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的名号，有人没有听过吗？我想肯定都听过。那请你一口气说出有哪八大家？这还不简单嘛，唐代有韩愈、柳宗元，宋代有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还有……还有那个什么巩来着？

大多数人在说唐宋八大家时，都会在曾巩这里打个绊，我上学的时候也因为曾巩挨过老师不少板子，没办法啊，曾巩的名气实在太低了！课本里除了讲到八大家的时候捎带着提一嘴，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他的影子，不信我们来对比一下：

韩愈，有《师说》、《马说》等必背篇目，还曾像个猛士一般，写下《谏迎佛骨表》上奏皇帝，还险些因此丧命，到古文运动的时候，又是带头大哥，苏轼一句“文起八代之衰”更是让他戴上了偶像光环；

柳宗元，跟韩愈并称“韩柳”，都是古文运动的先驱，一篇《江雪》深受世人喜爱，《黔之驴》等寓言故事生活而有趣味；

欧阳修，一篇《醉翁亭记》，让多少人感受到了被“熟读并背诵”支配的恐惧，一句“庭院深深深几许”，又感动了多少青年男女；

三苏，苏轼全身都是故事，早已成为大众偶像，凭他一己之力，扛起了三苏的大旗，带动了老爹苏洵、弟弟苏辙的名气，苏辙还表示：《水调歌头》那句“兼怀子由”，写的就是我！

王安石，《泊船瓜洲》仅一个绿字，就引得后世学者竞相研究，还有《伤仲永》警醒着世人，变法那些事儿更是如论如何绕不过去的；

而曾巩……他究竟是不是用来凑数的？

唐宋八大家

我们今天说“唐宋八大家”，只是一句话，一个称呼，但鲜有人知这个称呼是如何形成并流传开来的。

明朝时，文坛有一股复古的风气，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主要是为了反对八股文和台阁体，但到了明朝末年，出现了一个叫茅坤的人，他是一个有名的“唐宋派”，不认同“文必秦汉”的观点，而是提倡唐宋文章，尤为推崇韩愈、欧阳修和苏轼。于是乎，他就选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等8人，将他们的文章进行精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问世。

但是，集这8人文章编书，茅坤却不是第一人，早在明朝初年，朱右就编纂了《八先生文集》，至此已有八先生之名；再到明朝中叶，唐顺之纂《文编》，在唐宋两朝只选了八先生的文章，至此八先生之名逐步固定下来；后来茅坤编纂《唐宋八大家文钞》，可以说是汲取了朱、唐二人的精华，“唐宋八大家”的称呼也因此书流传下来了。

所以，“唐宋八大家”这个称呼，并不是一家之言，也不是偶然形成，而是贯穿了整个明朝，才固定下来的。

唐宋文风改革

唐宋八大家，实指“唐宋散文八大家”，只因为这八位文豪，对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功劳。

唐宋时期，经历了两次较大的文风改革运动，一是六朝以来，文风以讲究声律、辞藻、排偶的骈文为主，这种文章美则美矣，但由于过分注重辞藻的华丽，在思想内容上就很浅薄，这时候韩愈站了出来，他提出了“古文”的概念——以先秦及汉朝的散文为宗，讲求文以载道，和骈文相对。

韩愈和柳宗元一起，为古文运动的先驱，他们成功地挽救了文风，恢复了儒学道统，但好景不长，到北宋初年，又有一种被称为“西昆体”的宫廷文体流行起来，这西昆体有个特点，追求险怪艰涩和华丽的辞藻，而不重视内涵，对文学的发展非常不利。

北宋文宗欧阳修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接过韩柳的衣钵，再次进行文风改革，但欧阳修和韩愈有所不同，韩愈的改革，是反对骈文的，而欧阳修并不反对骈文，他认为，文以载道，不在于文章的体裁，而在于文章的思想和内容，散文能载道，骈文也能载道，所以无论是骈文还是散文，都是值得提倡的，比如《醉翁亭记》，虽是游记散文，但大量运用了骈文的写法，在保证思想内容的同时，更增加了文章的韵律之美。

在欧阳修的领导下，苏轼、苏辙兄弟、曾巩、王安石等人，都是此次改革的受益者，也是改革的代表人物。

唐宋的两次文风改革，一扫笼罩在中国文坛千百年的阴霾，为古典散文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后世能读到既有文学性，又能论政的美文，八大家实在是功不可没。

曾巩：出色的教育家

和另外七大家比起来，曾巩真是非常凄惨。

很早之前，曾巩就因为文章闻名天下了，也曾多次随父参加科举，还认识了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可曾巩的文风并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故而屡试不第，后来母亲去世，父亲被革职，养家糊口的重担就落在曾巩一人身上，上有父亲和继母、下有四个弟弟、九个妹妹。

