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引發的金融危機狂風驟雨般席捲全球，多個超大型金融機構倒閉或被政府接管，全球經濟受到重創。
此後十年，全球經濟仍然在苦苦尋求復甦之道。橋水卻安然度過了2008年金融危機，當年收益為正，因為其創始人瑞·達利歐準確預測到了這場撼動全球的金融危機。
瑞·達利歐白手起家，創辦的橋水經過42年的發展位列美國最重要的私營公司榜單第五；由於獨到的投資準則改變了基金業，瑞·達利歐更是被譽為“投資界的史蒂夫·喬布斯”。
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橋水的《橋水每日觀察》是時任美國財長蓋特納每日必讀的材料。
01 在錯誤後總結，永恆和普適的經濟和市場原則
那是一個歷史性的大動盪期。
我經常被不同類型的事件打得措手不及，這些事件我從未經歷過，但曾發生在其他時候或其他地方，如1971年的美元貶值和20世紀80年代初的債務危機，所以，我總結了一系列永恆和普適的經濟和市場原則。
換言之，我知道我們需要理解所有重要的經濟和市場變動，而不只是我經歷過的變動，並確保我們遵守的原則在過去的所有時期、所有其他國家都適用。
所以，早在21世紀初，我們就在系統里納入了一個“蕭條測量儀”，以確定如果一系列特定情況開始出現，它們以某種方式預示著發生債務危機和蕭條的風險增加，我們應當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2007年，測量儀顯示一場債務泡沫即將發展到崩潰點，因為償債成本的增速正在超過預期現金流的增速。因為各國利率已接近於零，所以我知道，各國央行將難以像在以前幾場衰退中那樣，採取足夠力度的寬鬆貨幣政策扭轉經濟下滑趨勢。
在歷史上的經濟蕭條之前，都發生過類似的一系列現象。
我的思維和直覺都閃回到我在1979—1982年的經歷。30年來，我積累了更多知識，也變得謹慎多了。儘管我覺得經濟的變化方向很明顯，但我不敢保證我是對的。
我記得，我曾在1982年估計美國的債務崩潰將會使經濟陷入蕭條，那時看起來也很明顯，但後來的事實證明我犯了多麼可悲的錯誤。
那段經歷也促使我對債務危機及其對市場的影響進行了更深入的探索。
在很多這樣的危機期間，我都一邊交易一邊研究，包括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債務危機、1998年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倒閉危機、2000年網絡經濟泡沫的破裂，以及2001年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樓遭到攻擊後引發的危機。
在我的橋水隊友的幫助下，我拿起歷史書和舊報紙，逐日研究大蕭條和德國魏瑪共和國時期發生的事件，比較當時發生的情況和現在的情況。
這一研究進一步證實了我最嚴峻的擔憂：在我看來勢必會發生的情況是，大量的個人、企業和銀行將面臨嚴重的債務問題，同時就像1930—1932年的情況一樣，美聯儲將無法通過降息緩解債務危機的衝擊。
我擔心我可能是錯的，於是我找其他的聰明人給我的觀點挑毛病。我還想請重要的決策者複審我的思考，一方面對這些思考進行壓力測試，另一方面提醒他們我預見到的情況，於是我去華盛頓找美國財政部和白宮的人談。
儘管他們的態度禮貌，但在他們看來，我說的情況是聳人聽聞，尤其是所有外在的跡象都顯示經濟似乎一片繁榮。
絕大多數人沒有深入考察我們的推理和計算就將其否定了，只有一個例外：副總統迪克·切尼的國內政策副助理拉姆森·貝特法哈德。他審讀了我們的所有數據，並感到擔憂。
因為我們看到的情況環環相扣，而且找不到任何能駁倒我們觀點的人，所以我們開始這樣配置客戶的資產組合：假定我們的估計是正確的，我們將以某種方式對沖我們的倉位，使之保持足夠的盈利可能和有限的損失可能；萬一我們的估計是錯誤的話，我們還有一套補救方案可用。
儘管我們覺得已經做了充足的準備，但我們認為預判錯誤和預判正確的可能一樣大。畢竟，假如全球經濟急遽下滑，那些缺乏保障的人都會受到嚴重衝擊，這對所有人來說都很可怕。
02 當情況開始惡化，我們已預測到危機
像1982年一樣，當情況惡化、事態日趨朝著我們預計的情況發展時，決策者開始更加重視我們的觀點。貝特法哈德邀請我去白宮同他會面。紐約聯儲主席蒂姆·蓋特納也要求見我。
