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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史記》的真實性程度影響了人們的判斷；二是提出禪讓制的歷史背景，讓其有了市場；三是堯舜禹傳位的真實可能。
第一，《史記》具有較高的史料參考價值，所以人們容易相信司馬遷說的話。
一個信譽不好的人，說的即使是真的也沒人相信，反之，則不同啦。比如，2018年底，荊州博物館對胡家草場墓地進行考古發掘，共清理古墓葬18座。其中，十二號墓出土一批西漢簡牘，總數量4546枚，主要內容包括歷譜、編年記、律令、經方、遣冊、日書等。這批楚簡,簡文中有文王、成王、穆王、莊王、共王、康王、靈王、平王、昭王、惠王、簡王、聲王等楚王諡號，與《史記·楚世家》所載楚王世系相合。
類似這樣的田野考古調查，提高了《史記》可靠性的知名度。
第二，禪讓制是在為恢復禮制而做的宣傳。
禪讓這個詞，最早出現在《尚書》中，據記載，儒家在東周時期曾向各國君主提倡“禪讓”，這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及其密切的關係，那時候春秋戰國“弒君三十六”，禮樂崩塌，儒家為了恢復禮制而大氣力宣揚禪讓。
第三，堯舜禹傳位的真實可能。
堯的兒子朱丹曾經也做過帝，舜是朱丹的謀士，同時也是堯的女婿。後期，舜的實力逐漸增強，參考記載，舜將堯囚禁在平陽，逼迫其退位，後以堯德衰為藉口逼迫其禪讓於自己。
舜年老時曾經南巡，據說是由禹以南巡的名義脅迫其到湖南地區流放，後來舜駕崩，禹謊稱舜讓位。
但是，歷史的真相，或者有待於更多考古實據的證實。
山左歷史
看了堯的都城---平陽古城遺址----陶寺遺址，感觸頗深。考古發掘，可以肯定的是，諾大的堯都毀於戰爭。城垣破壞，城壕內死人屍骨累累堆積，多帶有傷痕，來不及掩埋。那麼堯舜禹和平禪讓，何來戰爭？又有誰有實力能夠打敗作為萬邦之主的堯？堯帝在歷史上發明了井，使人結束了沿河而居的歷史，避免了水患；專門組織人觀天象制曆法，為農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歷史上有巨大貢獻，誰敢背叛？唯一的可能是，問題發生在黃帝姬姓家族內亂。而從舜帝南遷的歷史事實來看，很可能就是舜帝發動了政變，並強佔了堯帝的兩個女兒，而不是什麼禪讓。正是因為叛亂，造成平陽城毀人亡，而舜帝為了避開堯帝舊部遺老們的不服，而囚禁、挾持堯南遷，將國都遷至與遠在平陽古城（今之山西臨汾市襄汾縣境內）西南方200公里之外的蒲坂（今山西省永濟市蒲州鎮）。要知道在萬邦時期遠徙二百公里是非常艱辛的。儘管歷史對舜帝歌功頌德，但事實證明，國都南遷是個錯誤的選擇。蒲坂位於黃河溼地，每每遇到黃河發大水，大水灌城，人或為魚鱉，於是不得不命大禹父子治水，並殺死了治水不力的大禹之父。大禹鑿開禹門口（在蒲坂西北約80公里處）和三門峽（在山西平陸縣和河南三門峽市之間，距蒲坂約100公里），使黃河之水順了流進大海。治水有功並且擁有足夠威信和掌握了天下主要兵力的大禹，不得不廢掉弒君殺父的舜帝，取而代之，並將國都再次東遷於安邑（今山西運城市夏縣禹王城遺址）平地，但傳說禹流放舜不一定是真，因為舜帝陵墓就在安邑附近（今山西運城市鹽湖區北側），囚禁的可能性更高。安邑既有潞鹽之利，又有涑水之便，同時避免了水患，也具有良好的農業條件，成就了大夏王朝初期百年基業之基礎。那麼史記《五帝本紀》為什麼會有堯舜禹禪讓之說？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堯舜禹都是黃帝子孫，家醜不可外揚；第二，各部落遠在它地，交通不便，不知道真相，為了維護繼承的正統性，不得不對外掩瞞真相。否則，三個帝王，三次遷都，又發生了殘酷的戰爭（這經考古證實已經是鐵定的事實），從何說起？而從考古成果來看，當時的生產力已經相當發達，方圓幾公里的都城之內，分為宮殿區、貴族區、平民區、殯葬區、觀象臺等區域，宮殿區青磚大瓦，使用的用具有漆器、石器、陶器，精美的陶杯、陶碗、陶罐、陶鼓、石磬等，足以說明當時貴族的生活生平和娛樂水平。