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4 南宋官窯博物館方憶——“天目”釋名(下)

南宋官窯博物館方憶——“天目”釋名(下)

本文為南宋官窯博物館方憶老師幾年前整理創作的關於“天目”的文章,深入討論了“天目”這一名稱與概念的出現與發展過程,本文對大家釐清歷史中“天目”概念有很大的幫助,因此大肉莊獲方憶老師親授版權,在此轉載,以饗讀者。本文原版於《東南文化》2012年第二期。

由於文章篇幅較長,分兩天發送,今天是下篇

(上篇回顧)南宋官窯博物館方憶——“天目”釋名(上)

前情提要

1、所謂天目盞的產地,在當時的認知中就是非確定性的,產地並非一處的可能性很大。

2、......16世紀以後,在茶道界“天目”已作為一種固定式樣的茶盞總稱而被使用著。

3、在最初,建盞與天目是茶盞中等級不同的兩個種類。

4、凡是黑釉瓷都稱之為“天目”的說法只是日本陶瓷考古界約定俗成的看法,而日本茶道界並不完全認同。

······

南宋官窑博物馆方忆——“天目”释名(下)

南宋官窯博物館 方憶

壹閱讀小貼士

本文為對“天目”本源的追溯,是還原到當時時代與環境的探索,看之前最好能夠摒除現在通俗對天目、建盞等名的釋義,以免造成概念的混淆。

三、

對日本出土或發現的天目茶碗的考察

關於這個問題筆者想從兩個方面加以說明:一是從陶瓷貿易的角度;二是從傳世器的狀況。

從宋元時期的陶瓷貿易看,在輸入日本的中國陶瓷中黑瓷並非大宗。

考古資料顯示:12世紀前期,在對日陶瓷貿易中,中國南方系統的白瓷佔主流,而所謂福建天目茶碗在內的其它中國陶瓷只佔極少份額;

12世紀中葉以降

,浙江龍泉及福建同安窯系青瓷逐漸佔據對日貿易陶瓷的主導地位,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4世紀,而福建天目等產品的出土數量有所增加,出土範圍也大幅度擴展。

13世紀前期至14世紀前後,從中國輸入日本數量最多的陶瓷器是福建各窯口生產的產品,主要有同安窯系青瓷、建窯天目、晉江磁灶窯黃釉褐彩盤和三彩陶器以及其它窯口生產的青白瓷、白瓷和陶器等。另外,浙江龍泉青瓷的出土數量也比較醒目;此外還有江西景德鎮窯青白瓷、吉州窯玳瑁釉天目及白釉褐彩器、贛州窯的產品等等。從出土地點看,天目的出土數量主要集中於博多、大宰府兩地遺址,時間跨度從12世紀前半期到14世紀,其中13世紀初的出土數量比較突出;在鎌倉地區,從13世紀中期開始出現天目茶碗,但總數不超過100件。

此外,在日本其它縣、市的遺址中只發現少量天目殘片或天目茶碗。但出土天目的窯口問題比較複雜。以博多遺址出土的天目為例,其產地就包括福建建窯及其它窯口的產品、吉州窯系產品,還有所謂河南天目以及一些不明窯口的產品。

1975年,韓國新安沉船中曾發現50只左右的建盞,這些茶盞都有使用過的痕跡,且為南宋遺物 ;同時也出水了200餘隻黑釉淺腹碗,據考證為福建茶洋窯庵後山窯址元代時期的產品。

南宋官窑博物馆方忆——“天目”释名(下)南宋官窑博物馆方忆——“天目”释名(下)

黑釉碗

新安沉船出水

該船的沉沒年代大約在1323年左右,這時建窯已停燒,但由於日本國內對黑釉盞的需求量仍很旺盛,除了收集比較高端的南宋時期的建盞外,其它窯口生產的黑釉盞仍是重要的輸入品。

