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篇文章選自本人新著《商業的邏輯》第六章國際風雲篇，於 2016年 9月 5日發表於《中國企業家》，原題為“新加坡‘中金公司’的警示：大力發揮民企作用，慎用國企身份”。以下為文章全文：
淡馬錫控股公司（以下簡稱淡馬錫）是新加坡財政部擁有 100%股權的政府投資國有控股的資本公司，管理著 23家國聯企業，類似中國的國務院國資委與中金公司的合體。其網站稱：“淡馬錫是一家總部設在新加坡的亞洲投資公司。”淡馬錫集監管和投資於一身，在新加坡經濟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截至 2016年第一季度末，淡馬錫投資組合淨值為 2420億新加坡元（約 11869億元人民幣），比上一財年減少 240億新加坡元（約 1177億元人民幣）。儘管 2016財年的表現不甚令人滿意，但是，在過去 10年間，淡馬錫的投資組合淨值幾近翻倍，令人矚目。
一直以來，淡馬錫以其傲人的成績以及新加坡“華人國家”的特性，讓國人對其多了一份關注。我在新加坡工作、生活 11年，也與淡馬錫打過交道。淡馬錫曾一度是我曾任職的中國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要股東之一。在我看來，淡馬錫在投資上的一些做法的確可圈可點，值得我們借鑑。當下，隨著中國正在實施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國企業“走出去”進行海外投資的步伐逐步加大，淡馬錫的海外資本運作也可以為我國的企業提供啟示。但是，淡馬錫的成功有其特殊的歷史條件和政策背景，無須過多地吹噓其“回報神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淡馬錫模式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和中國企業“走出去”也提供了警示的一面。
只有實施投資目的的多元化才能削減國際風險
作為國有投資公司，淡馬錫的盈虧極大地影響著新加坡經濟的穩定性，這就要求淡馬錫具備較強的抗風險能力。但不可恭維的是，其抗風險能力仍然偏弱，國際市場上的風吹草動都會極大地影響到淡馬錫的盈利，甚至直接帶來新加坡元的貶值。例如，在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淡馬錫 2009財年投資組合淨值便縮水 50億新加坡元；而中國等亞洲國家的經濟增長放緩又直接導致淡馬錫 2016財年 240億新加坡元的虧損。相比之下，沃倫·巴菲特的伯克希爾 -哈撒韋就不致如此。究其原因，淡馬錫相對固化的投資結構使這一現象不可避免。在投資目的地的選擇上，淡馬錫將目光過多地集中於新加坡和其他亞洲地區，這兩者在淡馬錫投資目的地的選擇中所佔比例高達 70%。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淡馬錫在新加坡和中國的資產分別佔投資組合的 29%和 25%，美國位居第三，佔 10%。這三個國家也佔據了淡馬錫近七成的投資量。這樣的投資市場選擇就決定了中國或美國一旦出現經濟波動，或者因為新加坡長期以來在中美之間“走鋼絲”而導致的失衡，以致其中的任何一個國家對淡馬錫採取抵制政策，淡馬錫都將遭受重創。事實上，淡馬錫自身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正在有意識地降低亞洲地區在其投資中所佔的比重，從 2000年前後的 80%逐步降至目前的 70%。
圖 6-1.2006—2016年淡馬錫投資的地理區域分佈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中國企業“走出去”，也應注意這一問題。資產配置在成熟市場與發展中市場的比例，以及在“一帶一路”各個國家中的比例，都要有科學而合理的佈局，多元化的選擇可以有效規避風險，避免“牽一髮而動全身”。從國家角度來講，應該吸取淡馬錫的教訓，高瞻遠矚地指導我國“走出去”企業的海外投資佈局，儘可能多地覆蓋不同地區，以有效地分散和化解風險。
分散投資領域，優化投資結構