為了享受這樣的生活而不惜發動戰爭，也就是必然的了。做學問，讀書而不唯書，才是正理。竹書紀年及近年出土竹簡、文物頗多，證明《史記》記載於堯舜禹千年之後，基本史實要做到完全準確是很不易的，多有失實之處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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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勝利者編寫的。
堯起初只是想把位置傳給自己的兒子，但是自己的兒子沒有治世之才，無法承擔重任，即使保薦兒子治理南河。也不法動搖舜多久年以來在百姓心目中的位置。韓非子曾這樣評價過：“舜逼堯，禹逼舜”。堯不得不傳位給舜，實乃是舜已經完全得到了百姓的愛戴，堯也無能為力。
堯不可能想把位置傳給舜，舜也不可能把位置傳給禹，舜是禹的殺父仇人，讓禹坐上皇位自己的一家子還能活麼？可惜的是，歷史總是那麼驚人的相似，大禹治水成功，在百姓心中的地位高漲，到了晚年，禹迫使舜南巡，其實就是為了放逐。
孔子的儒家文化一直被歷代君王所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更是把儒家文化推向了巔峰。無論堯舜禹之間到底是什麼原因禪讓，翻遍歷史古籍，只有堯舜禹不是世襲制，古人已逝，如何寫，如何評價，都是由後人書寫的。
為了政治需要，就必須要把堯舜禹的事情美化。若是把“舜逼堯，禹逼舜”的歷史真相寫出來，儒家推崇的仁義道德、忠君愛國思想瞬間土崩瓦解。
歷史百川
先說說太史公，在《史記》之前，當時社會上了流行的說法很多，“禪讓”來自儒墨兩家的鼓吹，而之前的典籍最多提及堯舜之間的“禪”，未曾說到禹。儒家內部甚至也不統一，孔子說了，孟子則說得模凌兩可，荀子乾脆唱反調，韓非子也不同意，代表官方史書的《竹書記年》則直接予以否認。
究竟如何，莫衷一是。
太史公之所以要這麼寫，因為作為史書只能取信一方，他作為儒家人物自然沿襲孔子的說法是很正常的。後人大多篤信不疑，是因為後世的儒家思想成為了主流思想，這與“內聖外王”的理念相同，故得到後世君王的推崇和社會的認可。
其實何止是“堯舜禹禪”，甚至“開天闢地”、“女媧造人”和“三皇五帝”的傳說在“疑古派”興起之前都是國人都是堅信的。
其實太史公在為上古氏族部落首領排序時，忽略了一個重要的歷史因素: 當時的部落是同時並存且各自為政的。三皇還是五帝，互相之間也未必存在他排列的從屬傳承關係，甚至可能是散落在中原大地上不同地區的部落首領，不過是被司馬遷想當然的強行捏合在一起罷了。
所以不可盲目相信史書上的東西，神話傳說有時候都要靠譜得多。
至於禪讓的真偽，筆者三個月前有篇文章文章，很匹配這個問題，修改一下，拿來一用吧。
關於“禪讓”的記載始於《尚書》和《墨子》，指在位君主生前便將統治權讓給他人，是中國原始社會部落聯盟民主推選首領的制度。勞苦半生的天子將這個苦差交給另一個品德高尚之人，這看似高尚的事件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玄機呢？
▲堯舜禪讓
一、禪讓說流行的原因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尚書.堯典》
“堯曰：'諮！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論語.堯曰》
《尚書》的說法簡言之，舜通過考驗之後，堯帝命其執政三年，然後讓出了天子之位，至於怎麼個“讓”法沒有明說《論語》也是如此。
“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墨子.尚賢篇》
如果《尚書》是漢儒偽造或改造的，那麼禪讓最早的出處就是墨家學說，儒家只是對繼承和發揚而已。然故事中被沒有提及舜舉禹，是否因為二者有殺父之仇有關不可知（“殛鯀於羽山”）。
