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也就是納粹德國投降的僅僅三個月之後，英國外交官、政治家和作家哈羅德·尼科爾森（Harold Nicolson，1886—1968）在《旁觀者》（Spectator）雜誌發表了一份訃告，悼念一位德國貴族：阿爾布雷希特·馮·伯恩斯托夫伯爵。
歐洲戰事剛剛結束不久，英國人為何要悼念一位敵國公民，並讚譽他是“好的德國人”？
十幾年後的1961年，在冷戰背景下，聯邦德國已經成為英國的盟友。在聯邦德國駐倫敦大使館舉行的伯恩斯托夫伯爵紀念碑落成典禮上，尼科爾森發表演講，再次讚美伯恩斯托夫伯爵的“良心的莊嚴”、勇氣與魄力，說他“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去捍衛自己民族的榮譽”。
同一年7月20日（施陶芬貝格伯爵行刺希特勒的紀念日），聯邦德國外交部舉辦紀念活動，紀念一些德國曆史上外交界的名人，上面第一個名字就是伯恩斯托夫伯爵。碑文寫道：“他們為了德國人民的榮譽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貴族出身的外交部長海因裡希·馮·布倫塔諾（Heinrich von Brentano，1904—1964）在活動上致辭。
這位伯恩斯托夫伯爵是何許人也，為何得到英德兩國外交界的讚許和懷念？
伯恩斯托夫伯爵
反納粹的貴族外交官
阿爾布雷希特·馮·伯恩斯托夫-施丁騰堡伯爵（Albrecht Graf von Bernstorff-Stintenburg，1890—1945）是德國曆史上的重要外交官和反納粹義士。他出身荷爾斯泰因的大地主和外交官家庭，十七歲就繼承龐大的家業，在大學裡學法律，曾獲得羅茲獎學金在牛津大學學習兩年，後進入德國外交部，1923年到德國駐倫敦大使館工作，後成為大使參事（相當於大使館的二把手），在泰晤士河邊生活了十年之久。他是親英分子，喜歡英國的自由主義和民主風氣，廣交英國各界朋友，致力於兩國的諒解和友好。
伯恩斯托夫伯爵家族的紋章
他從不掩飾自己對納粹的憎惡，1933年納粹上臺之後他就謝絕了政府派他到別處當總領事的任命，選擇辭職，並表示：“已經變成了兵營的德國，我不願在國外當它的代表。”1934年起他在柏林的一家猶太人開設的銀行工作。1937年，納粹政府將該銀行“雅利安化”，驅逐其猶太人業主，伯恩斯托夫伯爵成為該銀行的法人。目睹納粹對猶太人的種種迫害，他經常在親友圈子裡抨擊政府的反人道惡行。他是羅茲獎學金的德國委員會成員，於是他運用自己的影響力，阻止納粹對該委員會施加干預，並保證猶太學生能夠繼續照常申請該獎學金去英國。他還幫助猶太人移民或逃亡，幫助他們將資本轉到國外，逃過納粹的侵吞。1938年11月，他搭救了後來著名的猶太曆史學家恩斯特·康託洛維茨（Ernst Kantorowicz），讓他先是在自家在柏林的房子躲避，後來躲到伯恩斯托夫在鄉村的宮殿。他還利用自己多年在外交界的關係，與外國外交官和記者聯絡，為其提供關於納粹德國政治形勢的信息。在戰爭一觸即發的時候，他把自己打探到的德軍即將進攻的消息透露給英國和荷蘭朋友。
不過，伯恩斯托夫伯爵在表達自己的好惡時或許過於直白了一些，比如他經常毫無顧忌地講關於希特勒的笑話：“一顆炸彈落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之間。誰能活下來？——歐洲。”於是他很快引起了當局的注意。1940年5月，伯恩斯托夫伯爵第一次被捕，被投入達豪集中營，後來被釋放。1943年7月，他被蓋世太保逮捕，後被投入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最終於1945年4月23日夜間在柏林被黨衛軍殺害。此時的柏林已經被蘇聯紅軍包圍得水洩不通。
伯恩斯托夫伯爵是德國外交界人士當中積極反抗納粹統治的典型人物，也是一位反納粹的貴族英雄。德國曆史上，貴族與外交界長期有著緊密的聯繫。在納粹時期，外交界的德國貴族當中有伯恩斯托夫伯爵這樣的抵抗鬥士，但與納粹合作的外交官也不在少數。我們不妨從頭開始，講講德國貴族在外交界的故事。
外交：貴族的一個重要職業選擇
外交是貴族的天然職業。自現代外交於16和17世紀誕生以來（一般認為是紅衣主教黎塞留髮明瞭現代外交），歐洲各國的外交官，尤其是大使、公使這樣的高級外交官，有很多是貴族出身，德意志各邦也是如此。
貴族從事外交有很大優勢。首先，貴族熟悉宮廷禮節、儀式和奢華的生活方式等，這些東西是他們在自幼生長的環境里耳濡目染的，而市民階層的人需要費很大力氣學習繁文縟節。布魯諾·克賴斯基（Bruno Kreisky，1911—1990）擔任奧地利共和國的外交部長時，有人問他，外交部裡為什麼有那麼多貴族。他回答：“外交部需要懂得怎麼用刀叉吃飯的人。”
其次，歐洲貴族高度國際化，互相聯姻和交際，各國貴族組成跨國團體，大家都是“自己人”，人脈強，方便交流，比較容易贏得對方的信任。用社會學家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的話說，兩個貴族在一晚上的互相瞭解比兩個資產階級人士一個月的互相瞭解還要多。
