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海戰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軍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率師在澎湖海域殲滅明鄭軍主力，收復澎湖，統一中國領土過程中的一場決定性海島攻防戰役。在鄭軍佈防嚴密、兵力匹敵的形勢下，清軍遠涉大洋，攻堅獲捷，僅用“七日兩戰”便取得了全殲鄭軍精銳、攻佔澎湖列島的輝煌戰績，在世界軍事史上也實屬少見。《孫子兵法》雲：“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可見情報在戰爭中的關鍵作用。澎湖海戰中清軍對情報謀略的掌握與成功實踐就是明證。

廟算得勝

“兵聖”孫子認為：“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廟算，亦即戰略情報分析，既要依靠冷靜、客觀、理性的邏輯分析，預測戰爭的勝負；又要時刻關注敵情，研究敵情，很好地運用廟算之法，研判敵情，打有把握之仗。

自順治十八年（1662年），民族英雄鄭成功從荷蘭殖民者手中收復臺灣後，鄭氏集團一直將臺灣作為反清復明的牢固基地。鄭成功死後，其子鄭經公然宣稱臺灣“遠在海外，與（中國）版圖渺不相涉”，分裂祖國的野心日益膨脹。康熙即位後，消滅鄭氏割據勢力、統一祖國已經成為重大的歷史任務。但是臺灣孤懸海外、遠離大陸，且臺灣海峽風波難測、風大浪高，對於古代以木帆船為戰艦的海戰時代，收復臺灣尤為困難。在康熙三、四年間，清軍早已連續二次攻臺失利，為避免失利的情況再次發生，注重對戰略情報進行分析判斷，選擇正確的攻臺策略與時機尤為重要。

澎湖海戰——­清軍打贏的是情報戰

後來，受領攻臺任務的前線軍事指揮官施琅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首先攻克澎湖，“因剿寓撫”，即以戰逼和統一臺灣的戰略方針。康熙六年，施琅在《邊患宜靖疏》中向康熙帝建議：“蓋澎湖為臺灣四達之咽喉，外衛之藩屏，先取澎湖，勝勢已居其半。是役也，當剿撫並用。舟師進發，若據澎島以扼其吭，大兵壓境，賊膽必寒。”施琅敏銳地認識到澎湖是臺灣的門戶，佔據它可以進取退守，立於不敗之地。因此，他主張戰略上穩紮穩打，逐步推進，以取得澎湖為第一步，而不直接進攻臺灣本島。

根據以戰逼和戰略方針，施琅還制定了具體的作戰方案。第一階段，攻佔澎湖，消滅鄭軍有生力量，以“扼其吭，則形式可見，聲息相通，其利在我。”第二階段，佔領澎湖後，引而不發，做好攻臺準備。但同時“仍先遣幹員往宣朝廷德意”，力求和平統一。若和談失敗，鄭氏集團仍然負隅頑抗，就採取第三步行動，進軍臺灣本島。

深諳廟算之道的施琅為徵臺做了深入細緻的研究，對攻打臺灣的步驟和方案已經成熟於胸。但是，當時的康熙帝年紀尚幼，朝廷之中鰲拜獨攬朝政，使清廷內部爭奪權勢的鬥爭不斷激化。與此同時，盤踞在西南和東南地區的“三藩”勢力擁兵自重，稱霸一方，成為鞏固和加強封建國家統一的嚴重障礙。可以說當時武力統一臺灣的時機尚不成熟，因此等待攻臺時機尤為重要。

康熙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鄭經病死於臺灣，鄭氏集團權力之爭導致內部矛盾激化，實力人物馮錫範和劉國軒聯手殺死鄭經長子，擁立馮錫範之婿、年僅12歲的鄭克塽。鄭氏集團的實際權力落入了馮、劉二人手中。

1662年，鄭成功從荷蘭殖民者手中收復臺灣

臺灣明鄭政權內亂的消息，很快由福建總督姚啟聖安插在鄭氏集團的間諜傅為霖傳到清廷。四月，姚啟聖接悉傅為霖密報：“陳、馮互相爭權，劉擁重兵主外，叔侄相猜，文武解體，政出多門，各懷觀望。”傅為霖指出：“若將現在舟師直抵澎湖，彼必盡掃境內兵屬劉拒守，主幼國虛，內亂必萌，內外必交，無不立潰。”

數日後，姚啟聖又直接聽取從臺灣逃至福建的鄭氏總制坐營中軍廖康方的稟報：“賊勢內亂，機實可乘，速懇發兵救民水火。”姚啟聖得到情報後大喜過望，立刻具疏飛報朝廷，他在《姚啟聖題為報明鄭經病故克臧被殺等事本》中建議：“會合水陸官兵審機乘便直搗巢穴，庶幾再借國威廓清外島，亦可永奠閩方於衽席之安矣。”

