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倫斯·H·薩默斯 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大學前校長，現任哈佛大學教授
在2020年，國內政治、地緣政治以及經濟問題將緊密關聯，程度是幾十年來最高的。經濟的疲軟以及世界上很多地方出現的問題重重的治理方式，有可能導致一個惡性循環：經濟的糟糕後果，將會在國內導致激進的民粹主義，在國外導致更粗暴的民族主義；而隨著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這反過來又會讓經濟形勢惡化，造成投資下降，進而使得消費者信心下降。糟糕的經濟驅動著糟糕的政治，然後讓經濟更為糟糕，政治更為惡化。
不論是經濟還是政治層面，2020年從一開始就會動盪不安。這既是壞消息，也是好消息。或許，全球經濟將陷入衰退，重大的政治事件甚至是軍事對抗的風險，將比冷戰結束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高。但從更樂觀的角度看，由於預期較低，人們不需要太大的努力，就能產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從而帶來經濟與政治環境改善的良性循環。
首先，從經濟方面說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創造性地用“同步放緩”（synchronized slowdown）一詞描述了當前的困境：全球90％的經濟增長正在減速，預計整體增速將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出現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緩慢。這其實是長期停滯的委婉說法，全球經濟的這種特徵也日益明顯。在人口增長緩慢的環境下，無論是不平等的加劇，還是回籠儲蓄資金的高度不確定性，都已成為關鍵問題。
與上世紀30年代一樣，在健全的金融和政策基礎上，發達經濟體也無法以健康的速度實現持續增長。根據市場預期，各國央行在未來十年將無法實現2％的通脹目標。即使是為了滿足選民的願望，解決他們所認為的中產階級生活水平增長乏力的問題，各國也不得不在全球範圍內發行15萬億美元的負利率債務，在和平時期出現空前的鉅額預算赤字，並放任各種金融行為不受監管。
在全球經濟中，儘管新興市場所佔的份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得多，並且在度過金融危機時所表現出的韌性也超出了大多數人的預期，但其成功仍然依賴發達國家。最成功的新興市場增長軌跡，便是建立在向發達經濟體出口工業製成品持續增長的基礎之上。但經濟增長放緩、製造業迴流以及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意味著在未來幾年，這條增長之路將越走越窄。近年來，對於新興市場增長的預測，一直處在過於樂觀的狀態下，我擔心這種情況會持續下去，深刻的結構性挑戰將在未來幾年接踵而至。
如果僅從這些經濟挑戰本身來判斷，形勢會非常嚴峻，儘管這一切或許並不會比過去的石油危機、嚴重通脹或是金融危機更嚴重。讓當前的挑戰變得更糟的是，幾乎所有地方的理性應對能力的惡化。美國曾經憑藉一手主導的國際體系贏得冷戰，並推動新興市場的社會發展水平逐漸向發達國家水平靠攏。但如今，在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卻對民族國家間無休止鬥爭的舊時代觀念深信不疑，並帶頭退出全球一體化。在貿易協定、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等議題上，美國都是缺位的。
指責特朗普已經成為一種潮流，而他本人也幾乎從未錯過任何一個犯錯的機會。但需要謹記的是，在特朗普宣佈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之前，反對TPP的民主黨人多於共和黨人，而民主黨2020年大選的候選人可能會抨擊特朗普對華政策過於溫和。從某種意義上說，二戰後人們對美國領導地位的共識，可以用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認識來蓋棺定論。奧巴馬的大戰略可以歸結為四個字：不做蠢事。
更本質的是，美國所出現的民族主義轉變，也就是以英國脫歐為突出典型的全球趨勢的一個表象罷了。基於理性的健康經濟運行以及國際合作的決策，正被一波洶湧的民憤和民族主義幻想所壓倒。
對全球一體化市場的更多抵制，以及外國投資與國際合作的減少，只會意味著經濟增長的放緩和工薪階級更多的不安全感與挫折感。屆時，他們將更有可能團結在那些有著最簡單敘事方式和最廣泛空頭支票的人身旁，而不是對回到中間派的合作政策予以支持。這隻會加劇經濟衰退。
在世界範圍內，2020年最重要的一項選擇將是美國選民在大選中做出的抉擇。美國曆史上，還沒有哪個時候像現在一樣，方向的校正顯得格外重要。美國和世界都需要一位視團結高於衝突、追求包容的全面繁榮的美國新總統。這意味著美國需要將重點放在基礎設施、教育和創新方面的必要公共事務投資上，提高稅法的效率和刺激作用，讓企業專注於滿足社會需求，而不是挑起勞工與企業、中產階級與富人之間的戰爭。
2019年10月15日晚，美國2020年大選民主黨初選第四次辯論在俄亥俄州奧特本大學舉行。12名民主黨候選人就自動化、減稅、非法移民等議題在辯論中一較高下。這場由《紐約時報》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聯合主辦的辯論是民主黨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一場辯論。
同時，這還意味著結束美國目前針對全球多數國家的貿易戰，停止利用反覆無常的貿易舉動來產生影響力，放棄利用外交手段來追求國內政治目標。恢復美國的盟友體系，抵制保護主義，與其他國家一道應對氣候變化、逃稅和新技術監管等全球性挑戰，才應該是關注重點所在。
美國去做什麼，奉行什麼樣的政策，以及用什麼樣的方式影響世界其他地區，都需要作出改變，才有可能避免惡性政治和經濟循環。大蕭條期間羅斯福的當選，西方自我懷疑期間裡根的當選以及伊拉克戰爭後、金融危機期間奧巴馬的當選，都對世界體系的變化產生了複雜影響。山巔之城的變化，人們都會盡收眼底，並會進行仿效。無論結果是好是壞，至少在2020年，這一切都會真實地發生。
閱讀更多 中國新聞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