第三，顯赫而歷史悠久的姓氏具有崇高的威望，對普通人具有很強的震撼力和吸引力。比如哈布斯堡、科堡、俾斯麥、毛奇這樣的姓氏，對從事外交工作的貴族有很大的加分。
第四，在現代早期，外交官領取的薪水很少，但他們需要維持體面甚至奢華的生活方式，所以需要自掏腰包。往往只有貴族才有足夠的私人財產可供開支。多多·海因裡希·祖·因豪森·克尼普豪森男爵（Dodo Heinrich zu Innhausen und Knyphausen，1729—1789）常年擔任普魯士駐外使節，為了給普魯士王國撐面子而花錢如流水，以致破產，最後娶了個富裕市民的女兒才挽回局面。
從普魯士王國到第三帝國：德國貴族在外交界
德國/普魯士的現代外交事業發源於三十年戰爭之後。在這場戰爭裡，勃蘭登堡（後來的普魯士王國的兩大核心部分之一）損失慘重。為勃蘭登堡選帝侯效力的格奧爾格·弗里德里希·馮·瓦爾戴克伯爵（Georg Friedrich von Waldeck）在和談期間與荷蘭和法國外交官接觸很多，得出了結論：要達成君主的目標，有時外交官比軍人更有用。
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1728年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部，由他的謀臣海因裡希·呂迪格·馮·伊爾根（Heinrich Rüdiger von Ilgen，1654—1728）擔任外交大臣。普魯士外交部會培訓貴族子弟當外交官，教他們法語、禮儀等等。取得外交勝利、建功立業、為國爭光的外交官往往得到貴族銜級的提升，作為獎勵。海因裡希·馮·普德維爾斯（Heinrich von Podewils，1696—1760）曾任普魯士駐丹麥和瑞典大使，後被弗里德里希大王提升為伯爵。
1871年至1914年，以普魯士王國為核心的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全部36位大使都是貴族，不乏比洛（Bülow）、馬肯森（Mackensen）這樣的名門望族的成員。第二帝國在歐洲的70位公使有93%是貴族，在歐洲之外的101位公使也有71%是貴族。而差不多同時期的英國外交官只有38%是世襲貴族。普魯士容克往往太窮、眼界太狹隘、性子太耿直，不是合適的外交官材料。不過因為普魯士與當時的俄羅斯帝國接壤，普魯士貴族與俄羅斯帝國境內的德裔（往往是地主、貴族、官僚和軍官）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常有普魯士貴族到聖彼得堡從事外交工作。
外交部是一個親戚網絡，裙帶關係非常厲害，並且在當時不以為恥。伯恩哈德·恩斯特·馮·比洛（Bernhard Ernst von Bülow，1815—1879）領導外交部的時候，把比洛家族的很多人安排進了外交部，包括他的兒子伯恩哈德（後來的外交部國務秘書和帝國首相）。比洛自己是普魯士外交大臣阿爾布雷希特·馮·伯恩斯托夫伯爵（Albrecht von Bernstorff，1809—1873）的外甥。而這位外交大臣就是本文開始講到的那位反納粹的伯恩斯托夫伯爵的祖父。鐵血首相俾斯麥曾任普魯士駐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公使和駐俄國、法國與奧地利的公使。他的長子赫伯特曾任外交部國務秘書，赫伯特的兒子奧托·馮·俾斯麥（1897—1975）則曾在倫敦和羅馬擔任外交官。俾斯麥首相的女婿庫諾·祖·朗曹（Kuno zu Rantzau，1843—1917）伯爵也是外交官。除了親戚關係，同學關係（尤其是大學生社團的關係）、戰友關係（比如曾屬於近衛軍某團的人，即便不是同時服役，也自然會更容易產生好感），都能幫助貴族子弟在外交部找到好工作。
伯恩哈德·恩斯特·馮·比洛
赫伯特·俾斯麥
第二帝國外交部的人員分成兩類，職業發展路徑不同：外交工作較高級，絕大部分是貴族；領事工作的地位較低，市民也可從事。領事人員飛躍到外交領域的可能性很小。比如，極具傳奇色彩的外交官、考古學家和民族學家馬克斯·馮·奧本海默伯爵在領事部門工作了二十多年，一直在努力調入威望更高的外交部門，始終未能如願。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之間存在難以逾越的鴻溝，社會地位差別很大，甚至交往都不多，哪怕他們是同一個駐外使館的同事。在納粹時期曾任外交部長和波西米亞與摩拉維亞總督的康斯坦丁·馮·紐賴特男爵（Konstantin von Neurath，1873—1956）曾在德國駐法使館的領事部門工作。在一次招待會上，德國駐法大使，也就是紐賴特的上司，居然不認識他，還問他是哪家公司的代表。紐賴特答道：“德意志帝國。”
