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於清末戊戌年間的那場“百日維新”運動，因慈禧政變而告失敗。慈禧太后臨朝訓政，光緒帝遭囚禁，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海外，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捕遇害，數十名支持維新派的官員被罷免。曾一度支持維新的張之洞也險些被劃入“康梁一黨”，若非首鼠兩端，轉舵較快，加上慈禧太后無意廣為株連，原本也難逃一劫。
維新運動興起之初，張之洞明顯表現出支持維新派之態。1895年8月，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組織的強學會在北京成立，張之洞捐資5000兩作為會費。繼之，康有為欲在上海創立強學會，張之洞也正苦於尋求救世之道，於是在張幕屬梁鼎芬的斡旋下，促成康有為南下與張之洞商議合作組織上海強學會。
人稱“梁瘋子”的梁鼎芬與康有為有同鄉之誼，康有為與梁鼎芬十六舅張鼎華系忘年之交。是年11月康有為來到江寧與張之洞會晤。當時，張之洞正因次子不幸溺死而傷痛不已。梁鼎芬為替其排憂，生出一策，勸張之洞與康有為談書論說“藉以排遣”。經梁鼎芬牽線，康有為在江寧居20餘日，與張之洞隔日一談，每至夜深，從而得以“合請香濤為發起人”，促成張之洞慨然應允捐資銀兩作為會費成立上海強學分會，張之洞被推為會長。
張之洞還支援、贊助宣傳維新變法的《時務報》創刊。上海強學會成立不久，即受北京強學會牽連而停辦。1896年1月20日，頑固守舊人物楊崇伊彈劾北京強學會“植黨營私”，專門販賣西學書籍，北京強學會因而被查禁。張之洞聞之恐受牽連，立即電囑停辦上海強學會。但維新人士並未就此放棄維新變法主張，黃遵憲等欲籌辦《時務報》，經屢次致函向張之洞求援，終於促使張之洞支援《時務報》，並派出舊屬汪康年協助，使得該報於1896年8月9日創刊。
但張之洞畢竟不是徹底的維新派，他在維新變法中可謂首鼠兩端，並試圖將維新活動納入所謂“中體西用”的洋務軌道。特別是1898年康、梁組織保國會後，頑固守舊派詆譭排斥之勢日盛，光緒與慈禧的帝后黨爭如箭在弦。幾經政治風雨，諳熟政局走勢的張之洞認定“康梁必敗”，並深恐自己被人揭露與維新派的關係，急欲表明在政治上忠於慈禧而有別於康、梁的心跡。
於是，在梁鼎芬等的謀劃下，張之洞將那原本提倡變法的《強學篇》大加修改，易名為《勸學篇》，其內容以忠君愛國、尊經守道為說教，隱示新法不可行、舊法不可變之意。10月16日，張之洞又授意梁鼎芬、朱一新等將書中忠君衛道部分加以檢注，重編成冊，而後收入《翼教叢編》，成為反對維新之代表作。又將《勸學篇》精繕成冊進呈慈禧御覽，表示反對變法之態度。此間，張之洞還創辦自己的輿論陣地──《正學報》，“以昌明正學，宏揚聖道”，表其忠君衛道立場。口誅筆伐康黨為“無父、無君、無人理之逆犯”，其疏劾維新志士的文章“詞氣壯厲”，忠君情切，被“合刊千本，分散兩湖人士”。
為讓自己在戊戌政變的風浪中站穩腳跟、免受牽連，張之洞可謂費盡心機。頗有意思的是，“守舊”之《勸學篇》當年卻為意見相左的帝、後兩黨共同青睞，而張氏在戊戌政變後不僅未遭貶，反獲重用，其書亦為朝廷所大力推行。故後人常言，張之洞善逢迎，“中體西用”論，涵義廣泛，立論模稜，其間留有不少迴旋伸縮餘地，讓朝廷人士來作官式的詮解，自圓其說，藉此掩護滿清帝制，此言大約不差。
儘管如此，在當時還是有不少朝野權貴把張之洞劃入“康梁一黨”，而且對其《勸學篇》提出非議。戊戌當年便有人上奏：“西學為用，中學為本，此欺人之談也。”又有葉德輝直言：張之洞觀念與康、梁主張“雷同”。其實，看出張之洞與康有為觀念相通者何止葉德輝一人。徐桐到庚子年仍指斥“《勸學篇》盡康說”。若慈禧太后有意罷黜張之洞，理由原本也充分。張之洞能借《勸學篇》以免禍，實因慈禧太后覺察到政變後“六君子”被殺，久已平息的滿漢軫域又見長，故審時度勢借《勸學篇》為由放他一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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