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頓·弗裡德曼：經濟學家可能知道的並不多，但我們非常清楚一件事：如何製造短缺和過剩。你想要短缺嗎？讓政府立法規定一個最高價格，這個價格低於通常的價格。
——馨金融
洪偌馨/文
年前跟不少業內朋友小聚，談及2020年新金融行業的形勢，大家都愁容滿面。大家關注最多的話題應該就是消費信貸的利率紅線，畢竟這塊業務幾乎是所有公司利潤的主要來源。
年利率36%以上為非法放貸，這是「兩高兩部」文件所劃定的監管紅線。在此基礎上，2019年末，部分持牌消費金融公司還收到了監管部門的窗口指導，要求他們將貸款年化利率降至24%以下。
而這個36%和24%究竟是APR口徑（年化收益率，Annual percentage rate），還是IRR口徑（內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也引發了一番大討論。
但是不久前，央行專門在微信公眾號上推送文章，揭露信貸常見的三種利率陷阱，以非官方文件的形式確定了IRR的「官方身份」，口徑的變化也在無形中進一步收緊了消費金融行業的利率上限。
在公安部打擊套路貸的大背景下，設置利率上限似乎已經成為規範消費金融行業最有效的手段，但設置利率上限是否可行？設置多少位上限更為合理？似乎更成為一個待解的難題。
前幾天，我在整理資料時找到一份世界銀行在2004年發佈的報告，其主題就是討論利率上限與小額信貸行業發展之間的關係。即便今天來看，這份報告所觸及的話題和觀點都並不過時，先拋出其中的一個結論供大家探討：
強制規定利率上限讓正規和半正規的小額信貸機構很難甚至是無法覆蓋成本，最終被擠出市場。貧困客戶要麼成為被遺忘的角落而無法獲得金融服務，要麼就只能去非正規的信貸市場借錢，支付更高的費用。
事實上，眼下中國消費金融行業所面臨的挑戰也不僅是利率上限而已。過去一年，轟轟烈烈的數據和催收行業整治，既有的商業模式受到重創，原本高速奔跑的狀態突然來了個急剎車。
值得警惕的是，行業的規範固然重要，但是合乎經濟規律、保持可持續發展的可能同樣不容忽視。普而不惠固然不可取，但惠而不普，可能也讓這個行業失去了它本來存在的意義。
1 如何看高利率？
時移世易，報告中的一些數據顯得有些老舊，甚至行業情況也有所改變。比如由於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發展，使得小額貸款的運營成本和管理成本大幅下降，這使得貸款利率有了進一步下降的可能。
但從各項數據來看，我們距離「普惠」的目標顯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這份十六年前發佈的報告中提到的一個重要的觀點是：貧困人口普遍認為，能夠持續地獲得信貸服務比為獲得信貸服務而支付較高的成本更為重要。換言之，與單純的「惠」相比，對於部分長尾客戶而言，或許「普」才更加重要。
恰恰是一定程度上所謂的「高利率」，才保證了這一目標的實現。
根據報告，小額信貸信息交流中心（下稱，MIX）統計可持續發展的小額信貸機構數據顯示，正因為小額信貸機構能夠收取反應真實成本的利率（包括機構能夠擴張的成本），它們才成功地將其服務範圍延伸至貧困客戶。
2004年，MIX分析了小額信貸機構為貧困客戶（人均年收入低於人均GDP20%的，或者是人均年收入低於150美元的客戶）提供服務的情況。在低端市場中，收取可持續利率的小額信貸機構的客戶數量是不收取可持續利率小額信貸機構的6倍。
相比於銀行，小額信貸機構因為服務人群和方式以及資金成本等差異，無論如何通過技術提升效率，其成本都要遠高於大多數銀行，這是不爭的事實。
世界銀行在報告中強調，當小額信貸機構必須面對利率上限的限制時，由於機構無法覆蓋操作成本，它們通常會逐步退出市場，發展更加緩慢，或者縮減他們在農村地區或其他成本更高地區的業務，削弱市場擴張的積極性。
市場萎縮的例子在很多國家和地區都能找到。
尼加拉瓜在2001年專門針對某些特殊類型的貸款機構（包括非政府組織小額信貸機構）規定了利率上限，結果這些小額信貸機構的年貸款增長率從30%下降到了2%，部分機構從風險和操作成本更高的農村地區離開。
在西非地區，地區中央銀行對非銀行類貸款機構強制實行27%的利率上限，一些大型機構也迅速從偏遠和貧窮地區撤出，而把業務重心轉移到了成本更低的城市地區。與此同時，平均貸款額度提升，貸款對象轉變為收入相對較高的客群。（注：世行報告中的利率皆以APR口徑計算，故實際利率高於27%）
世行通過對比小額信貸在23個有利率上限的國家和7個沒有利率上限（或利率上限影響極小）的國家市場佔有率後發現，前者的市場佔有率只有4.6%，而後者則達到20.2%，是前者的4倍有餘。
事實上，這也是國內市場所面臨的處境。
