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卿美
就地正法，通常指在犯罪現場，將罪犯立即執行死刑。就地正法，意味著對罪犯的從重從快處決。這個詞常在歷史中出現，彷彿給人一種錯覺，就地正法在封建各朝代中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其實不然，真正實行就地正法制度的只有清朝，而且還是晚清時期。可以說，就地正法是晚清的一大特色。
歷朝歷代對死刑犯的處理都比較謹慎，需要層層上報，還要由中央司法機關複核，最後由皇帝本人親自勾決，通常在秋天將死刑犯處斬。這便是執行死刑的正常司法程序。就地正法則是將死刑執法權直接下放到地方，或省一級，或直接州縣一級。這種司法程序直接省去了中間環節，呈扁平化，只需事後上報，先斬後奏即可。由此可以看出，就地正法是特殊時期採取的一種特殊制度，可謂亂世用重典。
被斬首的義和團
根據《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記載，早期的就地正法只是在邊疆地區使用，如臺灣、青海及四川、福建、廣東三省的部分地區執行。原因自然是為了打擊猖獗的土匪，化解民族爭端，維護清廷統治。真正官方文獻中出現就地正法的說法，大概在道光年間。這也說明，地方實行的就地正法制度已經得到了朝廷的承認，正式上升到官方認可的高度。
據《清史稿·刑法志》記載，就地正法的大面積推廣卻是始於咸豐三年。咸豐三年是1853年，這個時間節點，正是洪秀全金田起義後。但就地正法不是針對太平軍，而是對付地方的土匪、大盜等嚴重影響地方穩定的不法分子。太平天國戰爭爆發後，各地治安形勢異常嚴峻，一些潛伏的土匪乘機作亂，趁火打劫，甚至還有人學太平天國搞武裝起義、暴動，讓當地百姓叫苦不迭，也讓各地官府疲於招架。
在這種背景下，1853年的三月十三日，咸豐下了多道諭旨，比如對四川省，咸豐是這樣說的：“……現當辦理團練之時，尤應極力整飭，以儆兇頑。著該署督即嚴飭各屬，認真查緝。如有奸細窺探，土匪滋擾，拿獲訊明後，即行就地正法，以示炯戒。”
也就是這個時候，就地正法制度首次由皇帝提出，並由部分地區擴大至全國所有地方。授權範圍也由各省督撫下沉到州縣官員。如此一來，算是開了中國歷史上大開殺戒的先河。
為何要推行就地正法制度呢？一是便於打擊土匪的囂張氣焰，抓到就殺頭，以震懾犯罪。二是防止罪犯在押解過程中被劫。不管是將罪犯押送省城，還是京城，在過去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往往需要數天，或是一兩個月，如此變數很大，有中途被劫的危險。三是節省時間、節省成本，全力鎮壓太平軍。太平天國橫掃各地，清廷極力鎮壓，各地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人力、物力等資源。因此，在剿匪方面就不能牽扯太多精力。
就地正法是否專門針對太平軍呢？這種可能性自然也有，但沒有普遍性。因為清兵、湘軍與太平軍交戰，屬於軍事對抗。兩軍對壘，戰場上見輸贏。該殺的基本都在戰場上殺了。對於俘虜，通常情況下不會殺，一般都會將他們編入自己的陣營。俘虜為了保命，即使不願意，也不得不如此。
就地正法，屬於重拳出擊，初期執行非常嚴格。地方督撫行使生殺大權絲毫不含糊。曾國藩外號有“曾剃頭”之說，是說他對於太平軍的殺戮非常嚴重。同樣，他實行就地正法也非常狠。他說“斬刈草菅，使民之畏我，遠過於畏賊”。對於就地正法的嚴苛，其中一個體現就是“盜不分首從”。也就是說，不管是首犯，還是從犯，一律格殺勿論。咸豐七年，直隸就處決了眾多劫掠鹽商的江洋大盜團伙，一百多人被就地正法。