新近幾年的水下考古打撈所出水的貿易陶瓷也證明,在南宋末至元代有大量的黑釉盞銷往海外,而主要的輸入國就是日本。再從日本現存的傳世名品天目來看,據當年小山富士夫統計,共計62件 ,這些名品多來源於武家大名或寺院收藏。其中有5件國寶、11件重要文化財。在日本所定的國寶中,中國瓷器僅8件,這8件國寶都屬於來自中國宋元時期的陶瓷器,後被作為茶道具使用,其中天目碗就佔了5。由此可見,在日本茶道美學是如何深入人心,天目碗的地位又是如何神聖。在這62件名品天目中以建盞或福建其它窯口產的類建盞和吉州窯茶盞為主。

四、

中國境內所謂“天目盞”的產地問題

若尊重“天目”是作為宋元時期日本僧人來中國天目山求法之依據的角度出發,我們可從13世紀末或14世紀初開始考察。首先回顧一下13、14世紀入宋日僧和入元日僧的情況,推論一下真正意義上的“天目”是何時傳入日本的。

僧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強大推動作用是我們無法忽略的。佛教文化氣息幾乎滲透於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建築、書畫、文學、工藝美術,甚至茶道、花道等等無不與歷代僧侶階層的文化傳播活動休慼相關。

南宋官窑博物馆方忆——“天目”释名(下)

天目茶碗

日本京都大德寺龍光院藏

從茶文化傳播的途徑考察,12世紀的著名日僧榮西(1141~1215年)在傳播禪宗的同時,帶回了中國的茶籽及禪院茶風,而當時盛行於宋代的以建盞為首的黑釉盞也無可避免地被作為茶道具引入日本,這與建盞在日本考古資料中最早出現的時間段相吻合。而從文獻資料考察,此時,“天目”的稱呼並未出現於日本的茶道具當中。

再看當時中國的禪林聖地,南宋時期禪林有“五山十剎”之說,這曾是當時重要的官寺制度。從“五山十剎”的地理位置來看,這15處禪林聖地都在江南地區,五山全部在浙江境內,而十剎中浙江佔據了十之六七。如此深厚的禪宗文化基礎,即便在南宋滅亡後,也不可能消失殆盡。加之當時日元雖處於敵對狀態,但元世祖卻一直有藉助佛教加強兩國間溝通與交流的願望,所以當時元僧東渡或日僧入元的情況也是比較頻繁的。

有一則統計數據可以證明,元時入元日僧達222人,與此相比,南宋時期的入宋日僧為109人,明代入明日僧114人。可見,不足百年的元代卻成就了日僧入元的高潮。這當中有很大一批人是到禪宗五家之一的臨濟宗聖地 — —浙江天目山求法的。有資料顯示,12世紀末至13世紀,就有入宋日僧前去天目山求法,但日僧入天目山求法的時間當集中在14世紀。

木宮泰彥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曾言: “在元朝,禪的中心與其說是以徑山為首的禪院五山各寺院,毋寧說好像已移到杭州路的天目山了。所以入元僧中就有不少在天目山掛錫的。

南宋官窑博物馆方忆——“天目”释名(下)

天目山地圖

明代刊本《臨安縣誌》

根據紀華傳的統計,當時比較著名的入元日僧至少有21人先後抵達過天目山,並跟隨臨濟宗大師中峰明本參學佛法,而這一時期中峰明本曾主持天目山師子禪院,並在西天目幻住庵結廬,所以這兩處也是日僧參拜必到之所。日僧入元和歸國的時間都集中在14世紀上半期,以14世紀二三十年代居多,而其中有7位得其衣缽真傳,有的回國時還帶去中峰的自贊畫像,並在日本各地設立臨濟宗道場。

而根據目前普遍的說法,所謂天目茶碗傳入日本的時間是在鎌倉時期的建久三年(1192年)至元弘三年(1333年)間,再結合日本史料中有關“天目”作為飲用器出現的最早時間(見前文1335年的說法),我們認為極有可能所謂真正意義上的天目茶碗被帶入日本的時間是在14世紀上半期的前半段

