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由第一財經|陸家嘴承辦的“2018陸家嘴全球投融資峰會”本週三在上海舉行，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發表題為“從中央會議透視中國宏觀經濟趨勢”主題演講。
連平指出，7月31日政治局的會議使得政策的重心從原來的偏緊向偏松的方向調整，但政策向偏松方向調整並不意味著“大水漫灌”和“大幅寬鬆”。關於中美貿易摩擦，連平則表示：“中美貿易摩擦沒有樂觀的理由，但絕不應該悲觀。”（以下為連平演講內容摘編）
政策會繼續朝偏松方向調整，但要把握好度
7月3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是對於當前整個經濟運行和宏觀趨勢來說及其重要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作了很重要的判斷，對於這次判斷的表述在最近很多年來是很少見的：“經濟運行穩中有變”，“穩”是大家很熟悉的詞，但是“變”卻是不太多見的，強調外部環境的複雜多變，提出一系列相應的政策要求，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尤其是所謂“六個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中，當前存在的補短板問題，是一種類型，第二種類型是針對未來有挑戰、前瞻性進行佈局的方面。“六個穩”中兩種類型都有。
政策的要求使得我們當前的政策重心發生了非常重要的轉變，如 2016年是產能過剩，2017年強調去槓桿、強監管。
如果說2017年至2018年上半年政策是向偏緊方向調整的話，那麼此次政治局會議顯現的是政策重心向偏松方向調整。但我覺得政策向偏松方向調整並不意味著會“大水漫灌”和“大幅寬鬆”，無論從過去的經驗還是現有的能力看，尤其從曾經出臺過的政策帶來的負面效應來看，應該說，都不可能實施相關政策。政策向偏松方向調整是常見的，尤其是宏觀政策趨勢往往是逆週期。
目前相關政策已開始調整，我認為要關注接下來的經濟運行，尤其是外部環境進一步的變化，政策還會繼續朝偏松方向調整，關鍵要看這個度怎麼把握好。
外部環境不確定性陡升
外部環境的變化主要有四個方面：中美貿易摩擦、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新興經濟體發展受挫和中東地緣政治問題。
其中，最大壓力的還是來自美國。中美貿易摩擦，特朗普的動機很清楚，一是削減美國逆差，二是抑制中國高新技術發展。這方面，不僅是在發生在產業領域，還會在研究領域、開發領域、教育領域等都會推出一些相關政策。美國還是希望能夠遏制住中國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另外，我們不能僅僅侷限在貿易摩擦視角看，而是應該擴展到整個中美之間的戰略博弈。
貿易摩擦持續進行下去
影響會擴散到就業和企業盈利
貿易摩擦對中國的影響，我們做了一些測算，總體來看大家普遍認為500億不會有太大的影響，進入到2000億甚至覆蓋到整個4000億、5000億，全部加徵影響就很大，尤其是政策落地以後產生的連鎖負面效應交織在一起就可能對中國經濟帶來難以想象的壓力。
全球經濟也因此會受到影響，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摩擦會波及到所有跟兩個國家相關的產業鏈，尤其是與中國產業鏈有非常密切聯繫的國家，都會受到很大影響。說實在，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是不可想象的。
目前，貿易摩擦對於我國經濟的影響正在顯現。
第一，市場的影響。這主要是市場預期和偏好的變化。比如現在普遍感受到風險偏好越來越趨於謹慎，市場信心越來越不足。我們經常聽到很多聲音，總體兩個字——“謹慎”，謹慎背後是“擔憂”，這是對市場的影響，股市還有一些其他相關領域，已經有所顯現。
第二，行業的影響。十大行業（機械設備、航空航天、信息及通信技術、紡織品、金屬製品、傢俱、服裝、玩具、汽車、塑料）影響可能在未來會顯現，前十大行業影響較大，如果2000億以上加徵關稅推進，未來十大行業的影響會比較清晰的顯現出來，這個影響產生的程度超過對GDP的壓力，GDP的影響是一定程度的，對行業的影響會比GDP的影響更為深遠。
此外，我們還會遇到低端的大宗產品供給不足、高科技和教育斷供風險的影響。
中國必須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反擊
中國對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必須給予反擊，目的是減少損失。我們的反擊應當遵循“有理、有利、有節”原則，積極研究符合國際慣例的反威懾、反報復經濟制度，高舉自由貿易大旗，與歐盟等經濟體相呼應，形成國際性的貿易自由化氛圍。要守住三條底線：不以人民幣大幅升值為代價，不以完全貿易平衡為目標，不主動擴展至非貿易領域。
第一，不以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為代價，中國現有的條件跟當年的日本完全不同。
第二，不以完全以貿易平衡為目標。美國所謂的加徵關稅是希望完全削減貿易不平衡，其實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來講，貿易不可能完全平衡。
