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幸福馬上來》導演兼主演馮鞏攜主創人員亮相重慶電影發佈會現場。 本報記者 王愷強 攝
“一個好的文藝家一定能把握到時代精神本質的一面”
中國改革開放的40年，是人類歷史上開天闢地的40年，這不僅是鄧小平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殺出一條血路來……”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而這更“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髮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身處這個偉大時代的每一箇中國人都在這列時代列車上，共同經歷著從綠皮車，動車，“和諧號”到“復興號”的發展進程，這就是“中國故事”“中國經驗”,而記錄、書寫這個時代，指引未來就是文藝工作者的偉大使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11月15日的文藝座談會上提到的：“我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鼓舞全國各族人民朝氣蓬勃邁向未來。”作為一位優秀的藝術家,不僅要有透過現象看本質，從紛紜複雜的社會表象中把握時代精神的藝術敏感性和領悟力，更要有正面強攻時代的勇氣和堅韌。
恩格斯在《致敏娜·考茨基》一文中提到，“一個好的文藝家一定能把握到時代精神本質的一面”。中國，一個解決了十幾億人口溫飽問題的社會主義大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這段長達40年的社會轉型期充滿著複雜性。一個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中國人的故事也成就了許多史詩性作品，如小說《平凡的世界》《活著》《白鹿原》《塵埃落定》《務虛筆記》，電影《芙蓉鎮》《城南舊事》《霸王別姬》《秋菊打官司》《集結號》《圖雅的婚事》《白日焰火》……
“做新時代記錄者、謳歌者、建設者”
轉型的陣痛一度成為藝術創作的主題，如世紀轉折時期的獲獎影片《紅西服》《幸福時光》《生活秀》《蘋果》《鋼的琴》等，這些電影不僅再現了粗糲的現實，而且傳達出民眾對幸福生活的嚮往、追求以及生存的勇氣，謳歌他們的偉大創造力。習近平總書記講過，“千千萬萬普通人最偉大，幸福都是奮鬥出來的”。正是這些表現小人物悲歡的現實題材電影深深打動了觀眾，併成就了當時街頭巷尾的熱議之作，成為凝聚社會共識的力作。進入新時代以來，《失戀33天》《北京遇上西雅圖》《致青春》，一直到《山河故人》《推拿》《驢得水》《我不是潘金蓮》《芳華》，還有再現新東方創業傳奇的電影《中國合夥人》，中國電影依然是時代的風向標，清晰地傳達出難以呈現的集體無意識。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社會生活層面，一些本來常見的家長裡短，鄰里衝突等問題開始凸現，時不時產生爭議進而成為社會熱點，尤其是關於情感問題和老人贍養問題的瑣事。人民調解員和一些電視調解欄目如《老孃舅》《金牌調解》《調解現場》《錢塘老孃舅》等節目收視率居高不下，這真是“生活比電影還有想象力”。
表演藝術家馮鞏飾演的小人物譜系深深紮根於現實生活，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用電影書寫一段歷史的創作使命。《業餘警察》《離婚合同》《站直囉別趴下》《狂吻俄羅斯》《埋伏》《沒事兒偷著樂》《誰說我不在乎》《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別拿自己不當幹部》等作品塑造了勤勞不一定勇敢、善良又有點慫、幽默更有點貧的國民老公形象。《沒事兒偷著樂》中馮鞏飾演的貧嘴張大民一角寫盡了中國老百姓的悲歡、還有豁達，堪稱精品之作。電影最後的點睛之筆，“兒子，只要你好好的活著，就能碰到很多很多的幸福。沒事兒偷著樂吧……”傳達出中國民眾的生存智慧和樂天知命的生活哲學。作為一名演員，從相聲、小品到電影、電視劇，馮鞏始終保持著對角色的豐富體驗。創作來源於生活，尤其是《沒事兒偷著樂》和《幸福馬上來》，地域風格濃郁，情懷高遠。創作又高於生活，馮鞏對重慶“調解超人”馬尚來角色的準確把握，有生活，有體驗，更有發揮，體現了一位老戲骨的堅持，身體力行地響應著習近平總書記對藝術家們“做新時代記錄者 謳歌者 建設者”的囑託。
第五代導演中堅力量黃建新從處女作《黑炮事件》開始，就顯示出對現實的敏銳感受以及對人性的剖析有著力透紙背的犀利。“都市百態三部曲”《站直囉別趴下》《背靠背臉對臉》《紅燈停綠燈行》以及《誰說我不在乎》《說出你的秘密》《沒事兒偷著樂》等影片呈現了苦澀生活中的暖暖人心，城中村都市貧民、下崗工人的掙扎和奮鬥。這也回應了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我們的新時代文藝創作重點要關注什麼？答案是：小人物的奮鬥，表現他們的悲歡他們的喜樂還有他們的夢想！“藝術家要抓住時代的痛點”，在改革開放的40年中，中國人民經歷著成功，也經歷過改革的陣痛；迎來了小康，也直面了三鹿奶粉、南京彭宇案、廣州孫志剛收容案、雲南躲貓貓等社會事件造成的巨大傷害。
衡量一個時代的文藝成就最終要看作品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指出：衡量一個時代的文藝成就最終要看作品。推動文藝繁榮發展，最根本的是要創作生產出無愧於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我們的電影藝術配得上這個偉大的時代嗎？電影理論家尹鴻教授在清華“人文講壇”上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這個命題，並且給出了答案。時代無情，電影有情。中國電影所關心的不僅是白領與精英，更應該關心普通人的遭遇，表現普通人的夢想和掙扎。
社會光潔的表象下，每一份痛苦是不一樣的，每一個生命的感受都是獨特的，電影表現的真實生活，在銀幕上卻經常呈現為觀眾眼中的“奇觀”，而且因為其感同身受之處而引起強烈的共鳴。《幸福馬上來》的都市輕喜劇的外殼下是可資咀嚼的人生百味。馮鞏飾演的調解員形象，不僅是一個先進人物的原型，更是許多平凡而又偉大的中國人中的一個平常面孔，也是2011年紐約時代廣場上“中國國家形象片”中一張張面孔中的一個。但只有在這片土地上出生、長大、迴歸的我們才能理解我們所曾經歷過的，正經歷著的，以及未來的夢想。
好電影，和現實有關，和生活相關，與時代共振、與人民共鳴。從《站直囉別趴下》《埋伏》《沒事兒偷著樂》到《幸福馬上來》，不變的是中國民眾對生活的信念、是樂天知命的達觀、更是爭取幸福生活的孜孜努力。
在尬歌尬舞不經意間成為一個潮流的當下中國，電影《幸福馬上來》濃墨重彩地表現了這個多樣化、常態化的新時代的一個金牌調解員發揮餘熱的日常生活，在逼仄的生活中他也有很多尷尬、窘困，但始終能堅持初心，讓一個個家庭彌合情感的傷口，擁有幸福生活。（汪方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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