日僧之所以將在天目山寺院中使用過的黑釉盞帶回日本,這恐怕與當時中國禪林仍盛行禪寺茶禮有關。雖然在元代不再流行以黑盞鬥茶的習俗,但從文獻記載看來,當時也不乏使用黑釉盞飲茶的記事 ,而且元順帝至元元年(1335年)由於重新修訂了《敕修百丈清規》,寺院中盛行於宋的禪林茶禮得以保留 ,這套寺院茶禮實為僧侶進行禪宗修行的一種手段,在茶禮中需要大量使用黑釉茶盞。這一茶禮形式連同所使用過的黑釉茶盞被帶回了日本,並在日本被繼承和發揚。

如今,在日本京都、鎌倉的寺院中仍保留著從宋元時期傳入的禪院茶禮,這就是最好的佐證。而最初那批從天目山被帶回的黑釉茶盞,為了以示與其他黑釉盞的區別(這可能也包含了佛教宗派的某些含義),就被稱之為“天目”了。

由此,可見,真正意義上的“天目”,最初傳入日本並非以貿易的形式,而是與禪林修行有關。但在當時,由於與“天目”茶碗式樣相同的建盞或類建盞等一系列茶盞在此之前和之後於日本都存在,所以世人將這些形狀和釉色基本相似的茶盞統稱為“天目”,也是情理所在。而真正的“天目”茶碗隨著時間的流逝,被找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便是找到那批最初的“天目”,窯口的複雜性也可想而知。

反之,縱觀宋元時期生產黑釉盞的窯口。本文僅以南方地區的窯口為對象,北方地區出產的“天目”不在考察範疇之內。據悉,福建的生產狀況已基本摸清,有20餘座縣市的窯口在當時生產過黑釉盞,文中不一一列舉。

而其他生產黑釉盞的產地有江西吉安永和窯、臨江窯,景德鎮的湖田窯,贛州七里鎮窯,寧都東山壩窯,貴溪壩上窯,鉛山盞窯等等;湖南宋代衡山窯新塘朱官嶺窯址、宋元湖南湘陰寫龍嘴窯以及元代洋舞嶺窯;廣西宋代興安縣嚴關窯、容縣城關窯;重慶塗山窯和巴縣清溪窯、四川廣元市瓷窯鋪窯址、都江堰宋代金鳳窯址和瓦崗壩窯;浙江省江山碗窯窯址、龍泉山頭窯、溫州泰順玉塔古窯及蒼南大星垟窯、金華市鐵店窯、衢州市全旺鎮官塘村兩弓塘窯址群、武義縣蜈蚣山窯址 、臨安天目山宋元窯址以及安徽省績溪霞間窯等。

另外,目前所知輸入日本的黑釉盞,以福建各窯口生產的產品居多,比如建窯蘆花坪窯址、庵尾山窯址、營長墘窯址,南平茶洋窯大嶺幹窯址、庵後山窯址,武夷山遇林亭窯址、閩侯南嶼窯、福清石坑窯、連江浦口窯以及光澤茅店窯、德化蓋德窯等等;此外,可以確認的還有江西吉州窯的茶盞等。

南宋官窑博物馆方忆——“天目”释名(下)

江西省吉安市永和鎮吉州窯本覺寺窯址

其它究竟還有哪些南方地區窯口生產的黑釉盞曾被帶入或輸入日本,這一情況尚不明瞭。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大多數窯口生產的黑釉盞都屬仿建盞產品。這些仿建盞中部分產品的製作比較精良,如重慶塗山窯、四川廣元窯的產品,有可能大部分供應國內市場;而有些地方的黑釉盞製作相對粗糙,可能只供給本地市場,如浙江武義生產的黑釉盞。

從這些黑釉盞中也可見當時不同地區窯業交流的狀況,如浙江江山碗窯出土的黑釉盞的裝燒方式與福建某些地區窯口的裝燒方式如出一轍,採用坦腹託具法,有些盞的器型及施釉方式也與鄰近福建地區窯口生產的盞類明顯相似,有學者指出這應當是“閩地制瓷工藝向北推進的歷史見證”。