後來擔任攻臺澎重任的施琅也在此時從戰爭的道義、綜合實力等各要素提出自己的戰略分析，認為清廷與臺灣鄭氏集團猶如兩人對弈，未戰已經勝了三招：“我朝廷新平三藩之福氣，一也；吾以天下之財賦，彼以區區一隅，二也；以我之眾，百倍於彼，三也。”

綜上，康熙在綜合各方面來源的情報基礎之上，在戰略上認真分析敵我雙方態勢、權衡利弊之後，認為武力收復臺灣各方面條件已經具備，遂下旨敕諭：“鄭錦既伏冥誅，賊中必乖離擾亂，宜乘機規定澎湖、臺灣”，做出了進軍臺灣的歷史性決策。

澎湖海戰,清軍進攻路線

天時地利

在古代交通設施、通信技術不發達的情況下，軍事行動受“天”“地”的影響非常大，尤其是遠涉重洋、渡海登島作戰，風向、潮汐、地形等因素更是明君賢將絕對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身負徵臺重責的施琅，自小生長在海疆，且有率兵攻臺的實踐經驗，因此深知海上風候潮汐對作戰行動的影響。澎湖之戰，是在他獲得澎湖海域地理、氣象情報的基礎上，認真研判，從而選擇出正確的渡海時機和進攻路線，最終獲得了戰爭的勝利。

知天時，夏季進軍乘南風。臺灣海峽是典型的季風區，氣候的特點是風大、浪高，冬季東北季風盛行，夏季西南季風盛行。另外，臺灣在氣候上處於亞洲地區大陸氣團與海洋氣團進退消長的接觸地帶，夏季多臺風，對全島氣候影響甚大。對於當時以海風為主要動力的清軍來說，根據海峽季風氣候規律選擇正確的渡海時機，對於攻臺行動的成敗至關重要。

據史料記載，康熙二十年十月，施琅受任出京，剛抵閩視事，就效當年曹操之態，倒屣相迎新投誠過來的陳昂。陳昂，世居福建同安高浦，常年來往於東西洋上經商，所以盡識各地風潮、風俗、地形險易之勢，對臺灣的情形更是瞭如指掌。顯然，陳昂提供的臺灣海峽的氣象情報對施琅選取進攻澎湖時機的決策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對於進軍澎湖的時機，施琅與陳昂及其他將領不斷商討，反覆論證趁冬季或夏季季風的利弊。同時，還密遣間諜入臺，蒐集情報，瞭解臺灣、澎湖的水文地形和風訊潮汐，在綜合各方情報和對海峽季風規律掌握的基礎之上，施琅做出利用夏季南風進軍的決定。

施琅認為，冬季風剛硬強勁，不利於船隻航行停泊。澎湖之戰，若不能一戰而勝，極易被海風吹散，加上敵軍炮火打擊，很難再次集結。其次，夏季風則比較柔和，海上風輕浪靜，有利於清軍船隊編隊航行，又能避免官兵暈船，保持戰鬥力。另外，臺灣海峽夏季颱風多發，劉國軒必然認定清軍不會在此時進軍，所謂“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此時發起攻擊，可使敵猝不及防。

施琅雕像

曉地利，銅山出發出其不意。在得知施琅準備進軍澎湖的消息後，劉國軒親自到澎湖部署防禦。他把鄭軍的指揮部設在澎湖灣內的娘媽宮（今澎湖馬公鎮），建炮城守衛。在港口兩側的西嶼、內外塹、牛心灣和雞籠嶼、鳳櫃尾、四角山以及港口外的虎井嶼、桶盤嶼等處設立炮臺，又在沿海便於登陸的地段修築了短牆，並設兵把守。

從地圖上看，鄭軍水師與岸上炮臺相互配合，在澎湖已經構成了以娘媽宮為核心的海島防禦體系，工事星羅棋佈，堅如鐵桶，清軍舟船甚至難以靠岸。據陳昂提供的情報探知，距離澎湖諸島80華里的花嶼、貓嶼、八罩嶼，因為這些島嶼周圍“有老古石，嵯岈若鐵樹，剛利無比，凡泊舟下扎，遇風立刻而覆”，遂使劉國軒放鬆了對這些島嶼疏於防範。

根據風向和已知的敵方防禦情況後，施琅決定船隊從銅山出發，乘六月的西南季風向東穿越臺灣海峽，首先奪取鄭軍防守薄弱的八罩嶼一帶，來獲得船隊的拋錨地和進攻出發地，並佔據上風上流的位置，伺機向澎湖發起攻擊。當得知清軍泊於八罩嶼的消息後，劉國軒大喜過望，判定清軍船隻必定受珊瑚礁的不利影響，船覆人亡。孰不知，早在大軍開拔之前，施琅就已經“深知地利，準赴潮汐”，算準大潮水位高，南風時節海浪平靜才敢下泊的。事實證明，船隊“舟夜進泊，潮長礁沒，隨流出戰，不虞戳漏”。