墨子出身於下層社會，他的政治思想正反映了一般庶民參與政治的要求，因此墨家描述的舜是一個尋常百姓（“耕於歷山，陶河濱，漁雷澤”）。然而墨家只說過“堯舜禪讓”，因此“舜禹禪讓”則可能是儒家添的，巧合的是，禹的普通人形象來自於儒家典籍。
上述文獻中都未曾提及讓位的具體方式，“禪”一字最早出現於於《孟子》：“孔子曰：‘唐虞禪，夏後殷周繼，其義一也。’”
▲墨子訓徒
作為戰國時代的死冤家，墨家和儒家之所以會共同為堯舜禪讓故事抬轎子的原因有三：
一是因為兩家對治理天下的領導者有著相同的期望：賢能。墨家主張推舉賢人執政，儒家學說則主張舉賢，於是他們根據自身學說需要而共同創造了堯舜禪讓的故事。
二則是儒家有為尊者諱的傳統（可能更早），比如為何舜帝的“南巡”一去不返，兩個老婆卻在君山光哭鼻子一事具體如何筆者搞不清楚，只記得“靖康之恥”後徽欽二帝“北狩”去了。
三則是為了給後世提供一個優秀政治家的模板，目的就是要塑造出潔淨無瑕的、值得後人效法的理想人格。比如在談到堯、舜禪讓關係時，文字中刻意忽略了二人之間的翁婿關係，而只談其讓賢的用心。
四是打造政治的道德化，對於改變現實（君王暴虐、列國爭雄、貴族奢侈、戰爭頻繁）的有心無力，從而希望構成一種根本解決的想象，做宣傳的功夫。
後來墨家逐漸消失於歷史的長河，改頭換面的儒家則與皇權結成了緊密的政治利益聯盟，成為政治思想界唯一合法的存在，而“禪讓”也就從一家之說變成了主流思想，甚至史學上的定論。
二、來自先秦的質疑聲
如果說後世的質疑來源於臆想，那麼接近同一時代的質疑聲就不能置之不理了。
最早的疑點來自老子。作為周王室圖書館管理員出生的先秦首位大家，其學哲學、思想和文字上的成就不在孔子之下，雖然沒說過什麼，但如果他看過的書有確鑿關於上古“聖人”的記載的話，想必不至於得出“不尚賢，使民不爭”和“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的消極結論了。
而後來自戰國時代的質疑聲可謂鋪天蓋地。
同為儒家的荀子就把子思（《論語》主編）和孟子罵了一頓。
“夫曰堯舜禪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荀子·正論》
“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荀子·非十二子》
▲荀子論道
荀子認為，孟子為了包裝自己的理論而編造出故事言論，並說成是“先君子”之言，讓後世的徒子徒孫們難免信以為真。荀子所言必然包括了堯、舜、禹禪讓這些源自孔子的故事。
這個也很好理解，如同我們考場上寫作文著急忙慌找論據的時候，記不得也要隨手編幾個吧。
關於大於父親鯀被殺一事，其罪名不過是能力有限，治水無方，這肯定不至於死罪，除非是替舜背了黑鍋的替罪羊。因此屈原在他的《天問》中就為此而憤憤不平：
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伯禹愎鯀，夫何以變化？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
筆者的理解是：如果如果舜帝德行高潔，為何要殺一個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的治水專家？既然要殺，為何要關鯀三年？在等什麼？既然鯀治水無方，那是誰舉薦的他？又是誰有眼無珠提拔了他？殺父而用子，舜用的放心？違揹人倫的禹乾的安心？字字誅心，細思恐極。
韓非子也表示不同意。
“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
“古之所謂聖君明王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構黨與，聚巷族，逼上弒君而求其利也。”--《韓非子.說疑》
以法家一貫喊打喊殺喊抓人的姿態，或許為了自證而亂說不足為奇，但如果還有官修史書的實錘呢？
▲古本《竹書記年》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
作為官方史書（魏國）的《竹書紀年》具備極大地史學價值，近代考古對照發現其匹配性甚至高於《史記》。