“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是投資者奉為圭臬的話語。但是，在實際投資操作中淡馬錫並沒有做到，這顯然值得我國企業警醒。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電信、媒體與科技領域（所謂的 TMT），是淡馬錫投資的最大領域，佔其總投資組合的 25%，而新加坡電信又是其最大的單一投資，佔投資組合的 13%。淡馬錫作為國有的投資公司，單筆投資佔據 13%顯然是一個比較危險的數字。從投資結構來看，淡馬錫對前沿科技的關注和投入較大，基礎性行業所佔據的比例相對較小。這樣的比例結構對我國而言不具有太大的借鑑意義。中國是一個大國，經濟體量遠非新加坡可比。在中國對外投資中，與國民經濟相關的基礎性行業要佔據更加優勢的地位，還要兼顧新興行業和“朝陽產業”。
表 6-1.2014—2016年淡馬錫投資的行業領域分佈
政商關係不是萬能鑰匙
一直以來，淡馬錫特別重視發展良好的政商關係，並從中受益良多，但近年來有些失靈。淡馬錫之前與印度尼西亞政府保持較好的關係，對包括印度尼西亞國際銀行在內的多家企業進行了投資。但是，隨著印度尼西亞政府的更迭，印度尼西亞宣佈了反壟斷法令。這一政策的調整，對淡馬錫在印度尼西亞的佈局造成了較大影響。雖然印度尼西亞財政部長宣稱“並非針對本地的淡馬錫控股”，但是，大眾還是將其看作當局與淡馬錫關係的破裂。在中國也是如此，新加坡當局通過在新加坡舉辦的總裁班、市長班，炫耀新加坡治國理念、推銷淡馬錫經驗、搜挖中國富豪落戶新加坡等做法，使淡馬錫與中國建立了良好的政商關係，也獲得了很多資源。但是，隨著中國反腐力度的加強和程序的規範化，其在華的投資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我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中國企業“走出去”一定要培養市場意識，把政商關係放到其次的地位。雖然良好的政商關係可以提供發展的捷徑，但是，從長遠來看，只有加強核心競爭力，以產品、技術、理念和品牌等服人，才能在海外叢林法則下的投資併購競爭中脫穎而出，讓別有用心的人無話可說，從而為國家爭取利益。
慎用國企身份，合作謀取共贏
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國企所具有的濃重的國家屬性一直被一些國家所警惕，做工程而不是投資的模式也讓中國企業“水土不服”，並因此喪失了一些機會。墨西哥高鐵投資夭折的部分原因，就是國企的國家屬性引起了當地民眾的反感。當年中國海油收購優尼科也同樣遭到美國政府的抵制。在這方面，淡馬錫作為新加坡財政部獨家控股的企業也同樣提供了諸多教訓。2006年，泰國總理塔信家族控股的西那瓦集團與淡馬錫達成協議，以約合 18.8億美元的價格將西那瓦集團 49.6%的控股權出售給淡馬錫。這一舉動激起了泰國大規模的民族主義反彈，並引發了泰國的政治危機。
中資企業走出去要汲取淡馬錫的教訓，不能動不動就以國企的身份“走出去”，這樣不僅會面臨來自目標國政府和民眾的質疑乃至抵制，更將耗費更高的成本以換取妥協。面對這一情況，我們可以有效地發揮民營企業的作用，融合國企、民企兩者的優勢以獲取最大的利益。具體而言，可以促成國企和民企合作，以民企為主體開展海外的競投標，負責前端的相關事宜。一旦做成之後，再引入國企作為戰略伙伴，發揮國企的資源、人力優勢，通力合作，共同運營。這樣的良性循環將有助於快速地打開海外市場，也將增強中國市場經濟的活力，有效地改善當下國企和民企過於“涇渭分明”的不良狀況。
淡馬錫已經走到了第 42個年頭，其在近半個世紀中保持較高的增長率。這其中有值得我們學習的一面，但也有其歷史背景和獨特地理優勢的因素。中國和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相比，始終存在著較大國情上的差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淡馬錫進行批判性的研究和借鑑，而不是一味地追捧，方是中國和中國企業應有的態度。我們應該明白，淡馬錫乃至新加坡當局吹噓與放大淡馬錫“經驗”也有其賺取聲譽資本，博得中國資源的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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