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康在看过《大秦帝国裂变》后，记忆最深刻的桥段便是嬴虔讲述“栋梁拆”这个小游戏，看似简单的竹筷游戏，他避世研究了二十载，是因为他琢磨的是游戏背后的博弈、他要明拆的是商鞅这个栋，暗拆的是甘龙为首的老氏族这个梁，就这一点他就比嬴驷要看的更透彻。

《大秦帝国裂变》毕竟是小说，不是历史，但子康认为这一桥段设计得极为巧妙，很好地解释了嬴驷杀商鞅而不废商鞅之法的原因，毕竟一个好的故事比无数对历史的假设更加吸引人。

秦国的境况

秦献公征战一生，用穷兵黩武形容不为过，与当时的霸主魏国相争、与游牧民族相斗。以战养战，国力不堪的秦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粮食已经征收不到），秦国这头瘦狼如果继续战斗下去，只能力竭而亡，然而当它停下战斗的时候，徘徊的虎豹会发起反扑。

秦献公终究未将君位传授给更像自己的嬴虔，而是传给了嬴渠梁，因为后者所要寻求的是生息的出路。以战养战的马车终是停下了疾驰的车轮，随着它车夫的逝去，退出了秦国国策。

此刻秦国羸弱不堪，继位的秦孝公威望不够。秦国两大势力为老氏族和嬴氏公族，嬴虔不仅有老氏族的支持，在军中的影响力也高于嬴渠梁。嬴渠梁有的是嫡出身份和他母亲所掌握的公族。如果说献公让嬴虔立誓放弃君位，是断了他夺权的法统，那么孝公母亲以情以威制约嬴虔，则是断了他夺权的情理。嬴渠梁的地位勉强在角力平衡下得以稳固，他现在所要思考的是如何让积弱不堪的秦国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得以生存。

入秦变法

嬴渠梁渴望人才、渴望天下名士聚集秦国，不惜冒着得罪氏族的风险而拒绝甘龙举荐氏族人才，而是向山东六国大发求贤令。然而此刻秦国在天下眼中，是穷若的代名词，他所能募集到的名士多为寒士、声名一般的学士，不得不说商鞅的到来，是嬴渠梁和秦国的大幸，而嬴渠梁何尝不是商鞅的大幸——君若许臣以信任，臣将还君以天下。

除了外战不绝外，秦国同样面临着内耗不止，氏族之间、家族之间为土地、水源等资源的械斗屡禁不止，甚至他们背后的势力乐见于此，煽风点火。

这也是为什么嬴渠梁不用儒、墨等当世显学原因——外敌犹在何以求仁？内仇未清怎当兼爱？更遑论王霸之道。

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本文不再详述，其中与秦国壮大息息相关主要内容有：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编户制；废贵族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等。

商鞅要变的是自周立国来延续多年的旧制、是对新军功地主阶级的策略、是对经济和军国的方略。对症下药的变法，商鞅不是第一个，但他是进行的最彻底的一个，他有信任他的宏志国君和建立的变法班组。

相比于上文和史书侧重的商鞅变法的内容，子康认为商鞅变法最成功地是建立了一套秩序——法制。商鞅的法治与周礼倡导的人治、德治，因此他的新法被冠以酷法之名，被山东列国声讨。秩序的建立，是自上而下的意志发起，是立木而信的公信贯穿，是无数拥法的官员组成的官僚机制运作。秩序一方面是悬在秦人头顶的利剑“约束”，秦民在遵守、适应约束中形成习惯；秩序另一方面在规范着执掌秩序的人、阶级的行为。秩序最终的结果是规范其内、其所约束的所有个体都各司其职。

功成栋梁拆

蛰伏关外十数年的悄然发展，秦国的强势以及突显出来了。发展太快、势头太猛，必然引起老霸主们的不安与忌惮。秦国的基础太差，短期的迅猛发展比不了旧霸主们的积累，军事的敲敲打打接种而至。期间大大小小的军事胜利（指挥、军法、士气、补给的综合因素），间接说明了变法的成果。