堯被舜放逐到堯城囚禁，跟他所有的兒子隔絕，最後死在那裡。後來，舜還把堯的兒子流放到了丹水。風水輪流轉，數十年後，舜被“南巡”到了蒼梧，也就是今天的永州，最後死在野地。
如果記載屬實，那麼“禪讓”這個兩千多年的定論就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了。魏國自晉國，晉國是周成王弟弟的封國，也是春秋三百年周王室的保護神，因此接觸並拷貝國家圖書館的檔案是很有可能的。此外，按照那個年代史官“在晉董狐筆，在齊太史簡”的紮實本性，這本書的可信度當排第一。
三、原來漏洞百出
1.說法來源不靠譜
墨子出身貧民，這在當時幾乎決定了他接受教育的來源不可能是官方，並非出自貶義，一個未曾接觸過史學教育的人來對上古之事言之鑿鑿，可信嗎？他的參考資料在哪裡？用一句“軼散”可以糊弄過去嗎？究竟是道聽途說還是自己偽造？
▲《史記》所載的《書經》疑似孔子的《尚書》
而《尚書》是由孔子從上古時期的堯舜一直到春秋秦穆公時期的各種重要文獻資料精煉編定的，曾把它用作教育學生的教材，後毀於秦末戰火。
西漢立國後由秦朝博士伏生口授、用漢代通行文字隸書書寫的28篇的《尚書》才重新問世，幾經修改、增補而成為“四書”之一的儒家經典，但是否孔子原創已經不得而知。
話說同時代的其他典籍中甚至連堯舜禹的名字都很少出現，比如《詩經》中有若干禹，但堯、舜不曾一見；《尚書》中除了後出的《堯典》、《皋陶謨》中有若干禹，堯、舜也不曾一見，遑論“禪讓”了。換而言之可能整個人物和故事都是杜撰的。
這個也很有可能，比方說炎帝，其實是東夷部落聯盟首領的稱謂，數百年延續下來的話至少有有幾十個，而唯有最有名的那位方被納入傳說成為與黃帝公孫軒轅並列的存在。那麼堯舜禹是否也是部落首領的稱謂呢？這個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2.人性的推敲
魯迅先生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論語· 憲問》
而有些人完美得讓人不得不懷疑其真實性。瞎老頭“瞽叟”和弟弟“象”三番五次想弄死舜（現任天子駙馬都敢害，這膽子也是沒誰了），而舜登上帝位後則以德報怨，甚至將象封為諸侯，這個便宜弟弟是什麼德性不知道嗎？封個諸侯那不是禍害百姓嗎？究竟是對錯不明還是沽名釣譽？亦或是在賣人設？不過虛偽而已吧。
▲《二十四孝》大舜.孝感動天
上古聖人完美得如同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這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合理。筆者生活中有品德良好的人存在，但沒見過毫無個人訴求的，自古以來的賢臣良將莫不追求封妻廕子，功成身退而解甲歸田的能有幾人？
舜帝后來死於南巡途中，你說一個百多歲的退位天子不好好在家看雲捲雲舒，跑到蠻荒瘴癘的南方去巡視啥呢？衡山（丹朱的流放地）是去蒼梧的必經之路，想必此二人會見上一面吧。白雲蒼狗，世事無常，誰知這不是天意呢？
從舜禹受禪的被歷史神化，我們就明白了什麼是政治神話，什麼是政治謊言，明白了為什麼謊言被一再重複後，就成了絕對真理和不可顛覆的神話。
3.缺乏法理意思上的合理性
第一問，天下是誰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禮記·禮運篇》
意思上古時天下是人們所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有才能的人選出來，講求誠信，培養和睦氣氛，表達的是一種大同的理想社會。
第二問，既然天子出自推選，如何能夠私讓這公有的天下呢？
如果是公推制下的領袖，那麼天子的更換則天經地義，如何值得褒獎，就如同基於選舉制度的地方行政長官的更換，非要走一個“禪讓”流程豈非令人笑掉大牙？
第三問，到底是私有還是公有？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禮記·禮運篇》
