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代禁燬小說戲曲史料》中輯錄了很多相關法令。如：
“嚴禁淫辭。乾隆三年議準：坊肆內一應小說淫辭，嚴行禁絕，將版與書一併盡行銷燬。如有違禁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職；買者，系官罰俸一年；若該管官員，不行察出，一次罰俸六月，二次者罰俸一年，三次者降一級調用。仍不準藉端出首訛詐。
凡坊肆市賣一應淫詞小說，在內交與八旗都統、都察院、順天府，在外交督撫等，轉行所屬官弁嚴禁，務搜板書，盡行銷燬。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徙三年；買看者杖一百。該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與該部按次數分別議處。仍不準藉端出首訛詐。”
從順治入關到同治末年，清朝統治者直接針對淫詞小說下令進行禁燬，有年代記錄的就有逾十次，分別為：
順治九年、康熙二年、康熙二十六年、康熙四十年、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康熙五十三年四月、雍正二年、乾隆三年，嘉慶十五年、十八年等。
從上面兩例中可以看出，清朝統治者對淫詞小說的收繳和禁燬，有具體的規定，對於買者與賣者的懲罰不一，加大對賣者的責罰力度。
對執行不力的官員也有量化的懲罰規定，從而督促地方官員嚴格執行。
乾隆年間，還制定了專門的《買看例》、《市賣例》、《禁止邪教不能察緝例》，對於買者、開鋪租賃者、官員執行不力、明知故縱者，都要按以上相關律例治罪。
同時，統治者也注意到在收繳、禁燬淫詞小說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因而，幾乎每則中央法令的末尾處都標明“不準藉端出首訛詐”，即不許借搜查收繳淫書，訐告他人，索詐滋擾，擾害良民。
地方法令亦遵循了這一規定，如《勸毀淫書徵信錄》中所載的浙江巡撫頒佈的淫詞小說禁令：
“如有無藉棍徒，勾通地保，以搜查為名，訛詐擾累；許該鋪戶指名呈控，以憑究辦，決不姑寬。”
不僅如此，統治階級還責令專門機構對淫詞小說進行收繳和禁燬，“在內交與八旗都統、都察院、順天府，在外交督撫”。
現存的其他中央禁燬法令中也都有類似的規定，如康熙二年：
“嗣後如有私刻瑣語淫詞，有乖風化者，內而科道，外而督撫，訪實何書系何人編造，指名題參，交與該部議罪。”
這樣一來，對於淫詞小說的禁燬，不僅有令可依，而且還有專門機構進行管理，懲罰方式明確，這就為禁燬運動的進行提供了保障。
另外，帝王有時會以以施恩為名，減輕刑罰，赦免犯人。因作奸犯科等原因而被流徙的人，有時也會酌情減輕處罰。
但是，對因造刻淫詞小說而被流徙的人，則不減。如同治十一年頒佈的《軍流徙不準減等條款》中就規定：
“造刻淫詞小說及抄房捏造言詞錄報各處，罪應擬流者。”
嗚呼哀哉！
運營/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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