第三，不要主動擴展至非貿易領域，這是非常關鍵的，尤其是金融領域，畢竟今天為止全球體系還是美元體系，有至少兩個最基礎的設施，第一美國商業銀行的體系，所有全球的美元賬戶都開在美國的商業銀行。第二，像SWFIT等交易的系統，全部由美國掌控，在未來需要特別的謹慎。因此我既不贊同通過美國國債、也不贊同通過貨幣貶值進行應對，這些都不是合適的做法。
中美貿易摩擦沒有樂觀的理由，但絕不應該悲觀
現在市場上偏悲觀的、擔憂的還是比較多的，中美貿易摩擦沒有任何可以樂觀的理由，畢竟中國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高於美國對我們的依賴程度，尤其是我們有很多需求，比如我們現在從美國進口的1000多億美元產品中有許多高技術產品美國還不希望到中國來，你再徵收高關稅不太切合實際。產品結構方面，美國和中國的需求也完全不同，所以我們說這種壓力帶來的負面影響確實需要高度關注。
但我們也絕不應該悲觀，我們必須正視中國應對貿易戰的能力和基礎，中國現在的消費市場規模基本上跟美國差不多了，中國近十四億人口，人均GDP近10000美元，擁有最大的汽車市場，對外國投資者有著很大的吸引力。
這麼大的市場，美國完全放棄？歐洲、日本等其他國家一起把中國排除在外？
完全不可能！在國際經濟貿易領域，要推行完全排他性的舉措是很難取得成功的，尤其是中國這麼大的市場。
中國對外的投資數據，從流量看，2017年排在第二位的、從存量看排在第七和第八位，未來空間比較大。我們的貿易結構可以進行調整，原來在市場上處在中低結構的產品，未來可以進行調整和轉型進入到其他更好的領域發展。
從區域來說，現在中俄之間貿易已經達到800多億美元，這不是小數字。這種經濟體，未來多幾個就可以減緩美國市場的壓力。
微觀角度看，企業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還是會受到不小的壓力，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中間也有調整空間，比如成本調整，企業自己也可以經過內部的流程降本增效，匯率的變動對我們的企業也帶來了一些積極效應。
從國家角度來說，降低企業的稅收，降低資金的成本，也都在逐步的推進。減稅方面，政府今年提出了“八千億減稅的單子”，之後不斷加碼，未來一段時間，政府在減稅方面一定會持續向前推進 。
最近，還出現了一些積極的動向。一些美國企業認為，出口到美國的產品是不可替代的，還是願意繼續進口，加徵25%的關稅完全由中方承擔生意也很難做。所以，不少企業正在跟中國企業談判，加徵關稅以後共同承擔壓力。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中國在全球出口中所佔的比重是越來越高的，最高的時候達到14%，這是全球最高的。
人民幣匯率從2004年以後發生明顯的變化，十年當中升了26%。在這個過程中，大家看到，中國出口在全球市場的佔比還是繼續攀升，並沒有因為升值而有不利影響。這說明中國的出口能力以及自我調節能力還是非常強的。
現在到了一個新的狀態，我們是不是不應該在全球出口中佔這麼高的比重？比重越高，受到的衝擊比較大，還不如比重相對降低一點，比如像美國現在佔10%左右，更多的靠自己的內需，壓力就相對小一些。目前的出口佔比逐步回落，是10%好還是8和9好，誰也說不清。個人認為降到10%以內暫時看不到，中國出口能力比較強，靈活性比較強。
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過於悲觀，關鍵在於我們的政策的應對要得當，需要謹慎加以應對。
2018年中國經濟仍將維持較強韌性
出口確實存在不確定性，一方面是預計年初以來歐洲經濟復甦勢頭將有所減弱；另一方面，中美貿易摩擦負面影響可能增大；
匯率影響在四季度以後可能會顯現出來。從4月中旬到現在，前一個階段，持續較快貶值，最高幅度達到15%，毫無疑問對半年以後的出口會帶來推動；
從歷史數據看房地產投資非常快，製造業的投資2016年達到低點的時候只有2.1%，現在回升到8.8%，幅度比較明顯。製造業狀況不斷改善的重要因素主要是因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一些行業起到了作用，還有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增長速度比較快，比重雖然不高但在擴大，製造業的投資狀況總體是可以的；
消費在下半年也可能出現小幅度的回升，現在許多政策朝著這個方向的努力。比如下調和取消部分消費品進口關稅，對整車和零部件進口關稅大幅調降，通過擴大進口把消費端留在國內。另外，個稅改革穩步推進，降低個人稅收負擔將對消費起到積極作用；
物價也會相對比較平穩，現在市場說中國經濟有可能出現滯脹，我們認為滯的可能性大於脹的可能性；
經濟增長的速度可能會繼續有所放緩，但是今年掉到6.5%以下幾乎沒有，全年在6.7%左右。中國經濟在6.7%-7%左右的增速平臺已經保持了三年時間，顯示中國經濟較強的韌性，預計這種韌性仍將在2018年維持。
這些年說中國經濟要轉型，事實上轉型的動力是不夠的，改革在很多方面遇到一些困難，推動有許多難度，但是現在外部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我認為倒是推動轉型和推動改革的一個契機，我們怎麼來把握好危機中間的機會、怎麼促進中國經濟的轉型、提升未來經濟發展的質。這可能是當前最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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