披著公有制外皮的階層早已分化，既得利益集團和貴族集團已經成型，國家和政權的雛形已經具備，家天下不遠矣。
四、血淋淋的真相
任何時候最高權利的交接總是暗藏殺機的，當聯盟首領的實力和手段不足以壓制別的勢力的時候，那就非讓不可了。在公眾面前通過一種相對體面的方式來掩蓋改朝換代的事實，失敗者保留一世英名，而勝利者獲得權力和鮮花，不失為一種兩全其美（langbeiweijian）的好辦法。
1.《皋陶謨》的真實面目
《尚書》中有一個名篇叫《皋陶謨》，記載了某次帝舜朝見大臣，並於皋陶和禹討論了國家大計的事情。史官記錄這次討論的情況，。原文開篇部分如下：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禹曰：“俞，如何？”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淳敘九族，庶明勵翼，還可遠，在茲。”
禹拜昌言曰：“俞！”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這次特殊的朝會上禹在跟皋陶聊了一堆大道理（很像在演雙簧），最後對天下共主和殺父仇人--舜帝發難了：
禹曰：“籲！鹹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讙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謨”會議虛擬圖
“惟帝其難之”表現上是說堯帝都很難做到，但在所舉例證“憂乎驩兜”、“遷乎有苗”、“畏乎巧言善色侫人”的當事人卻都是舜帝。這意味著在朝堂之上直指天子沒能做到“知人”、“安民”，而這對是天子最大的失職。
史載大禹擬定的接班人正是皋陶，換言之舜帝在位之時二者屬於同盟關係，因此聯手逼宮之事當合情合理，筆者彷彿看到了舜帝在禹為首的眾大臣壓迫下抖動嘴唇，身體戰慄，汗汗如雨的英雄末路。
文章最後，在扯完治國道理之後，兩人意猶未盡。
皋陶曰：“朕言惠可氐行？”
禹曰：“俞！乃言氐可績。”
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這裡翻譯一下吧：
皋陶問：“我的話可以實行嗎？”
禹說：“當然，你的話可以實行並且會獲得成功。”
皋陶說：“我沒有別的考慮，只想贊助贊助帝德啊！”
朝會的主角明顯是大禹，而皋陶的言外之意不曉得認的是哪個帝的“帝德”，從言語關係上而言不是舜帝，更彷彿是後世權臣對天子的說教。
這篇古文被後人加工潤色了許多次，被用來闡述儒家的治國理念，但是它最初的樣子，或許就是史官記錄的的逼宮現場呢？
2.陶寺的考古發現
▲陶寺遺址
陶寺位於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村南，是中原地區龍山文化遺址中規模最大的一處，從遺址年代和《史記》記載“堯都平陽”（臨汾古稱平陽）來看，陶寺被學術界普遍認可為唐堯帝都。
考古隊員發現了規模空前的城址、與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觀象臺、氣勢恢宏的宮殿、獨立的倉儲區、官方管理下的手工業區等，說明了貧富差異和階級的分化。
更重要的是，陶寺文化發展的鏈條斷裂於中晚期，龍山文化中象徵權利的玉璋一個也沒出土。
考古發現，陶寺遺址曾發生過激烈的暴力破壞和毀滅行為，入侵者摧毀了城牆防禦體系，搗毀了宮殿宗廟等建築，殺死了大量青壯年，並挖掘了墳墓，徹底摧毀了堯都。
▲“IT5126HG8層還出土一具35歲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她被折頸殘害致死，並在陰道部位插入一隻牛角。”--王曉毅、丁金龍《從陶寺遺址的考古新發現看堯舜禪讓》
如此殘酷的現實顯然與儒家典籍上的美好描述是不符合的，是否是舜為了爭奪王位而搗毀了堯都並屠城，並將宮殿內的珍寶全部洗劫，強佔了堯帝的兩個女兒呢？
偉大領袖晚年批註《魏文帝被利用》時寫到“堯幽囚，舜野死”，原來他也是不信的。
五、有讓無禪的本質
讓位也許是真的，而心甘情願的“禪”則子虛烏有。
