礪石導言：在資本領頭的情況下，企業經營，甚至創業的初衷已經發生了邏輯上的本質變化，變得極其激進和短視。企業除了一輪一輪搶奪市場、推高估值、收割韭菜，既沒有道德，亦沒有規則。
劉國華 | 作者
資本如水，善則灌溉萬物，惡則如洪水猛獸。失去必要約束的資本，猶如貪婪的鯊魚，永遠想在第一時間尋找到最新鮮的血液。
近幾日滴滴順風車司機殺人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民間激憤四起，大有集體絞殺滴滴的趨勢。本文無意討論滴滴之惡，僅談論在資本領頭的現狀下，企業道德價值觀缺失的整體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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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在美國某高速公路上，13歲的理查德·格林蕭坐在鄰居駕駛的一輛福特平託(Ford Pinto)牌汽車上。
本來正常行駛的汽車突然減速停止，隨後被後面高速行駛而來的汽車追尾。之後是油箱爆炸，汽油外溢，接著馬上汽車起火、爆炸。事故除了造成司機當場死亡外，小格林蕭也嚴重燒傷，面積達90%。在此後的6年裡，孩子先後接受了60多次修復損傷的手術治療。
事故發生後不久，孩子的家庭委託律師將福特汽車告上法庭，官司持續5年多。委託律師指出，該次事故是由於汽車的設計錯誤所致，因為油箱安裝在車輛的後座下部，距離離合器只有8釐米多一點，一旦有中等強度的碰撞就能引起爆炸
緊接著原告方又提供了一個驚人的事實：在第一批平託車投放市場之前，福特公司的兩名工程師曾經明確地提出過要在油箱內安裝防震的保護裝置。福特汽車通過計算認為：如果要對這款車加裝安全裝置，則每輛車增加的成本約為11美元。按1100萬轎車和150萬卡車的產量算，其成本大約為1億3750萬美元。可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按追尾事故致死率等算，充其量有180個福特平託車車主死亡，180位燒傷，另外預計會有2100輛汽車燒燬。按當時賠償水平，每位死者20萬美元，燒傷者6.7萬美元，汽車成本為700美元，總計預估損失金額為4953萬美元。
對比安裝油箱保護裝置所要花費的1億3750萬美元，成本相差了8797萬美元之多，因此福特汽車就平託車油箱設計缺陷保持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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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資本在成本面前權衡的典型邏輯。
不少人把這個例子當做批判美國社會資本嗜血的明證，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1978年，也就是家庭和福特打了5年官司之後，最終陪審團開出1.25億美金賠償的罰單。陪審團的理由是：由於不安裝必要的安全裝置的決定，福特公司節省了將近1億美元的成本。而1億美金的賠償也並不意味著對福特汽車公司無視消費者生命安全的懲罰，所以陪審團要求在節省的總額中加上2500萬美元，這樣共計1.25億美金。當然，該案最終的結果是加州桑塔-阿納法庭在判決時沒有采納陪審團的決議，最終賠償減至350萬美元。考慮到這是1978年，350萬美元的賠償仍然可以被視為一個天價的鉅額賠償。
與福特公司類似，1999年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被加州一家法院裁定，向2名婦女和4個孩子賠償49億美元天價賠付。理由是通用公司明知油箱存在問題，但通用汽車公司為了利潤卻沒有進行響應的修改。
馬克思說過：“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逐利是資本最基本的特徵，這在一方面客觀上推動了商業社會的快速發展。但逐利的資本失去了法律和道德底線的約束，人類社會將被資本帶入一個無底的深淵。資本不可以為了短視的利潤，而拋棄善良無辜的生命，奶粉也罷、疫苗也罷、滴滴也罷，選擇尊重生命是一個基本的道德底線。
索羅斯曾說過“資本市場上沒有道德，只有規則”。然而可惜的是，在當前普遍資本領頭的中國商業社會，除了一輪一輪搶奪市場、推高估值、收割韭菜，既沒有道德，亦沒有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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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約瑟夫·熊彼特認為，現代經濟學至少具有兩個源頭——道德與政治哲學。但經濟學發展到現代，研究者們越來越側重於“實證”研究。道德這個約束因子，現代主流經濟學基本不研究。
