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說重慶這座城市的未來前，我們先看看重慶這座大都市是怎麼形成的。
川東丘陵地區在新石器時代為大溪文化，大溪文化孕育了巴國，巴國最早的國都是初枳（今涪陵）。處於楚、蜀兩強之間、平原不多的巴國如何立足呢？他們發展了資源經濟和通道經濟，掌控了區域的食鹽生產和鹽業貿易，可以“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拿食鹽資源跟周邊國家換衣食就行了。今天的重慶做外貿，道理也一樣，要麼有核心資源，要麼有優勢產業，這樣才能把通道優勢用好。
當年巴國對食鹽的壟斷引起了楚國的覬覦，於是楚巴戰爭在戰國時期無休無止，面對楚國的咄咄兵鋒，巴國被迫從初枳（今涪陵）遷都江州（今重慶），並把三江匯流的褺江（今合川）作為副都。面對“東出”的通道被已經控制了長江中下游平原的楚國封死的窘境，巴國就著力“西進”，與蜀國爭鬥得厲害，最終相互削弱的巴蜀兩國被秦國統一。從這段歷史來看，向東的大通道一旦不暢，重慶只有向西通道的選擇，就會激化與成都間的矛盾，自古以來多向通道的建設對於重慶地緣經濟的安全穩定十分重要。
西三角示意圖
秦國統一巴蜀後，就有了橫掃六合的資本，靠近今天西安的秦都咸陽，與秦國的蜀郡治所成都，巴郡治所江州，正好就是現在的“西三角”（重慶、西安、成都及其周邊地區），這是西部經濟條件最好的地方，也是當年秦國最重要的“家底”。今天的“西三角”三個領軍城市紛紛把區域經濟前景與國際化建設聯繫起來，重慶提出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並大概率成為國際化引領型大都市，成都提出“加快構建國際門戶樞紐，建設西部對外交往中心”，西安提出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重要國際影響力的國家中心城市。
重慶、成都、西安都是有著數千年根底的城市，這三個城市之間的實力消長，需要放在千年尺度上來看待，而在公元后的第三個千年裡，“西三角”正從一個抽象的概念變成了相互之間聯繫緊密的城市群，成為西部地區融入全球化的發動機。重慶的未來，“西三角”的未來，取決於能不能用好全球趨勢發展自己。
一、重慶：全球化帶來的產業轉移承載地
重慶是四川盆地的眾多水系的匯流之地，四川盆地的諸水匯入長江在這裡出巫峽，然後走平原、奔東海，氣勢浩蕩。重慶的城市快速發展始於開埠之後，十九世紀末，列強在中國瘋狂擴張，川江這道天然的屏障也不斷激起列強的挑戰慾望，在英國人立德樂第一個將輪船開進重慶後，重慶就不得不開埠。
立德樂開辦了重慶曆史上第一家豬鬃廠、第一家外資運輸公司、第一家外資保險公司，外商在重慶的辦廠使得重慶發展成為西部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也激發著重慶人的實業報國的熱情。盧作孚的實業之路就是起源於其對長江中下游的近代工商業考察，可以說盧作孚的實業是與南通的張謇、上海的榮氏兄弟同時起步的。長江為重慶的國際化、近（現）代化資源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輸入，也長期是重慶承接產業轉移的“主通道”。
到了抗戰時期，長安汽車廠的前身上海洋炮局、重慶鋼鐵廠的前身漢陽鐵廠西遷重慶，這是典型的產業轉移。在應對美蘇爭霸威脅而開啟的“三線建設”中，據不完全統計，僅從1964年到1966年，就有涉及中央15個部的企事業單位從東部12個省市內遷到重慶地區，內遷職工達43488人，可以說重慶的軍工、工業基地建設是當時中國應對美蘇威脅的重要底氣所在。
那麼到了改革開放和直轄後，重慶更進一步地成為全球產業轉移的承載地。這用耗散結構理論來說，就是由於有了全球的人才、資本、產業、信息等的輸入，“重慶造”“重慶創”的輸出，重慶這個龐大的開放式系統才能不斷應對意志懈怠、推諉搪塞、閉門造車、無心進取等典型的“熵增”現象，永葆一個年輕直轄市的青春活力。
正因為看好重慶的未來，國內外諸多企業才在重慶投資，僅2019年前三季度，重慶38個區縣和兩江新區、萬盛經開區累計招商引資項目1300餘個，正式合同引資超10000億元。其中，有不少屬於對重慶的產業轉移。
那麼，從現在的國內外的大勢來看，重慶作為全球產業轉移的重要承接地，還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
位於西永微電園的筆電企業
一是要“爭企業”也要“爭集群”。這方面重慶是有經驗的，重慶在十年前促成的將江蘇崑山筆電產業集群整體轉移重慶，使得重慶連續數年外貿出口大幅增長，渝新歐鐵路也有了充足的貨源。然而，筆電這樣的產業發展畢竟有其生命週期，重慶亟需要放眼全球找到有前途的產業集群，將其成系統地引過來，為重慶工業經濟和外貿發展做好支撐。
這幾年，成都依託高新區和天府新區，新能源汽車、集成電路、醫療器械、工業機器人等高技術、高質量、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快速增長。重慶在引進和打造高水平產業集群方面刻不容緩，在招商上除了要考核引進企業數外還要考核其對“補鏈成群”、引進和形成產業集群的貢獻。
二是要“控汙染”和“爭綠色”並重。國家層面印發《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總體方案》，湖北提出構建長江綠色生態廊道，綠色經濟是主流。重慶在招商引資，承接產業轉移上要進一步加強“綠色”門檻建設，將高汙染高能耗企業堅決堵在門外，多為氫能源、循環經濟等企業的落戶鋪好路、服好務。