没办法，曾巩只好一边为养家绞尽脑汁，一边还要承担起弟弟们的学业，后来妹妹长大嫁人，他还要兼任妹夫们的学习老师。

这苦日子一过就是十多年，直到嘉佑二年，欧阳修主持会试，曾巩才时来运转，得中进士，跟他同年的还有弟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妹夫王无咎，还有苏轼、苏辙两兄弟，那一年的科举，真是人才累累。

此时的曾巩，已经39岁的年纪了，要知道，另外六家（不包括苏洵）都在20多岁就已经成功了，苏辙更是只有18岁。

在随后的10年中，曾巩家其他弟弟、妹夫们又相继考中进士，加上曾巩这年进士及第的家人，10年时间，曾家竟出了10位进士，前面说了，曾巩家后生的教育责任，都在曾巩一人身上，一门10进士，曾巩真是一位

曾巩：坚持儒家正道

曾巩一门为何能如此辉煌，一方面当然得益于欧阳修支持的文风改革，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曾巩诗中坚持心中的道——捍卫儒家正统。

年少时屡试不第，又要一人承担十多口人的家庭重任，人不轻狂枉少年，担任不能轻狂一辈子，就算曾巩是个浑身长满了刺的公子哥儿，经历了这些磨难后，也该磨平棱角了，更何况，曾巩本就是一个有儒家气的君子。

在家宅着那些年，他博览群书，更丰富了他的文学底蕴，更坚定了他纯粹的儒家立场。如果要用最简短的语言评价曾巩，那必定是“醇正”——说的就是曾巩是个高尚的大儒，他的文章，是最纯粹的儒家之道。

欧阳修的门生遍布天下，其中不乏苏轼、王安石这样的大文豪，连文坛领袖的接力棒都由苏轼亲手接过，但欧阳修最喜爱的学生，却是曾巩，他夸曾巩说：

“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送杨辟秀才》

说曾巩气宇轩扬，是百鸟中的那只雄鹰。

苏轼在给曾巩写的诗中，说他是百花丛中最美的那一朵：

“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苏辙在为曾巩写挽词的时候，把他对儒家思想和文章，与先秦两汉的大儒学者比肩。

“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曾子固舍人挽词》

王安石那么骄傲的人，连欧阳修的青眼相加都不当回事的拗相公，他竟然不惜溢美之词来夸奖曾巩，将其比作班固、杨雄那样的人：

“借令不幸贱且死，後日犹为班与扬。”——《赠曾子固》

这些还仅仅是同时代人的评价，在后世，曾巩的名气和地位更是直线上升。

曾巩：后世的地位

自北宋以降，人们对儒家文化有了全新的阐释，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走上儒家正统的地位，曾巩那正派的作风，端庄的文章，深受理学家们的喜爱，朱熹每每读曾巩，都会废寝忘食，发出曾巩文章深不可测的感慨：

“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

朱熹之后的理学家，急需一个了不起的大儒来为他们背书，于是曾巩又被捧成了一个足以与孔孟比肩的圣人，那时代本来就以理学为正统，曾巩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具有高度的理学家和思想家。

再往后，明朝前文已经讲过，八大家之名成于明朝，这里就不赘述了，到清朝康雍乾时期，桐城派散文得到了朝廷的高度重视，这一派的文章主要就是宣传儒家思想，又以程朱理学为主，其文简明达意、条理清晰，和曾巩的文章风格暗合，这一来曾巩在文坛的地位又拔高了。

曾巩：被摒弃的小透明

年少成名，到后来被树立成理学家，曾巩受到的推崇，横跨宋、明、清三朝（元朝没有科举制度，故不在此列），对中国的文人士大夫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不逊于韩柳三苏等人，可为什么在清朝之后，就突然消失了，成了唐宋八大家中的小透明呢？

这是因为，清末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西学的强烈冲击，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同时，沉重地打击了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最为激进的时候甚至要废除汉字、改用拉丁文。

当我们重新拾起文化自信的时候，再去审视古文，韩愈率真无畏、柳宗元生动精练、欧阳修华美充实、苏轼豁达自在、王安石简明重理，都能得到一部分人的青睐，而曾巩过于醇正的文风，对于学者研究是一份瑰宝，对于普通人来说，缺少了太多的趣味性和灵活性的文章，就不受喜爱了。

但曾巩绝不该被人遗忘，因为他是八大家中离我们最近的人，学不来韩愈的率真无畏、也达不到欧阳修一代宗师的高度，对苏轼这样的全才更是可望而不可即，唯独曾巩，自始至终坚守内心的正道，他那不忘初心的品格，是我们可以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