最極端時，就地正法的權力被下放到了最基層，團練、紳民竟然也有先斬後奏的權力，這就很可怕了。各種濫殺無辜在所難免。咸豐元年十月，廣西巡撫鄒鳴鶴上奏:“計自本年正月迄今，各處兵丁團練，陸續殲擒盜匪、遊匪、會匪，除臨陣殺斃及因傷身死不計外，凡訊明情罪重大即飭就地正法，已一千五百餘名。”僅僅一個廣西就殺了1500多人，可以想象，全國是什麼狀況。湖南更厲害，咸豐二年至五年期間，寧遠知縣劉如玉奏稱殺匪1427人。
1863年，清廷成功鎮壓太平天國後，開始反思就地正法的亂象。首先是嚴禁團練、紳民濫殺無辜，也就是剝奪了他們執行死刑的權力。然後對各省州縣的地方官也做了權力限制。1867年，江蘇山陽縣抓到一名叫田星沅的遊勇，被判為死刑。江蘇巡撫丁日昌認為，審理不清、證據不足，應暫時留監，聽候提質。但山陽縣令知道漕運總督正在嚴懲遊勇，便擅自決定，將田星沅處斬。丁日昌非常氣憤，給山陽縣令記大過處分。丁日昌發現，就地正法極易造成眾多冤假錯案。在任期間，丁日昌對那些審理不清的案件積極複審平反，僅僅江北州縣就平反了四十多起。
鑑於此，丁日昌向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建議，應及時廢止就地正法制度。曾國藩根本沒搭理這茬。六年後，1873年，御史鄧慶麟上奏，建議在軍務肅清省份停止就地正法制度，恢復以往死刑逐級上報復核的程序。奏摺遞到刑部，刑部不知是哪根神經錯亂了，竟然猶豫不決，然後“諮行各省督撫”，也就是聽取各省意見。
刑部很搞笑，本來複核死刑的權力就屬於刑部職能。就地正法的實行，相當於縮減了刑部的權力。如今，收權或是讓自己擴權的事明明對自己有利，卻不敢主張。徵詢各省意見更是傻得不行，各地肯定不會放權。果然，各省都說自己的情況特殊，就地正法不能停。
1882年，御史陳啟泰、謝謙亨先後上奏，力陳就地正法的危害，建議儘快廢止。“從前發捻未平，匪徒蜂起，自不妨權用重典。今海內晏然，幾十二年矣，百姓相安，元氣未復，休養生息，正在斯時，分別首從之例，縱未能據議改歸，而就地正法之章，何不可先行停止? 應請飭令仍照舊例解勘，分別題奏，以重刑憲，毋令地方官吏久擅生殺之權，庶人命不至草菅。”陳啟泰認為，地方官掌握生殺大權，容易草菅人命。
河南巡撫寶棻是明確反對廢止就地正法的，他上奏稱:“若並就地正法章程一概取消，則匪黨無所顧忌，地方益將不靖，”因此主張“不可侈言高遠，以誤大局。”意思很明顯，若沒有就地正法的威懾，土匪會更加囂張，地方就不會安穩了。其實，這理由看似有道理，但未免牽強，因為以前一直沒有就地正法這項制度。而且，這理由也暴露了地方巡撫的無能，治理好一個地方難道非要靠殺人嗎？
而主張廢除就地正法的御史與刑部始終認為，就地正法容易錯殺，一旦殺錯，“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覆盆之枉，昭雪無從”。就這樣，中央與地方圍繞就地正法存廢問題多次爭論，一直沒有結果。清末，中央權威顯著下降，想廢除就地正法就更難了。直到清朝滅亡，就地正法還在各地執行著。雖然殺了很多革命黨，但仍沒有能挽救清王朝的生命。
都說亂世用重典，但重典用起來沒完沒了，可能也會持續引發亂世。搞不好就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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