三是要兼顧“引生產”和“引研發”。目前重慶在引進世界五百強企業和中國五百強企業而言，從量上來說做得不錯，2018年底累計有287家世界500強企業落戶重慶，其中一半落戶在兩江新區。引進的質量怎麼樣，除了把人家的車間引過來了，人家的研發中心有麼有引過來？全市都要向兩江新區學習，近年來引進了法國達索系統(重慶)智能製造創新中心、德國大陸集團重慶研發中心，長安汽車全球研發中心正式入駐兩江新區，大為加強了研發創新實力。
二、2020要做好“西三角”的夯實工作
城市之間的競爭，往往從開頭的失之毫釐會變為差距越拉越大。但重慶不是一般的城市，它有著廣闊的腹地、睿智的人才，剛直轄20餘年的重慶正處於朝氣蓬勃的年紀，儘管重慶的軌道交通運營里程正面臨著成都極大的競爭壓力，2019年前11月，成都外貿進出口總額5283.1億元，首次成為西部地區外貿第一城，但是重慶的經濟社會發展在“前有標兵”“後有追兵”的情況下仍實現了不俗的成績。
重慶在2019年繼續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重慶提出的西部共建陸海新通道的建議得到中央的肯定並出臺專項規劃，重慶市也獲批成為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示範區、國家首批交通強國建設試點。同時，對國家交給重慶的城鄉統籌和帶動脫貧攻堅的任務也得到了很好的推進。
更重要的是，從2017年第一季度以來連續8個季度的GDP增速下行趨勢得到了遏制，2019年前三季度GDP增長6.3%。重慶畢竟是有著曾經連續十個季度GDP增速領跑全國的底子，目前經濟的傳統產業升級和新舊動能轉換工作正在加快完成，更可喜的是工業經濟持續回暖，投資保持平穩增長，其中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對工業增長的貢獻很大，2020年有望邁入新的增長通道。
重慶未來的發展水平肯定是要與東部發達地區比肩的，而不是陷在盆地思維裡與成都比來比去。但對成都的發展，還是要重視而不是忽視，這樣在攜手建設成渝城市群、夯實“西三角”經濟聯繫、共建陸海新通道等方面，才能謀劃出具體的合作點。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瞭世界大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不少國家都在迷茫期，而中國的國勢則蒸蒸日上，GDP從2008年的31.92萬億元增長到2018年的90.03萬億元。中國下一步的發展，正處於頗具考驗的中等收入階段，與在此階段陷入泥濘的拉美國家不同，東亞四小龍普遍順利邁過這一階段成為高收入國家，這增強了中國在中等收入階段行穩致遠的信心。
其中，製造業升級和進一步擴大內需是中國順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兩大最重要的抓手，為了遏制中國，特朗普挑起的中美貿易戰妄圖將中國的產業鏈鎖死在中低端，同時也使中國不能像日韓那樣通過龐大的外需市場而在芯片、汽車、精密儀表等產業上做到全世界的前沿。
國家將眼光投向西部，一方面西部的中歐班列、陸海新通道對於面向“一帶一路”、第三世界的市場拓展很有好處，這些區域的產品需求和能源資源正與中國的產業鏈形成“黃金搭檔”。另一方面西部的重慶、成都、西安等城市的工業實力和消費市場正可以通過“一帶一路”加以升級。
那麼，重慶、四川、陝西三省能不能成為中國打贏中美貿易戰的重要底氣所在呢？抗戰時期國共兩黨對於重慶、四川、陝西的重視，使得這一區域成為中國持久抗戰的堅定後方，為抗戰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三線建設時期國家對於重慶、四川、陝西的工業化投入，使得中國能夠從容應對美蘇爭霸對中國帶來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擠壓，最終迎來了和平發展的機遇期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
三星電子在西安的工廠生產NAND閃存芯片
在當前，重慶、四川、陝西為代表的電子信息、智能製造、生物科技等優勢產業已經在觸碰全球的產業鏈高端，且各有專長可以實現優勢互補。正在修建的西渝高鐵將為夯實重慶的“米字型”大通道建設，促進關中城市群與成渝城市群的融合貢獻很大。
此外，重慶、成都、西安的國際大通道建設上也可實現互補，使得“西三角”成為歐亞大陸的經濟增長極和通道匯聚地。從GDP和外貿、人口的體量上來看，重慶+陝西將與四川旗鼓相當，重慶可成為“西三角”區域的平衡手，推動西三角區域更加均衡發展。
發展充分的“西三角”將在貿易、通道、產業等方面為中國的製造業升級、消費能力升級、新興市場開拓做出重要貢獻，為中國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和打贏中美貿易戰做出重要支撐，為中國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做出重要貢獻。
同時，重慶的經濟地緣正處於長江中下游城市群（長三角擴容與長江中游城市群的發展，長江中下游一體化正在加快）與“西三角”的交匯之地，在承接產業轉移和做好資源的輸入輸出上作用很大。重慶開啟新一輪經濟增長週期，要做好自己的通道關鍵節點作用，帶頭把西三角統籌好，以及與長江中下游城市群對接好，使得重慶成為區域的重要節點，各路資源都在重慶匯聚和發散，那重慶的前途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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