對於“禪讓”，易中天老師在《祖先》一書中說的很深刻：
“不得不讓，也不可理解為：能不讓就不讓，最好不讓。”
易老師還說到，如果人性本善，禪讓制就不會被廢除；如果人性本惡，禪讓制就不可能存在。也就是說“禪讓”是一個違揹人類的天性悖論，其正確性及可延續性也是相互牴觸的。
筆者也補充一點：
前面不讓，後面也不讓，唯獨堯舜禹讓。
▲黃帝世系圖，請自行放大
舉個栗子，黃帝以下的帝王直至夏商周三代全部是黃帝的直系後裔，堯所謂的“禪讓”也只是在遠房堂叔伯兄弟之間進行，大概孔子研究史書發現唯有堯舜禹不是世系帝王，所以才把他們打造成“禪讓”形象吧。
在氏族社會的最後階段，每一任部落聯盟首領（比如五帝）都能夠起到主導作用，但基於傳統和實力，他們不能明目張膽的培養兒子作為聯盟領袖的接班人，當年歲增長並喪失部分控制力的時候，會被最有實力的聯盟長老所架空，導致“被禪讓”情況的發生。
黃帝建立的的部落聯盟體系，在經過數百年繁衍後因內鬥頻繁而走到了走到了重新洗牌的時候，所謂“禪讓”就是原有制度最後的掙扎，家天下已經不遠了。
六、禪讓時代的終結
這個終結指的是上古時代，大禹通過治水這一國家工程最大限度的整合了當時整個社會的生產力和資源，建立起崇高的個人威望，並將大部分權柄和實力給予了兒子啟。
1.誅殺防風氏是一個里程碑。
“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國語.魯語下》
“防風氏後至，戮之以徇於諸侯，伐屈驁，攻曺魏，而萬國定。”--《路史·卷二十二》
“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長三丈,其骨專車。”--《述異志》
▲誅殺防風氏
然而防風氏不是壞人，還曾是大禹曾經的堅固盟友--治水的主力之一。按照《述異志》記載，“塗山大會”事件發生與治水工程完結之後，“執玉帛者萬國”說明與會者的目的之一是進貢，或者說稅賦，這已經有了國家財政的雛形，那麼防風氏被殺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遲到，而是“藐視領導”和“偷稅漏稅”，更是為了建立家天下王朝並給兒子啟掃除障而立威。
2.“讓”出去不情願，能做到“不讓”也需要手段。
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國策》
▲夏啟的鈞臺之享
大禹如果誠心禪讓的話有的是辦法，但《國策》卻說他在彌留之際的安排卻是給了伯益天子名義的同時將實權留給了兒子啟，啟迅速誅殺了伯益。
舜帝繼位時大家朝拜他而不是堯帝兒子丹朱，現在不是我不讓，而是天下部落非要向著我兒子，那就不是我的錯咯。--大禹獨白
大禹跟曹操說的“當週文王”異曲同工，做為時代的終結者的他巧妙地卸下了道德包袱，用兩代人的努力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七、禪讓的借屍還魂
當“禪讓”成為社會共識之後，各路按圖索驥的戲精們爭相上演著同樣的戲碼，從兩漢之際至北宋建國，“禪讓”甚至成為了改朝換代的必選動作。
1.燕王噲和漢哀帝的笑話
有心甘情願的“禪讓”嗎？
燕王噲算第一個，但非但沒能同堯舜並列，身死國破的他反而被群體嘲諷為天字第一號的傻瓜，而且怎麼看都實至名歸，連孟子都看不下去了：
“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戰國策·燕策一》
有“斷袖之癖”典故的漢哀帝曾想讓位於基情四射的男寵董賢。連江山都可以拱手相送，原來白馬會所的禮物清單不過小兒科罷了。
2.儒家首秀卻砸了自家場子
兩漢之際，在儒家知識分子的慫恿和支持下，儒家代表王莽順利按照古法實施禪讓成為了“眾望所歸”的天子。既然是儒家，那自然要按照本家思路來幹活，然而擺脫法家制度後的“復古改制”很快將社會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身敗名裂的王莽則獨自背了全天下的黑鍋。