在魏瑪共和國，外交官也主要由貴族組成。不過外交部作了改革，領事部門和外交部門不再那麼涇渭分明，兩條路徑的人可以比較容易地轉行。外交部長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為德國重新獲得正常的國際地位並與法國和解立下了汗馬功勞，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出身市民階層，但任用了許多貴族為外交官。1930年德國的20位駐外大使中有14人是貴族。1928—1931年在南京擔任德國駐華公使的赫伯特·庫諾·埃伯哈德·馮·博爾施（Herbert Cuno Eberhard von Borch，1876—1961，中文名卜爾熙）就是貴族。德國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之後，第一任德國駐蘇大使是烏爾裡希·馮·布羅肯多夫-朗曹伯爵（Ulrich von Brockdorff-Rantzau，1869—1928），他還是魏瑪共和國的第一任外交部長，也是共和國僅有的兩位出身貴族的外交部長之一。魏瑪共和國派駐大國的大使都是貴族，一般只有往拉美等“不重要國家”派遣大使時才會派市民出身的外交官。
納粹時期的外交官大多沿襲自魏瑪共和國，所以仍然有很多貴族，包括馮·毛奇伯爵、馮·德·舒倫堡伯爵和韋德侯爵這樣的大貴族。1934年，20名高級駐外使節中有13人是貴族。1938年，裡賓特洛甫接替紐賴特擔任外交部長之後，20名高級駐外使節中有14人是貴族。在第三帝國的末期，魯茨·什未林·馮·科洛希克伯爵（Lutz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1887—1977）在鄧尼茨的短命政府裡當了二十幾天外交部長，他同時還是財政部長和首席部長。
1945年之後的聯邦德國和奧地利共和國
甚至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外交官當中的貴族比例也超過了貴族在總人口的比例。第一任外交部長海因裡希·馮·布倫塔諾（Heinrich von Brentano，1904—1964）是貴族，他的祖父曾是黑森大公國的內政部長和司法部長。布倫塔諾的一個兄弟成為德國駐意大利大使，另一個兄弟是駐法國里爾的領事。二戰期間曾向盟軍洩露情報，後來又參與招募蘇軍戰俘為德軍作戰的漢斯-海因裡希·赫爾瓦特·馮·比滕菲爾德（Hans-Heinrich Herwarth von Bittenfeld，1904—1999）是駐英大使。魯道夫·施特拉赫維茨伯爵（Rudolf Graf Strachwitz，1896—1969）曾任駐梵蒂岡大使。伯恩特·馮·施塔登（Berndt von Staden，1919—2014）曾任駐美國大使。呂迪格·馮·魏施瑪爾男爵（Rüdiger Freiherr von Wechmar，1923—2007）是駐聯合國大使，後來還當過聯合國大會主席。不過在聯邦德國的外交部，貴族身份不一定有助於晉升，有時甚至是障礙；黨派身份更重要。
在奧地利第二共和國，也有不少貴族從事外交。奧地利外交部人員當中貴族的比例一度達到10%。曾任外交部長的埃裡希·比爾卡（Erich Bielka，1908—1992）就是貴族出身，他的祖先是御醫，因侍奉弗朗茨·卡爾大公（弗朗茨·約瑟夫皇帝的父親）而獲得貴族身份，曾用姓氏“馮·忠於卡爾”（von Karltreu）。奧托·馮·艾澤爾貝格男爵（Otto Freiherr von Eiselsberg，1917—2001）曾任奧地利駐法國和日本大使。格奧爾格·霍亨貝格（Georg Hohenberg）是1914年在薩拉熱窩遇刺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孫子，曾任奧地利駐突尼斯大使。
貴族一度壟斷外交界不是德語國家特有的現象，在英法等歐洲國家的歷史上都可以觀察到類似的現象。在舊制度下，貴族一般會拒絕經商，認為這樣的職業有“銅臭味”，不符合貴族的身份。那麼對貴族來講，除了經營農業（還有畜牧業、林業等與土地直接相關的行業）、當官或從軍為君主效力之外，當外交官是剩下的為數不多的選擇之一。而在資產階級主導社會的時代，外交官的“貴族氣”逐漸淡薄，越來越多的資產階級人士進入外交界，與貴族在現代國家政府機構裡的全面退卻是相一致的。近代以前的貴族外交官往往是“業餘人士”，沒有受過現代意義上的外交官的訓練，他們的貴族身份就是進入外交界的資格證書。到了近代，這樣的“業餘”外交官就不足以應對錯綜複雜的現代外交了，外交官需要專業化的訓練，往往比貴族更重視專業化教育的資產階級人士在這樣的新環境裡更容易脫穎而出。當然也會有許多貴族與時俱進，接受現代化的教育和外交官培訓，再加上貴族在外交界的傳統優勢與人脈，所以在二戰之後仍然有許多貴族出身的外交官。
1957年，阿登納總理（左）與海因裡希•馮•布倫塔諾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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