熟審敵情

將帥要達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指揮藝術境界，首先要依賴於對交戰雙方情況的準確分析和判斷，即所謂“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澎湖海戰作為徵臺戰略中關鍵的一場戰役，在鄭軍佈防嚴密、兵力匹敵的形勢下，清軍能取得勝利，與主將施琅對情報的重視是密不可分的。

清朝水師的戰艦

首先，施琅充分運用在鄭氏的舊日關係刺探情報。施琅曾經有在鄭成功手下任職的經歷，遂利用在鄭軍中的舊關係，開展有效的情報蒐集工作。赴任水師提督之初，他就派人與在澎湖的舊屬取得了聯繫，獲悉了大量臺本島及澎湖地區鄭部軍政情報。康熙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施琅上疏稱：“蓋賊中情形，臣有屢得舊時部曲密寄通報，稱臺灣人心惶惑無定，兼以劉國軒恃威妄殺，稍有隙縫，全家屠戮，人人思危，芒刺在背。”當接到密報得知大權在握的劉國軒作威作福，造成鄭氏集團內部矛盾尖銳，民心浮動的不利形勢後，施琅上奏康熙“此端便是可破可剿之機”。

其次，施琅充分利用鄭部來降人員，從中獲取情報。在積極軍事打擊明鄭政權的同時，清廷還實施誘降之策，招撫鄭軍官兵，以瓦解鄭氏集團的統治基礎。施琅充分運用來降人員，從中獲取大量明鄭方面軍事部署情報。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澎湖守軍林鬥、柳勝來降，從中得知：“澎湖新舊熕船、鳥船、趕繒、雙帆艍各船共有百一二十隻；劉國軒、林升、江欽等共賊眾六千餘，內有家眷舊賊約二千名，其餘懼系無眷口新附之眾；私相偶語，提督不嗜殺人，只等大軍到便瓦解歸順。”從二人口中掌握了鄭部澎湖守軍的性格、抵抗意志、士卒數量等大量情報。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月，澎湖守將劉秉忠來降，得知“賊中人人思危，多有叛離之心。”此後又有李瑞、鄭才、許福等陸續前來投誠，特別是許福前來投誠時，還帶來了潛伏在臺灣間諜的密信，從而得知臺島內米貴“每擔價銀五六兩”“七社土番倡反”，得知島內目前形勢險象環生、瀕臨崩潰。施琅綜合各方情報後認為“賊中形勢，危在旦夕。”所以當劉國軒派遣黃學、林珩等人再談和談事宜時，遭施琅斷然拒絕。

再次，派遣小分隊到澎湖附近海域實施戰術偵察，以獲取戰場情報。為了在澎湖海戰中能夠做到“知己知彼”，施琅充分發揮戰場偵察的作用，以時刻掌握戰爭的主動權。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初四，施琅派遣隨徵總兵董義、鄭軍降清總兵曾成等人駕駛快船二十三隻駛往澎湖偵察鄭軍防守情形。初五下午，到達澎湖貓嶼，晚上船停泊於花嶼前。初六黎明，由虎並駛過獅嶼頭，偵得鄭軍戰船盡停泊於澎湖主島娘媽澳中，陸師分守在附近主要島嶼，進入娘媽澳的航道周圍島嶼均築有炮臺，可封鎖航線。此行，得到明鄭守澎湖戰船主力停泊地點、兵力部署、防禦設施等重要情報，為接下來攻打澎島確定主攻目標、避開敵方火力重點提供了重要信息支撐。

離間招撫

在戰爭期間，利用敵方間隙大膽而縝密地開展離間、策反和破壞等間諜謀略活動，可以有效地削弱敵方的戰爭實力及戰爭意志，甚至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在澎湖海戰前後，福建總督姚啟聖抓住對鄭軍發動積極的軍事行動的同時，採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展開了大規模的招降策反活動，以瓦解鄭氏集團的統治基礎，有力地支持了澎湖海域的軍事行動。

姚啟聖畫像

據史料記載，康熙二十年，姚啟聖上奏向康熙帝建議，在抓緊練兵備戰的同時，一方面“遣能員開示禍福，多方招撫”，另一方面派遣間諜，趕赴臺灣，偵探消息，以離間、瓦解鄭氏集團。在招撫策略確定後，姚啟聖做了大量具體工作，以離間分化，招降鄭氏集團。

