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康在看過《大秦帝國裂變》後，記憶最深刻的橋段便是嬴虔講述“棟樑拆”這個小遊戲，看似簡單的竹筷遊戲，他避世研究了二十載，是因為他琢磨的是遊戲背後的博弈、他要明拆的是商鞅這個棟，暗拆的是甘龍為首的老氏族這個梁，就這一點他就比嬴駟要看的更透徹。

《大秦帝國裂變》畢竟是小說，不是歷史，但子康認為這一橋段設計得極為巧妙，很好地解釋了嬴駟殺商鞅而不廢商鞅之法的原因，畢竟一個好的故事比無數對歷史的假設更加吸引人。

秦國的境況

秦獻公征戰一生，用窮兵黷武形容不為過，與當時的霸主魏國相爭、與遊牧民族相鬥。以戰養戰，國力不堪的秦國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地步（糧食已經徵收不到），秦國這頭瘦狼如果繼續戰鬥下去，只能力竭而亡，然而當它停下戰鬥的時候，徘徊的虎豹會發起反撲。

秦獻公終究未將君位傳授給更像自己的嬴虔，而是傳給了嬴渠梁，因為後者所要尋求的是生息的出路。以戰養戰的馬車終是停下了疾馳的車輪，隨著它車伕的逝去，退出了秦國國策。

此刻秦國羸弱不堪，繼位的秦孝公威望不夠。秦國兩大勢力為老氏族和嬴氏公族，嬴虔不僅有老氏族的支持，在軍中的影響力也高於嬴渠梁。嬴渠梁有的是嫡出身份和他母親所掌握的公族。如果說獻公讓嬴虔立誓放棄君位，是斷了他奪權的法統，那麼孝公母親以情以威制約嬴虔，則是斷了他奪權的情理。嬴渠梁的地位勉強在角力平衡下得以穩固，他現在所要思考的是如何讓積弱不堪的秦國在強敵環伺的情況下，得以生存。

入秦變法

嬴渠梁渴望人才、渴望天下名士聚集秦國，不惜冒著得罪氏族的風險而拒絕甘龍舉薦氏族人才，而是向山東六國大發求賢令。然而此刻秦國在天下眼中，是窮若的代名詞，他所能募集到的名士多為寒士、聲名一般的學士，不得不說商鞅的到來，是嬴渠梁和秦國的大幸，而嬴渠梁何嘗不是商鞅的大幸——君若許臣以信任，臣將還君以天下。

除了外戰不絕外，秦國同樣面臨著內耗不止，氏族之間、家族之間為土地、水源等資源的械鬥屢禁不止，甚至他們背後的勢力樂見於此，煽風點火。

這也是為什麼嬴渠梁不用儒、墨等當世顯學原因——外敵猶在何以求仁？內仇未清怎當兼愛？更遑論王霸之道。

商鞅變法的具體內容本文不再詳述，其中與秦國壯大息息相關主要內容有：廢除舊世卿世祿制，獎勵軍功，禁止私鬥；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特別獎勵墾荒；推行個體小家庭制度，編戶制；廢貴族井田制，承認土地私有；推行縣制，統一度量衡等。

商鞅要變的是自周立國來延續多年的舊制、是對新軍功地主階級的策略、是對經濟和軍國的方略。對症下藥的變法，商鞅不是第一個，但他是進行的最徹底的一個，他有信任他的宏志國君和建立的變法班組。

相比於上文和史書側重的商鞅變法的內容，子康認為商鞅變法最成功地是建立了一套秩序——法制。商鞅的法治與周禮倡導的人治、德治，因此他的新法被冠以酷法之名，被山東列國聲討。秩序的建立，是自上而下的意志發起，是立木而信的公信貫穿，是無數擁法的官員組成的官僚機制運作。秩序一方面是懸在秦人頭頂的利劍“約束”，秦民在遵守、適應約束中形成習慣；秩序另一方面在規範著執掌秩序的人、階級的行為。秩序最終的結果是規範其內、其所約束的所有個體都各司其職。

功成棟樑拆

蟄伏關外十數年的悄然發展，秦國的強勢以及突顯出來了。發展太快、勢頭太猛，必然引起老霸主們的不安與忌憚。秦國的基礎太差，短期的迅猛發展比不了舊霸主們的積累，軍事的敲敲打打接種而至。期間大大小小的軍事勝利（指揮、軍法、士氣、補給的綜合因素），間接說明了變法的成果。