拋開某些朝令夕改的混亂和其他不合理因素，改革總體仍是按照儒家思想體系進行的，因此王莽改制的失敗意味著儒家首秀的一地雞毛，並證明了所謂“聖人”的扯淡屬性和儒家的理想狀態只是脫離實際的烏托邦，比如18世紀歐洲的空想某某主義。
3.沒完沒了的禪讓
除開五代時的軍閥混戰，從兩漢到宋初幾乎所有的改朝換代最終都是通過禪讓來實現的。
▲電視劇《軍師聯盟》剪輯
標準的“禪讓”流程首先來自前任的“內心認同”，德福淺薄，自願仿效先賢而讓天下，我為了天下萬民不得已而據之，但這種擱誰身上都要笑醒的好事卻還必須再三推辭不接受（感覺在收紅包）。
漢帝詔曰：“... ...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 ...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羨而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於魏王。“--《三國志.魏書.文帝紀》
以《三國志》惜墨如金的作風居然用了幾乎整個章節的兩萬多文字來描述這一盛況，如同上古一般莊重肅穆和冠冕堂皇，如果不是野史和《三國演義》的各種編排，怕信的人還不少。
然而這些內幕，芸芸眾生又有誰會知道呢？唯有曹丕在當年辦完事之後，對著滿朝大臣說了一句喜滋滋的話：
帝升壇禮畢，顧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魏氏春秋》
貌似洩露了天機。
禪讓也不盡然是和平交接，曹氏的報應彷彿天意。在司馬氏篡位事件中，高貴鄉公曹髦丟下一句流傳千古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後就帶著“三百家僮”踏上了討伐司馬氏的不歸路。
▲奮死反擊的曹髦
曹髦依然是高貴的，雖然衝動，但依然有天子勇氣和擔當，作為第一個儒家體系建立之後的被明目張膽“弒殺”的皇帝，他將司馬氏永久地定在恥辱柱上，甚至連自己的後人都抬不起頭，也為“禪讓”做了一個合理的註解。
但是然並卵，後續的“禪讓”流程一點也沒落下。
自劉宋篡位之後，除了趙匡胤選擇優待前朝後裔之外，其他皆以斬草除根為己任。無他，心虛而已。
八、總結
自古唯聞父兄傳子弟，而無先聖傳後聖，“讓”是一種基於形勢的必須，而“禪”的前面則少了一個“被”。權力的爭奪總是複雜甚至醜陋的，禪讓制背後的無奈就在於“子不肖”，扶不上牆的兒孫輩不能接過父輩的衣缽，而“禪讓”則是遮蓋血腥的遮羞布。
而這段精心編排的政治謊言被一再重複後，就成了絕對真理和不可顛覆的神話，甚至正史，其實不過一場政治春夢罷了。
涼州七里
不同的史書對於堯舜禹之間的禪讓有不同的記載，司馬遷之所以把堯舜禹寫為先賢聖人，這源於儒家學派一貫奉行的治世主張，是對大人物進行了包裝的結果。
一、《竹書記年》的記載更為可信
《史記》成書於漢朝，司馬遷對於禪讓制的記載主要來源於《尚書》，而《尚書》這本儒家經典成書於春秋時期儒學興起之時。而同時期誕生於晉國的《竹書記年》卻有完全不同的記載。《竹書紀年》記載了堯在晚年的時候被囚於平陽，如果是禪讓，用得著囚嗎？這分明就是篡權！各類書記都記載了，舜在晚年的時候曾經南巡，作為一把年紀的老人，古代交通那麼不便的情況下，哪能經得起的舟車勞頓？這分明是順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出走的。這也說明禪讓的背後只是一個噱頭，而本質上卻充滿了明爭暗鬥。所謂好聽的禪讓，只不過是黃帝的後人在家族之中權力爭鬥的結果。
韓非子說：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
而韓非子也毫不客氣地記載他們為弒君奪權。即便是儒家經典中所記載的大禹的父親鯀為舜所殺，那麼，舜把王位禪讓給禹，他會有好結果嗎？如果按邏輯能解釋的恐怕是大禹沒有辦法在王廷待下去，三過家門而不入，13年漂泊在外，聯合了周邊所有的部落和家族最終打敗了舜，奪取了權力。
二、儒家仁政的主張對上古人物進行了包裝
