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高度重視誠信，認為人要是沒有誠信的品質，就無法在社會上立足。他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杌，其何以行之哉？”孔子認為，誠信是人立足社會所必須具有的品質，人要是不講誠信，就像牛車、馬車上，沒有車轅與軛相連接的木銷子，就無法行走。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孔子把誠信的品質，看成是車之兩輪與鳥之兩翼，人生道路是否順遂，關鍵是看我們是否有誠信的品質。
在儒家的人生哲學中，孔子強調仁義禮，孟子加上了智，到了董仲舒的時候，又加上了信，因此“仁義禮智信”成為儒家的“五常”，成為儒家人生哲學的最核心的價值觀。
孔子把誠信看成是人的立身之道，但孔子卻反對“言必信，行必果”，還把這樣的人看成是小人，這難道不矛盾嗎？
孔子的弟子子貢，立志做個外交家。有一天，他問孔子，如何做一個合格的士。孔子循序漸進地講了士的三個境界。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上矣。”
曰：“敢問其次。”
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曰：“敢問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 亦可以為次矣。”
子路問孔子，什麼樣的人可以稱為士？孔子回答：上等的士，是了知禮義廉恥，為國家做事，不辱使命的人。次等的是在宗族鄉鄰中都稱讚為孝悌忠信的人。再次等，就是說到做到，生硬不懂權變只為自己言行負責的人。
在孔子看來，上等的士，要有羞恥心。這很顯然受到了管仲思想的影響，因為法家的管仲提出了“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的主張。行己有恥的思想，也影響了儒家的亞聖孟子，孟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義的概念，提倡人生要有所為有所不為，為與不為的標準，就是義。中等的士，是在宗族和鄉黨之中，能遵從孝悌的人生法則，享有很高的威望的人。第三等的士，就是那些說到就一定要做到的人，在孔子的眼中，這些人是小人。
問題來了，孔子一方面說誠信是人的立身之本，另一方面又諷刺那些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是小人，到底原因何在？
讓我們說一個故事。
孔子帶著弟子們周遊列國找工作的時候，在匡地差點被人打，幸虧孔子風輕雲淡地彈奏了一曲，把匡人趕走，然後帶著弟子們繼續前進。孔子一行剛離開匡地，到了蒲地，又被人圍住了。原來蒲地一個貴族反叛了衛靈公，害怕孔子回去報信，就把他們都抓起來。這時，那個帶來五輛車馬的公良孺，帶人同蒲人打了起來。雙方勢均力敵僵持不下，最後決定談判，蒲人要求孔子承諾不回衛國，孔子答應不回衛國，最終得以脫身。
一脫離險境，孔子就命令馬上向衛國國都帝丘前進。子貢不解地問，和約上不是規定不能去衛國嗎？孔子說，那是在被要挾的情況下籤訂的，神是不會信的。言下之意是，所謂的外交辭令都是一些騙人的鬼話。由此可見，孔子是個相當靈活的人，他身上既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決絕，又有“無可無不可”的靈活，他絕不會死守誠信的教條，而讓自己置於危險境地。
其實，孔子不贊成“頭撞南牆終不悔”的“一根筋”。在《論語》中，有一個特別直爽守信的人，叫微生高。孔子曾經批評過他，說“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意思是，“誰說微生高這個人直爽呀？有人向他討點醋，他不明說自己沒有，卻到鄰居家去要了點醋給人”。微生高和一個姑娘相約在河邊見面，結果姑娘沒來，洪水來了。直爽守信的微生高先生不肯爽約，就抱著河邊的柱子，直到洪水淹沒了他的頭頂，姑娘也沒有來。
這兩個故事說明孔子，絕對不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一根筋，在他身上，有著無可無不可的靈活與變通。
儒家的處世哲學，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中庸，而它的方法論是過猶不及。儒家哲學提倡，為人做事要有理性主義的精神，要不偏不倚正好，不到是不對的，而過了頭也是不對的。所以，孔子認為那些認為立下了承諾就要去完成的人，沒有靈活變通的精神，這就是太淺薄太固執的人，和孔子嘲笑的微生高是一樣的，為了一個虛無縹緲的承諾，付出了生命，這就是蠢豬式的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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