嬴虔鑽研二十年“棟樑拆”不是因為商鞅難拆，而是害怕拆了商鞅這根棟樑，整個新法奔潰。所以，他在等新法的秩序成熟，這需要時間；他在等嬴渠梁和其母的死亡，他可以斷了公族的支持向商鞅下手，這需要時機。

當孝公死後，嬴駟（惠文王）繼位，不久便開始對商鞅的清算，這一部分子康不想按照劇本去分析，因為與事實偏離太多：

（1）商鞅娶了熒玉公主。事實歷史上的商鞅並沒有娶過秦國公主。假若他娶了公室公主，那他將進入公族，嬴駟想殺他就不太現實，更不要說車裂。

（2）主角形象樹立的過於偉岸。人設光環太過明顯，加上王志飛的演技，將商鞅刻畫成了完人，一個極具個人魅力的人物，一個為終身志向犧牲一切的人。然而事實上他沒有劇本講得那樣大義凜然，在逃亡不得之後選擇了帶兵作亂；他的人格魅力也沒有證據證明，反倒是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評價：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3）對軍隊的影響力被誇大。不可否認，商鞅是具有軍事才能，著有兵家權謀的《公孫鞅》。但並沒有史料記錄他掌握著秦國一定分量的兵權，孝公死後也未留下一支護法軍供調度，相反他在變法過程中得罪了不少軍貴。

結局辨析

因此，子康會根據歷史情況簡單分析一下嬴駟為什麼要拆商鞅：

（1）戰國變法名士的普遍末路。戰國名士憑才、憑能周遊列國和遊說君侯，佼佼大能者往往因其超世的治國才能，受君侯賞識，封侯拜相，得一朝之大權。而往往一個國家對這類名士的需求是階段性的，而名士在晉升的過程中的往往又是激進式的。他們看似位極人臣，其實他們的根基未穩，而且多非該國之人，在他們所倚仗的國君薨逝之後，他們很快便會遭到舊貴的反撲。雖說，商鞅的失勢與死亡是國君的意志，舊貴們未嘗沒有火上添薪，否則何須誅滅其全族，徹底斷了其家族在秦國盤踞的可能。

（2）變革車輪的犧牲者。古來變法名臣如河漢流星般璀璨，他們中卻很少有人得以善終，究其原因，變革者均是大刀闊斧的推進自己的政治主張，必然會動很多人的蛋糕，而國君一方面在享受著變革帶來的利好、希望其可以持續，另一方面卻想著把變革產生的尖銳矛盾得以平息而不禍及社稷，如此變革者自身往往會成為犧牲品。嬴駟欲殺商鞅而留商法，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商鞅死在商法確立的罪行之中，立信立威同時，警示其他權貴。

（3）秩序建立者對秩序的影響力必然受到君主的忌憚。上文分析過商鞅的變法是在建立一套秩序，而這套秩序最頂端的監督者與執法者是孝公和商鞅，就是說孝公和商鞅共同執掌這套秩序與其產生的成果，當有執掌者存在的秩序，它必然在冰冷法條上存在人治的可能，但是這種人治權在王權時代必須屬於王，否則會造成君權旁落，這是野心家嬴駟所不能容忍的，他需要取代商鞅的秩序執掌者地位。

（4）酷吏亡於酷刑。商鞅和李斯不是嚴格意義的酷吏，然而他們共列戰國酷吏的名冊之中，必然有其殺伐果狠、量刑不情的情況存在，商鞅刑殺700餘人血染長河以及逐殺儒士便是明證。人無完人，畢竟歷史真實的商鞅不似電視劇裡那般帶有主角光環，先憂後樂易談不易做。刑罰嚴苛者，容易激起民憤與官憤，在其獬豸作用實現後難逃請君入甕的結局，國主又可以藉此收割民意，一舉多得。自古帝王術，害苦多少帝王臣。

在我等後世的眼光看來，只能說商鞅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他的屍骨長埋荒草叢中，但其短短几十年的生命卻推動了歷史的馬車——是非功過留給後人言。