嬴虔钻研二十年“栋梁拆”不是因为商鞅难拆，而是害怕拆了商鞅这根栋梁，整个新法奔溃。所以，他在等新法的秩序成熟，这需要时间；他在等嬴渠梁和其母的死亡，他可以断了公族的支持向商鞅下手，这需要时机。

当孝公死后，嬴驷（惠文王）继位，不久便开始对商鞅的清算，这一部分子康不想按照剧本去分析，因为与事实偏离太多：

（1）商鞅娶了荧玉公主。事实历史上的商鞅并没有娶过秦国公主。假若他娶了公室公主，那他将进入公族，嬴驷想杀他就不太现实，更不要说车裂。

（2）主角形象树立的过于伟岸。人设光环太过明显，加上王志飞的演技，将商鞅刻画成了完人，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人物，一个为终身志向牺牲一切的人。然而事实上他没有剧本讲得那样大义凛然，在逃亡不得之后选择了带兵作乱；他的人格魅力也没有证据证明，反倒是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评价：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

（3）对军队的影响力被夸大。不可否认，商鞅是具有军事才能，著有兵家权谋的《公孙鞅》。但并没有史料记录他掌握着秦国一定分量的兵权，孝公死后也未留下一支护法军供调度，相反他在变法过程中得罪了不少军贵。

结局辨析

因此，子康会根据历史情况简单分析一下嬴驷为什么要拆商鞅：

（1）战国变法名士的普遍末路。战国名士凭才、凭能周游列国和游说君侯，佼佼大能者往往因其超世的治国才能，受君侯赏识，封侯拜相，得一朝之大权。而往往一个国家对这类名士的需求是阶段性的，而名士在晋升的过程中的往往又是激进式的。他们看似位极人臣，其实他们的根基未稳，而且多非该国之人，在他们所倚仗的国君薨逝之后，他们很快便会遭到旧贵的反扑。虽说，商鞅的失势与死亡是国君的意志，旧贵们未尝没有火上添薪，否则何须诛灭其全族，彻底断了其家族在秦国盘踞的可能。

（2）变革车轮的牺牲者。古来变法名臣如河汉流星般璀璨，他们中却很少有人得以善终，究其原因，变革者均是大刀阔斧的推进自己的政治主张，必然会动很多人的蛋糕，而国君一方面在享受着变革带来的利好、希望其可以持续，另一方面却想着把变革产生的尖锐矛盾得以平息而不祸及社稷，如此变革者自身往往会成为牺牲品。嬴驷欲杀商鞅而留商法，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商鞅死在商法确立的罪行之中，立信立威同时，警示其他权贵。

（3）秩序建立者对秩序的影响力必然受到君主的忌惮。上文分析过商鞅的变法是在建立一套秩序，而这套秩序最顶端的监督者与执法者是孝公和商鞅，就是说孝公和商鞅共同执掌这套秩序与其产生的成果，当有执掌者存在的秩序，它必然在冰冷法条上存在人治的可能，但是这种人治权在王权时代必须属于王，否则会造成君权旁落，这是野心家嬴驷所不能容忍的，他需要取代商鞅的秩序执掌者地位。

（4）酷吏亡于酷刑。商鞅和李斯不是严格意义的酷吏，然而他们共列战国酷吏的名册之中，必然有其杀伐果狠、量刑不情的情况存在，商鞅刑杀700余人血染长河以及逐杀儒士便是明证。人无完人，毕竟历史真实的商鞅不似电视剧里那般带有主角光环，先忧后乐易谈不易做。刑罚严苛者，容易激起民愤与官愤，在其獬豸作用实现后难逃请君入瓮的结局，国主又可以借此收割民意，一举多得。自古帝王术，害苦多少帝王臣。

在我等后世的眼光看来，只能说商鞅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他的尸骨长埋荒草丛中，但其短短几十年的生命却推动了历史的马车——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