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兩高兩部」發佈的《關於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中，關於36%利率的設定不僅包含了以往常常被討論的「砍頭息」，甚至包含逾期產生的罰息和違約金等。
換言之，這對於還款人的威懾力進一步降低，而催收難度和成本進一步增加。
我們以合規、展業能力和資金成本優勢都相對較強的消費金融公司為例，2019年上半年數據顯示，幾家頭部公司的資產規模、營收和淨利潤等指標增速均有所放緩。
事實上，當部分消費金融公司真的將年化貸款利率降低至24%甚至更低時，這些平臺服務的客群甚至展業的方式都在發生變化。
過去一年，許多平臺都採取了審慎的策略。為了保持風險的可控性，他們開始縮減獲客，將重心轉移至更加優質的客群，換言之，他們只能拋棄那些收入更低、風險更高的客群，甚至與商業銀行爭奪信用卡人群。
與此同時，2019年以來，居民短期消費貸款下滑明顯。2019年5月，居民短期消費貸款存量同比增速為19.91%，相對於2018年5月的32.96%下降了13個百分點，相當於減少增加短期消費貸款9700億。
2 有罪or無罪？
當然，高利率存在的合理性和設置利率上限的弊端並不意味著機構可以肆無忌憚地「掠奪」用戶。
拋開公安部門打擊的「套路貸」等惡性事件不談，在任何一個市場上，保護金融用戶的消費者權益也都是監管部門最重要，也是最基礎的議題，只是監管方式有所不同。
世行在報告中指出，競爭是降低小額信貸成本和貸款利率的唯一最有效的方式， 促進小額貸款競爭的政策如果能與如「誠信貸款」法這類保護消費者的措施相結合，能夠長期有效地達到在保護消費者利益的同時又促進小額信貸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先來看市場競爭，如上圖所示，在四個沒有利率上限的競爭性市場中，小額信貸行業的貸款回報率從1997年的57%下降到2002年的31%。經營效率（總管理成本）在同期改進，在比率上表現為從38%降至24%。
在其中一些原本有強勢競爭者壟斷的地區，小額信貸業的利率以每月減少3.5%到5%的速度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小額信貸行業保證充分競爭的前提是，即便是高風險用戶群體的基本權益也能得到有效的保護。比如，禁止放貸機構不考慮借款人的償還能力而放貸、欺詐定價、濫用貸款回收手段等，否則機構將得到嚴厲處罰。
這也是美國、加拿大、歐盟的一些成員國家所採取的方式，要求使用適合所有類型借款者的、標準的數學公式公開披露利率和所有其他貸款成本。
例如「誠信貸款」法等，要求貸款人以有效利率指標向借款人披露貸款的真實成本，同時還要求在所有貸款文件和其他公眾可以獲得的材料中解釋其他重要貸款事項。
事實上，歷史上許多國家和地區也在遭遇市場亂象甚至危機後討論過設置信貸利率上限。比如美國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設定利率上限的話題被學者頻頻提起，但最終並未落實。
而香港在2001年開始放鬆利率上限管制之後，為了打擊過高的貸款利率和敲詐性貸款行為，雖然設定了利率上限，但是以年息超過60%為標準，且在適用範圍上儘可能小，僅限於特定對象。
而在其他國家和地區，設定利率上限時也多以「Payday Loan」等為特定對象，以免借款人陷入債務危機。
此外，培養和提升借款人的金融素養也是重要一環。也就是用戶在收入、支出、儲蓄、借款、投資等資金進行良好的管理所需要具備的知識、技能和態度。
3 往何處去？
去年以來，伴隨著一系列監管政策的出臺，消費金融行業被套上了層層「緊箍咒」。
和從業者們交流時，發現大家對於未來都頗為悲觀。
中國宏觀經濟的換擋使得消費增長勢頭有所放緩，在2010年末，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為19%，這一數字在2015年3月降低至10.2%，而到2019年5月進一步下跌至8.6%。這意味著消費的驅動力本身在減弱。
與此同時，大數據、套路貸整治監管風暴尚未結束，監管對於暴力和軟暴力催收的打擊，包括此前平安普惠案判決後（傳送門：《融擔迷途，下沉之路》）法律判決的傾向，都使得消費金融機構的經營成本大幅增加。
黑產猖獗、老賴縱橫，一個從業者朋友透露，在同樣一個投訴平臺上，你可以看到不同投訴者用同一種話術對不同的消費金融平臺進行投訴，儼然已成為另一種「套路」。
從業者看不清前路、深陷迷惘與徘徊，可能是整個行業所面臨的最大困境。
（PS：可在首頁頁面回覆關鍵詞「利率」獲得世行報告全文。）
在這個信息氾濫的時代，你我都該珍惜原創的價值，相信優質內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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