春秋時期，百家爭鳴。儒家學派興起，以孔子為標誌發展成一個影響力極大的學派。儒家主張“仁政”、“有德者居之”等，必定要為自己找依據。其實這明君、聖人並不好找，而上溯1500年的上古時期，記載最少，口口相傳，很難追溯。所以儒家對於堯舜的包裝最無爭議。於是，上古時期禪讓制就這麼被記載在了歷史中。像這樣的謀朝篡位後世也不少，但很不幸的是，後面的歷史有文字記載的非常清楚，否則估計現在我們還在歌頌漢獻帝的德行呢！也許司馬遷著重寫了堯舜之德也是在反映當時他對漢武帝的做法有多麼不滿。
司馬遷生活的時代，已經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代了。儒生們拿著這個觀點，統治了中國2000多年，成為古代封建社會主流的思想。
牧漁子
堯舜禹之間很可不是禪讓，而是權利鬥爭的結果，有以下原因：
一是關於那個時代的記載比較少，而《史記》是人寫出來的，在沒有其他資料可供參考的情況下，只能相信司馬遷。但是司馬遷離堯舜禹的時代已經很遙遠了，其可信度不高。
二是如果從人性的角度很，堯舜禹之間很有可能是權利鬥爭的結果，這點從動物世界裡面就可以看出，強者為王，而且那個時代沒有各種學說，完全是實力說話，實力的較量本身就是鬥爭。
三是司馬遷受儒家學說的影響，在寫這段歷史時候摻雜了個人的情感，把他們之間寫成禪讓關係，這樣可以給當世以及後世的統治者一個榜樣，這也有可能是馬馬遷理想中的權利轉讓模式。
四是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進展，人們對那個時代的信息也會越來越多，相信不久的將來一定會還原那個時代本來的面目，
天擇雜談
堯帝開創了帝王禪讓之先河，在位七十年，認為兒子丹朱不成器，決定從民間選用賢良之才。堯問四方諸侯首領：“誰能擔負起天子的重任？”四方諸侯首領說：“有個單身漢，在民間。叫虞舜。”這才走訪、考驗之後才傳位給舜。相傳禹治黃河水患有功，受舜禪讓繼帝位。
《汲冢竹書》、《括地誌》《詩經》、《尚書》、《左傳》、《山海經·海內經》、《呂氏春秋》、《淮南子》其中都有記載。西漢時期的司馬遷才撰寫《史記》，而司馬遷祖上就是負責編寫記載歷史的記錄官，司馬遷編寫史記也是根據之前文字記載而成，只是一個收集整理者。《史記》可信度是非常高的，裡面記載的的很多東西都通過考古證實了，所以才會更多的人相信他。
搬講歷史
堯舜禹益，政權都是禪讓。只不過腐儒們把禪讓曲解了。首先，。講禪。這是古代的一種祭天儀式。讓。就是責備人。舜帝篡權，堯帝讓他晚三年。幹出政績，就接班。舜帝不同意，。急著搶班奪權。堯帝無奈。只好舉行祭天儀式。向上天告狀，訴說舜帝罪過。並派心肚腹，執節當面責備。如此禪讓。不是賢讓讓賢。禹效法舜，比貓畫虎。讓舞屈服。伯益得前輩真傳。將大禹趕下臺。堯舜禹都舉行過禪禮。於事無補。都灰溜溜下臺稱臣。這就是所謂的禪讓制。
主天安
除帝王改朝用戰爭式外，老王死，其子繼承式就是禪讓式，民間更如此，如部族的族長首長巫師的三長老管理層，有選族長的方式，也有血統傳繼方式，首長多由技能高超者自然形成，巫師由徒弟裡最佳者擔任。現在西南各少數民族中仍保留沿用著。
而阿聯酋這個國家，就是幾大酋長，輪流任國王的。
講堯以前受禪讓，一見就跑，聽見者洗耳，再聽見者不在洗耳下流水處，飲牛喝水，而牽上游處飲牛喝水，怕當王一詞汙了牛。
這不是瞎編，是事實，因當時整體人群，分散居住後，公務公事由王打理主持，其費用自掏的，因此耗時耗力又自掏費用，誰受讓，誰逃走躲開，不當任的。現在農村內單姓莊裡的族長仍如此，西南各少數民族的三長老也如此。即白乾無報酬外，還貼錢辦村內公共公務事的。三長老不是村長，村長屬政府最基層小官，有工資的。三長老是族群自管體系，由史傳承關係。
古中國記載史僅周朝初期才有八家共耕一塊田，這塊田收成供公共公務人員享用，而才有脫產管理層現象發生，周朝中期廢井田式，改成各家戶兌禾供公共公務人員費用形成方式，周朝後期兌禾改成徵稅供公共公務人員一切費用的開支支付，從而才有了爭當王的殺鬥出現。
悟空問看後咱也在其上留上點啥。
味哎兒
在《竹書紀年》等古代文獻中，就記載五帝的權利交接充滿了陰謀、血腥，禪讓那是騙人的鬼話，是儒家篡改史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