這在一定程度上用理論“指導”了企業對利潤的重視，資本對自身利潤的痴情。在嗜血的資本市場，普遍開始利潤判斷價值，就如我們在成王敗寇的成年人世界裡，用勝負衡量價值是一樣的道理。於是，君子小人不足為辯，金錢與權力一言九鼎。
關於資本的瘋狂，筆者曾在《資本的狂歡與創新的落寞》一文寫到：
資本開始由原來幾十萬、幾百萬投，到幾千萬甚至上億美元的砸錢，都變得極其平常。一個個火爆的熱點項目，從共享概念，到人工智能，再到“凌晨三點不休息”的區塊鏈，每輪融資之間的時間間隔被迅速縮短。投資者瘋狂到完全不顧商業節奏，只想往熱點項目裡面放錢等著收割。滴滴、摩拜最熱的時候，很多投資人在日夜排隊等著電話那頭要他們送錢去。
一些普遍看好的“獨角獸”項目，上輪剛融資結束就漲價幾倍，馬上又開始下輪新融資。這些以前看起來很不合理的融資速度，一度讓投資者們還覺得不夠快、不過癮。
在資本領頭的情況下，企業經營，甚至創業的初衷已經發生了邏輯上的本質變化，變得極其激進和短視。道德底線與社會價值被丟在一邊。
著名管理學家德魯克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鞋子是真實的，而利潤只是一個結果。”但是在資本領頭的商業社會，邏輯卻反過來了：利潤是結果，鞋子只是工具。而且這種鞋子的作用，並不見得是為了讓你穿在腳上舒服，而極有可能是一個“迎娶”資本的手段。
這樣的結果是，被資本追捧下的明星創業企業，把資本快速變現作為最核心的指標。至於產品真正能為消費者提供什麼價值，企業能否基業長青並不是他們迫切需要面對的問題。為此，他們敢於欺騙政府與市場、蒙哄用戶，甚至無視生命，在投機的路上越走越遠。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以資本思維為榮，產品思維為恥。
長江商學院教授薛雲奎在2018年4月發表的《從財務分析角度分析：中興通訊為何鋌而走險？》一文中，我們依稀可以看到既是像中興通訊這樣的大國企對資本思維的崇拜：按照薛教授的財務分析，中興通訊雖然號稱是“全球領先的綜合性通信製造業上市公司”，但過去10年的盈利完全依賴減持股權紅利和軟件產品出口退稅及政府補貼支撐，並且涉足房地產開發、新能源等非相關多元化產業領域，以求資本上的快速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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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領頭下，企業開始關心兩件事：一是如何快速擴展市場，推高估值，視用戶為流量而非生命，為此不惜作假、低俗、誘騙；二是如何快速實現投入資本的變現，為了“誘敵深入”的戲碼層出不窮。
在人性貪婪的底色下，資本如快速充氣的惡魔，變得極其兇猛。很多企業迫不及待拜倒在資本石榴裙下，之後毫無耐心的資本茹毛飲血，殘忍將原有企業的根基吞噬乾淨，轉身開始下一家。
俏江南便是資本吞噬下的一個突出樣本。創始人張蘭曾野心勃勃地要擴張地盤，但風投資本一紙“對賭協議”最終將張蘭逐出俏江南董事會。之後，張蘭被曝註銷戶籍、變更了國籍，落戶加勒比島國。
資本領頭下的俏江南，讓一個創業者徹底從自己創辦的企業出局。不管張蘭願不願意承認，她一手做大的俏江南如同一個已經出售的“心肝寶貝”，已經與自己毫無關係。不僅如此，俏江南昔日的少東家汪小菲也南下打工，變成了某公司的首席品牌官。
這是一個悲情的資本與企業的故事。但資本市場就是這樣，嗜血的本性不會因為悲情而改變。而且這種被資本驅趕創始人的故事，在商業史上一次次上演，而且似乎看起來愈演愈烈。
19世紀後期，作為中產階層家庭的愛迪生，為了發明電燈每週不得不支付高達800美元的投入。在這項耗資巨大的項目面前，愛迪生不得不低下頭來找到銀行家摩根，拿到200萬美元的投資，併合夥開辦了愛迪生電燈公司，出任CEO。之後，愛迪生和摩根產生分歧，資本開始說話，愛迪生被趕走。
大家耳熟能詳的是喬布斯被資本趕走的故事。1976年，喬布斯依靠1300美元開始創業，推出個人電腦，並因此取得巨大的成功。不久，IBM公司也開始醒悟過來推出了個人電腦，使得喬布斯的電腦節節敗退。董事們便把這一失敗歸罪於喬布斯，於1985年4月經由董事會決議撤銷了他的經營大權。
人被趕走如何，好的產品因為不夠盈利，被時常“趕走”也是常事。有一本書，叫《藥業的秘密》，它講醫藥業這個行當裡，有很多不足為外人道的一些秘密。那些曾經在醫藥市場上，非常便宜又很有效的經典藥消失了。消失的原因很簡單，就是資本領頭下的行業，不允許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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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書店創辦人吳清友有一句話：“一個企業真正的創新，是價值觀的創新。”一個企業有什麼樣的價值觀，它便會做出什麼樣的行為。只是在資本領頭下的企業，很少會把社會價值與道德當做首要的原則。
