是一種死亡意識。當人在這種意識漸漸強烈的時候,多數人往往表現為想抓住一些物質的東西,覺得抓住東西越多就抓住了全世界。這樣的意識是錯的,從曹雪芹的好了歌裡就可以看出來。我們應該抓住什麼,就是應該抓住心。文學抓住心,就是通過抓住心來抓住我們的世界。我們中國的歷史上,誰抓住了心呢?曹雪芹。古今帝王將相有多少,卻有幾個如曹雪芹一樣讓我們記住。只有他不會消失,隨著時間消失,歷史磨礪,越來越顯現出它的瑰寶價值。

抓住心,當然是真誠的心。一個作家是不是真誠的,一個作品就能看出來,一個作家寫久了,他文字裡面帶著這個作家的氣息,帶著他的呼吸,帶著他的氣質。莫言說文字是一個作家身上的分泌物。我覺得每一個作品就象一個作家生出來的孩子一樣,寫完了捨不得拉出去,象嫁閨女一樣要挑一個好婆家,希望別人會善待你的孩子,否則就會心疼。這需要我們非常精心地,多投入一些心!

我說這個進入心靈世界,一個是上心,一個是入心。

上心。平時我們會產生一些錯覺,覺得這個世界很重要,這也離不開自己,那也離不開自己,這是不對的。真正離不開自己的是自己的小說,如果不寫這個小說就不會出世。只有上心,在人的一輩子中只有上心去做好一件事,這一生都值得。

入心。我們看到的現實世界很豐富花哨,往往覺得沒什麼可寫,要寫下去,只有深入內心,象捕捉瑩火一樣,才能寫出好的作品。

一些新聞性、社會性、事件性的東西,是與小說有很大距離的。有一種說法叫新聞小說,我是非常牴觸的。這是很可笑一件事情,新聞怎麼可能是小說呢。新聞寫別人,小說寫自己……我也寫新聞也寫小說,這裡面是完全不同的。小說完全不能受新聞的干擾,新聞的語言完全不能帶到小說裡來。我們一定要提醒自己不要寫出新聞性的小說來,一定要讓新聞事實在自己的心裡發發酵,然後才寫成小說。

那麼說,小說生長於心,除了腦子想象,整個身心都應該投入這個創作。視野要非常開闊,才能不受侷限,不使一條道走得侷限。一個人如果體力不行,衰老了,他寫東西都會很費勁。汪曾祺的晚年,寫的一些東西就不敢恭維了,寫得實,不靈動,沒有飛翔感。人到一定歲數,如果體力不支,小說根本寫不出來。就象一個樹有一個掛果期,一旦過了這個掛果期,也許會結一些果子,卻不會大。再打個比方,就象一個女人有一個生育期一樣。小說是生長的,在我們還具有這個能力的時候,多寫一些。小說又不搞計劃生育,就多寫點,免得體力不支想寫寫不動時,會十分懊悔。

小說要生長,還要細,細到連花團上的絨毛都細……如果連細都不用,就用微妙來說……我寫東西都是在細上下功夫,細緻入微的。

劉慶邦:短篇小說怎麼寫才能夠獲得更多的注意力

作家無論何人,心理上都有相通的東西。如張煒說,有些優秀的男性作家就有一些女性化的東西。

我自己的小說還有一個綜合形象的東西。主要指短篇小說的主要形象後還有一個綜合的背景,就如電影主角出場時後面的場景背景,這需要敘述。有人稱之為閒筆,其實一點不閒,有了這樣的綜合背景,才會有縱深感,才不單調。沈從文先生的作品幾乎每一作品都有這種綜合形象的東西。綜合形象運用很重要,提醒大家一點,一定是一系列的形象,而且這個形象的敘述要非常講究,很美,很細緻,很生動。

本來我還想講審美趣味的培養,這種培養可以註定一個作家是站在一個什麼檔次。這主要在閱讀,讀好的東西,只要讀得多了,就會生成一種較高的審美趣味,從而拒絕別的低劣的東西。你喜歡誰的,可能心靈上有相融合的東西,就去看他的作品。看一個人讀什麼書,就能判斷他的審美趣味。

故事的情節像枝幹,而細節則像滿樹繁花。

我們中國的小說特別講究一種韻味。比較魯迅和沈從文的小說,魯迅是思想之美,而沈從文是韻味之美。

我們寫每一篇小說都要知難而進。沒有任何一篇小說是輕而易舉的,要不怕難。

我們寫小說的,不一定要看很多文學的書,在於會不會讀書。別的書我們也要讀一些,社會的、攝影的、美術的等等。我有一個小說就是受一個攝影雜誌的照片的影響。

好多小說是通過邏輯情節來推動它的展開,它不是經驗性情節。

地域文化對一個小說家的滋養非常重要。一是母親,一是自然,一是童年的生活,是成就一個作家的最重要的三個方面。我寫小說基本是兩個路子,一個是柔美的,一個是酷烈的。但是對於一個地域的文化,又要擺脫它的糾纏。河南的文化,其實是一種戲劇文化,講情節,講懸念,講抓人,講誇張這些東西,跟小說裡很多東西是排斥的。如果被河南的戲劇文化抓住了,就容易變得通俗。

中篇小說我還真不知道它的種子在哪裡,它不象短篇小說要有一個支撐點或爆發點,它可能就是一個事件或一個故事。

小說的主要生產力是想象力,一個作家缺乏想象力就不成其為作家。

有想象才能有藝術創造的空間。在想象上,我更傾向於個人經驗為基礎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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