這其中還有兩個問題值得關注:一是曾經在江西湖田窯木魚嶺發現過一件刻有“天目”銘文的窯具,這件窯具是支圈組合式覆燒窯具的上蓋,時間下限在13世紀末。窯具上的“天目”銘文究竟是否如文中所指,專指浙江的天目山?從古文獻的查閱情況來看,還有可探討的餘地。

二是有關浙江臨安天目山宋元窯址中發現黑釉盞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在對天目山地區窯址的調查中發現,此窯址燒製青白瓷與黑瓷。據不完全統計,在採集的標本中,青白瓷的數量佔70%,黑瓷佔30%,其中黑瓷中90%都是茶盞。其裝燒方式大體分為兩種:一是用匣缽裝燒;二是直接入窯法,即將青白瓷碗與黑釉瓷盞同窯迭燒,多見五、六件青白瓷碗疊在一起,最上端一碗內置放一黑釉盞。就器形來看,該窯址的黑釉盞以束口為主,其他形狀少見或不見;就胎狀況來看,全部為白胎,含鐵量明顯低於建窯黑盞及吉州窯黑盞。

縱觀浙江南宋及元代的窯業狀況,基本仍是以青瓷的燒製為主,也存在大量的青白瓷窯址,而兼燒黑瓷的窯口較少且不成氣候,從裝燒方式分析,天目山窯址瓷器的裝燒方式明顯沿用了浙江瓷業唐宋以來的常用裝燒方式,即匣缽正燒和明火疊燒。而且這一窯口發現的黑瓷數量遠不如青白瓷,從表面採集狀況來看,黑釉盞的時代也大多在元代。當然更詳細的資料還有待於全面的考古發掘。但無疑這一窯址的發現,為我們認識“天目”帶來了新的思考。

關於該窯址的性質問題,筆者有如下推測:既然窯址就位於天目山區,而且距離碗窯灣窯址1公里處就有天目寺遺址存在,加上天目山區也是著名的茶產地,那麼該窯址生產的黑釉盞在當地自產自銷的可能性很大。極有可能窯址中出產的黑釉盞除供當地一般人日常使用以外,也供應給當地寺院的僧侶使用。或許當時福建等地的黑釉茶盞由於路途遙遠,運輸不便,或許在當時有些窯口已經停燒黑釉盞,才在此處的窯場生產黑釉盞以供當地所需。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再進一步假設,也許當年被入元日僧帶回去的黑釉茶盞中真的存在臨安天目山窯址的產品。不過,此處要強調的是,當時帶回日本的黑釉盞的種類應該並不僅限於當地窯口的產品,其窯口來源應該更廣泛。

南宋官窑博物馆方忆——“天目”释名(下)

中國主要生產黑釉的窯址

以上是筆者對於“天目”問題的一些思考和總結,其目的是試圖還原“天目”最原始、單純的含義。作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重要例證和一段史實,雖然目前尚沒有更多的史料來印證其名稱的最初來源,但“天目”最初的含義與宋元禪林茶禮傳播東渡日本的關聯問題,以及其作為一種禪院茶禮的茶道具所擁有的特殊的佛教禮儀的文化內涵都值得我們深究。

“天目”作為禪院茶禮的茶道具,其傳入日本的時間極有可能是14世紀上半期的前半段,它是通過入元日僧從浙江天目山的寺院中,而且很有可能是從與中峰明本有關的寺院或修行地被帶回日本的。這批茶盞最初進入日本絕非貿易性質。至於之後, “天目”含義的外延被一再擴大,這和日本茶道界陶瓷考古界的含糊認識有關。但無論如何這都無損於“天目”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象徵意義,而那種通過茶道禮儀所展示出的幽玄深邃的禪意則是日本佛教美學的特殊表現形式。

(本文在撰寫的過程中得到任世龍、姚桂芳、慄建安等前輩的指正;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鈴木忍女士為筆者提供了部分日文史料及註釋本;福田伸男先生為日文史料的中文翻譯進行了校對,在此一併表示深深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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