對於他們而言，價值觀太虛，道德太貴，等收益太久。
他們不知道的是，企業有了社會價值和道德的支撐，市場會願意給他們多得多的試錯空間。他們不知道，在信息化如此發達的互聯網社會，芸芸眾生，蒼頭黔首，都在透過互聯網看著他們。這個時刻最為考驗價值觀的成色，任何偽裝、矯飾都沒有意義，瞞不過時間。
1980年，當28歲的霍華德·舒爾茨第一次走進星巴克位於西雅圖的店面時，吸引他的不僅是星巴克咖啡豆的香氣，更是老闆宣稱要提供美國最好的咖啡豆，賺不賺錢倒是次要的。當時的舒爾茨正在施樂公司工作，有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但是星巴克創始人的核心價值觀和發自內心的熱情，深深的吸引了他，而他也希望把這種價值觀傳達給別人。
因為這種責任感和社會價值觀，舒爾茨來到星巴克出任市場主管工作。之後，舒爾茨離開了星巴克自立門戶，幾年後將星巴克收購。因為價值觀，舒爾茨創造了一種新的商業模式和代表生活方式的咖啡文化，成長為一個既“可敬”又“可愛”的品牌
在舒爾茨的自傳《將心注入》中，他描寫了許許多多星巴克發展中的故事。故事裡的人滿懷熱情，追求夢想，堅持核心價值觀，從而成就了一個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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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麥考裡大學教授曾寫過一本書，叫做《萊茵模式——如何開創和諧的常青基業》。她認為，在商業文明發達的歐美存在兩種資本主義模式，即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的自由資本主義即英美模式，以德國、瑞士等萊茵河流域國家為代表的社會資本主義即萊茵模式。
與英美模式相比，歐洲的萊茵模式在企業微觀層面，存在兩種基礎的企業價值觀模式，即英美模式又叫蝗蟲模式，萊茵模式又叫蜜蜂模式。英美模式又叫蝗蟲模式，顧名思義，蝗蟲所過，寸草不生，強調競爭、利潤最大化甚至是掠奪式發展等基本價值主張。
萊茵模式又叫蜜蜂模式，其商業原則以社會公平的理念為基礎，強調企業及其利益相關者的相互依賴性，關注企業與所在社區的均衡發展，重視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環境和諧。萊茵模式強調商業機構在獲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維護歷史、文化和傳統，履行“以人為本”的價值觀，保證社會責任和外部環境的和諧，實現長期可持續的發展。
在《萊茵模式》一書中，阿芙利教授集中在企業發展的“可持續性”方面，對英美模式下股東價值凌駕於其他利益相關者之上，資本的利益凌駕於人的利益之上的事實提出了挑戰。
以德國為例，他們不盲目追求高速、不依靠房地產、不玩金融泡沫，建立起了一個寧靜而強健的商業社會體系。法國倫理和政治科學院院士米歇爾·阿爾貝爾斷言，在強勢的英美模式面前，萊茵模式所包含的“人文價值”和其社會和諧平等的內涵，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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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君子愛財理所當然，謀求合理利益的行為是應該鼓勵的。我們亦不能以純道德的綁架去抑制資本與企業的正常行為。
被我們奉為倫理道德楷模的孔子在《論語·述而》中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可見他並不排斥對財富的追求。有一個故事說：孔子的大弟子子路一次救了一個溺水的人，對方感恩戴德，送給子路一頭牛，子路接受了謝禮。孔子大加讚許，說你幹得好。因為救人就能得一頭牛，以後魯國人再遇到溺水的人就都會踴躍救人了。
當時魯國法律規定，魯國人如果贖買在國外淪為奴隸的同胞，回國後可以找國家報銷。孔子的另一名學生子貢就到處出錢撈人回國，結果當國家要把錢給他時，子貢不收。孔子知道了以後大罵，說一旦你不要，眾人皆知，等於平白提高了道德標準，大家就不會去救人了。
實際上，那些假惺惺以道德為標榜的社會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問題。比如明清兩代，標榜官吏廉明，壓低了官員的俸祿，也抬高了道德標準，偽君子遍地。結果，明清兩代的貪官汙吏數不勝數，出現了和珅這樣的鉅貪。
《論語·泰伯》中，孔子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掙錢不丟人，但是突破道德底線的掙錢，丟人都丟到十八代以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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