我帶著鮑勃、格雷格和年輕的分析師鮑勃·埃利奧特參加與蓋特納的一場午餐會。我們在他面前分析了數據，他的臉真的變白了。
他問我這些數據是從哪裡得來的，我說都是公開的，我們只是將其彙總，並從一個獨特的角度進行了審視。
在與蓋特納會面兩天後，貝爾斯登公司倒閉。這並未引起市場和大多數人的太大擔憂，儘管這預示著即將發生的一切。直到6個月後的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閉時，所有其他人才看清了事態。
那時，多米諾骨牌已經開始飛快地倒下。儘管無法控制所有損失，但決策者，尤其是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採取了明智的應對措施，實現了“一場和諧的去槓桿化”，即以一種方式在降低債務負擔的同時保持經濟增長和低通脹。
長話短說，在這段時期裡我們為客戶很好地保駕護航，預測到了市場的變化方向，避免了損失。
2008年，我們的旗艦基金業績增長超過14%，而很多其他投資者的損失超過30%。我們曾擔心判斷錯誤，所以對押注進行了對沖，而不是自以為是地投入更多籌碼，假設我們沒有這麼做的話，收益還會更高。
但我不後悔，因為我從過去的經歷中學到，這麼押注是不明智的。
儘管如果我們沒有放那麼多精力在對沖上，收益會更高，但假如我們從一開始就以這種態度對待投資的話，我們肯定不可能存活下來，也不可能保持長久的成功，贏得今天的地位。
2008年債務危機和1982年債務危機類似，以前也發生過很多類似的事，以後還會發生更多。
我喜歡對自己的慘痛錯誤進行反思，並珍視由此總結出的原則的價值。
大約25年以後，或者不知道什麼時候，下一場大危機還會發生，假如這些原則沒有被妥善編寫成代碼裝進我們的計算機裡的話，它就可能讓我們措手不及，造成很多痛苦。
03 用真金白銀冒險得出宏觀經濟視角
我們的經濟和市場原則與大多數其他人的大相徑庭，所以帶來了不同的結果。
就像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說的：
“在我們最需要模型的時候，模型失敗了……在雷曼兄弟倒閉三天之前，摩根大通認為美國經濟會加速增長，而他們的模型失敗了。美聯儲的模型失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模型也失敗了……於是這一切讓我自問，這是怎麼回事？”
紐約聯儲主席比爾·達德利進一步說明了這個問題：“我認為，宏觀經濟學家看待經濟前景、經濟增長和通脹的方式存在根本性的問題……看一下主要的宏觀模型，它們通常不涉及財政部門。它們不承認財政部門可能會從根本上崩潰，導致貨幣政策的刺激完全失效。所以我認為，這場危機的教訓是，我們需要做更多的工作，確保金融人士與宏觀經濟學人士保持對話，構建更穩健的模型。”
他是對的。我們這些“金融人士”看問題的方式和經濟學家大相徑庭。
由於我們的成功，決策者更多地向我們請教，這讓我和美國及全世界的高層經濟決策者的聯繫大大增多。這些決策者對於橋水非傳統的看待經濟與市場的方式的接受程度大大提升了，而對於未能預示和避免危機的傳統經濟學思維更持懷疑態度了。
我們之間大多數的交流是單方面的。我通常會回答他們的問題，而不會以讓他們難堪的方式提問，避免讓他們因擔心洩露機密信息而不願回答。
我與這些領導者會談時不會對他們下判斷，也不關心他們所持的具體意識形態。我就像一個醫生一樣和他們交流，只想創造最有益的效果。
他們想得到我的幫助，是因為我作為投資者的全球宏觀經濟視角與他們作為決策者的視角大為不同。我們都是自身所處環境的產物。投資者獨立思考，預測尚未發生的事情，使用真金白銀冒險投資。
而決策者所處的環境鼓勵形成共識而非表達分歧，培養他們針對已經發生的事情做出反應，訓練他們的談判能力而非冒險投資能力。
關於自身決策的質量，投資者能得到持續的反饋，而決策者無法得到這種反饋，所以難以區分好的和不好的決策者。
他們還要扮演政治家的角色。即使最精明能幹的決策者也必須不斷地把注意力從他們眼前正在處理的問題上轉移，以對抗其他決策者提出的反對意見，而且他們面對的政治體系經常功能失調。
作 者：瑞·達利歐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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