一方面，為瓦解削弱鄭氏集團提供製度保障。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初二，姚啟聖赴任福建總督伊始，即發佈“勸諭投誠”文告，申明“閩民皆吾赤子，從逆原非得已”，從而消除了投誠人的顧慮，給欲投誠將士吃上了一顆定心丸。七月初一，姚啟聖在總結以往招撫經驗的基礎上，還制定了《招撫條例十款》，裡面明確規定了不同投誠人員類別的不同待遇。從中可以看出，姚啟聖對於前來投誠的鄭氏官兵，已經安排好了一切，使他們能夠安心前來投誠，這使鄭氏集團內部的官兵“縱有萬餘，內多思叛”。

另一方面，建立專門的招降機構，進一步擴大招撫戰果。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月，姚啟聖於漳州設“修來館”，派遣鄭軍降將黃性震主持，以高官厚祿相許，招降鄭軍部屬，“凡文官降者，以原銜題請；武官降者，題請換札。兵民各予賞銀50至20兩不等，願入伍者給餉，願歸農者回籍安插。”修來館的工作不僅侷限在以名利相許，招降鄭氏部屬，還利用鄭方間諜，用反間計除掉鄭氏集團中難以招撫的大將。例如，“視島中良將，及所信任腹心有才幹謀略者，和大書其官爵、姓名，標之公館，飭備供應；偵者以為實然，輒陰報海上，疑而殺之。由是賊人自相疑貳，來歸者日益眾。”這一措施一方面使鄭軍內部互相猜疑，另一方面也起到了令鄭氏集團將領為之心寒，無奈選擇投誠之路的效果。

在姚啟聖招撫政策的號召之下，取得的效果也是十分明顯的，鄭氏集團的力量受到極大的削弱。自康熙十八年（1679年）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鄭軍投誠者達50000多人。僅在康熙十九年初，鄭軍五鎮大將黃靖、賴祖、金福、廖興及副總兵何遜等各帶所部官兵投誠，共文武官員374名，兵士12124名。此後前後投誠的鄭軍官兵絡繹不絕，據統計，澎湖海戰前數年間有10萬以上的鄭軍先後降清，有力地配合了清軍的軍事行動。

反間保密

孫子曾指出：“事莫密於間。”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形人而我無形”“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在澎湖海戰前後，施琅在注重對鄭氏集團情報蒐集的同時，深深懂得防間保密的重要性，並採取有效措施，保護己方情報安全。

施琅在組織情報活動時，對於保密問題採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如他在《海逆日蹙疏》中向康熙彙報軍情時候，提到“緣系密陳海逆可破之機，其中所有來稟；關係機密，只略陳其概。”向康熙帝說明因為事關軍事機密，只得彙報個大概，且他在鄭氏集團安插的間諜姓名等信息，一律隱去不談，以保護自己經營的間諜力量免遭破壞。他還奏請康熙帝“伏乞皇上睿鑑全覽，留中勿發”，以防止因朝臣議論而洩密。

鄭氏集團雖然孤懸臺島，負隅頑抗，但是卻大肆宣揚清廷為外族入侵，藉助民族號召力，培養了大量耳目活躍在福建沿海，為其蒐集情報。針對鄭氏集團的情報活動，施琅將計就計，釋放假情報以反間鄭氏集團。據史料《密陳專征疏》記載，施琅佯裝在三月份攻擊臺灣，料定潛伏在大陸的間諜會將這一情況彙報給鄭軍，以此給對手極大錯覺。等鄭軍在三月份嚴陣以待抗擊清軍時，卻發現所謂的進攻純粹子虛烏有之後，必然會放鬆防禦。另外，施琅之所以選擇在炎熱、颱風多發的六月出兵，也是力圖達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使對手的情報力量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據於彥周先生的《間諜與戰爭》一書中記載，為保護作戰機密，施琅在出發之前都沒向部下佈置作戰任務。直至船隊行進半途中，他才召集部將宣佈作戰計劃和分配作戰任務。

澎湖海戰可以說是清鄭雙方帶有決戰性質的一次作戰。鄭軍在澎湖海戰的失利，極大地動搖了鄭氏軍心，使其多年來所依恃的波濤之險的優勢瞬間蕩然無存，此時的臺灣遠懸海外，進退無據、戰守兩難，為統一臺灣本島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毛澤東曾指出:“指揮員的正確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回顧這一300多年前的海戰，我們依稀還能窺見古人“計之熟，料之明，知己知彼，算定而後戰”的高超情報藝術，值得我們今後在作戰實踐中加以借鑑。

版權聲明：本文刊載於《軍事文摘》雜誌2018年第5期，作者：王明典。如需轉載請務必註明“轉自《軍事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